她是民国交际皇后，两婚皆遇渣男，败光千金后病死，儿女没钱安葬

1967年，台湾一家医院里，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悄然离世，没人发现她竟是昔日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交际皇后。

她生得极美，却命运多舛，两段婚姻皆遇渣男，晚年败光千金后病死，儿女没钱安葬。

她到底是谁？她又是如何从交际皇后沦落到如此地步的？

才女锋芒

她叫王右家，1908年出生在湖北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官，与剧作家曹禺之父不仅是同乡，还是旧交密友。

也正因这层关系，曹禺的母亲干脆认了王右家做干女儿。

那时候的王右家，自然地在曹家出入如常，两人青梅竹马，性格迥异却也投契。

王右家继承了家族的教养与曹家女性特有的风骨，既有贵族女儿的恬静温婉，又不乏自信张扬。

她先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春明女中、北京女子大学，穿着讲究、言行得体，是校园中自带光环的存在。

1928年，20岁的王右家远赴重洋，只身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

美国的自由风气并未彻底吸引她，尚未取得学位，她便突然中止学业，收拾行囊返回祖国。

她没有回北平，也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奔向上海。

彼时的上海，十里洋场，霓虹闪烁，豪门显贵、文人雅士、风月人物皆聚此地。

王右家一脚踏入这个繁华都市，便如鱼得水。

她有足够的资本傲视群芳：姣好的面容、出挑的气质、干净得体的言辞、洋派的谈吐与见识，这些都让她在社交场如一颗新星般迅速崛起。

而她，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位被人赞美的美人。

为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核心圈层，她选择进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这既是为生计开路，更是借由文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她接手了《益世报·妇女周刊》的编辑权，这份曾由苏雪林主笔的周刊，在她手中变得更为新潮、大胆。

她以“王康垒”为笔名，撰写大量文章，倡导女性自立自强，也针砭时弊，不乏锋利之语。

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舆论环境中，她却偏偏能以“女权先声”的姿态崭露头角。

她的文章犀利中带着情感，知性中不失灵动，人们读她的笔锋，更想见她的本人。

于是，王右家以写作为引，在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建立起自己的名声。

她总是谈笑风生、言辞得体，善于倾听，也懂得收敛锋芒。

她可以一面在晚宴中与外国领事交谈流利英语，一面又在书房中，挑灯夜写妇女解放的评论稿。

不久，她便成为上海社交场上有名的交际花，甚至有交际皇后的之称。

为爱出走

1931年的某个春夜，王右家身着一袭裁剪得体的旗袍，步入一次文人雅集的晚宴。

晚宴上，她遇到了彼时在政学两界颇有声望的才子罗隆基。

他比她年长十二岁，已是人夫，在政界担任要职，还是《益世报》的主笔，文章风骨俱佳，气度沉稳中带着锋芒。

宴席之上，罗隆基娓娓而谈，文史政经信手拈来，侃侃而谈之间，眼神偶尔流转到王右家身上，不带丝毫轻佻，却又藏不住赏识。

而王右家，已是见惯世面、游刃于社交场的女子，可这一夜，她却在罗隆基的从容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心动。

当晚宴席散了之后，他们两人在走廊的角落交谈了许久。

他提起《妇女周刊》的文章，赞她文采锐利、风骨自立；她却笑说自己写字是为了生存，顺便留个名字而已。

彼时的王右家，已有婚约在身，未婚夫是她干妈的儿子，门当户对，远在海外求学。

而罗隆基与妻子张舜琴虽未分居，却早已貌合神离。

一个是“知我者谓我心忧”的慰藉，一个是“为我心者，愿舍一切”的冲动。

几次往来之后，王右家竟真的退了婚。

她的父亲闻讯震怒，连夜登报声明，宣布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以儆家门之耻”。

消息一出，王家的名声在北平、在上海、在政坛和文坛都掀起了涟漪。

而王右家却没有动摇，她没有去信解释、没有流泪求情，只是收拾行李，搬入罗隆基在霞飞路的小洋房。

那一年，她23岁，正是盛年，七年的光阴，从情人到“外室”，从风雨同舟到风言风语，王右家一概不问。

她以“王康垒”为笔名，继续在《益世报》撰写专栏，写时政，也写女性，鼓吹婚姻自由，倡导女权平等。

在那个动荡却又激情的时代，她与罗隆基的家，成了文化沙龙的聚集地。

从张君劢、沈钧儒到周恩来、邓颖超，文人政客、思想先锋，纷至沓来。

王右家在客厅摆满花卉、书籍，亲自设计菜品、挑选酒水，用她的一颦一笑维系这个群星璀璨的小世界。

直到1938年，张舜琴终于愿意离婚，罗王二人方才领证，结束了七年未名无分的同居岁月。

婚后的王右家，愈加坚定地投身文化事业，继续编辑《妇女周刊》，也在多个社团讲学。

她不像传统的“贤妻”，不事针线、不求稳妥，而是站在罗隆基背后，为他的民主事业奔走，也站在女性前面，为她们争自由呼声。

可她不知道，她所倚仗的这场“理想主义的婚姻”，终究会变成一场自负与纵容交织的苦难伏笔。

梦碎情伤

1940年代的重庆，山城雾气缭绕，战火余烬下的街巷喧嚣与紧张交织。

王右家与罗隆基的婚姻，表面上看似坚固，实则暗潮早已涌动。

罗隆基是个才子，但更是个“多情公子”，自青年时代起，他便对风月场所并不陌生，婚后也未收敛。

他常以“浪漫自由”为名，行“逢场作戏”之实，那些诗文唱和、书信往来，本该是文人的高雅，却在他手中变成了暧昧的证据。

更讽刺的是，这些风流对象中，不乏王右家的闺中密友吕孝信、杨云慧。

王右家起初并不在意，她自信于自己的美貌与才情，坚信纵然丈夫一时贪欢，最终仍会回到她身边。

她安慰自己：“他是才子，多情是本性；我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这种自我催眠，让她容忍了数不清的风言风语，直到那一天，一切都戛然而止。

那是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清晨，本应是两人举杯相对的温情时刻，门外却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杨云慧泪眼婆娑，开口索要“情书”，王右家将丈夫多年藏匿的木箱搬到眼前，掀开盖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堆着厚厚一叠信件。

她本以为不过是寻常的暧昧话语，心里虽酸，却也不至于动摇。

可当她抽出一封，随意展开，却在字里行间读到那行字：“我要与右家离婚，娶你为妻。”

那一刻，她的忍耐、她的成全、她的自信，尽数在这一句话里土崩瓦解。

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歇斯底里，相反，她安静地收起几件衣物，关上行李箱，转身离开。

罗隆基傍晚归来，才发现妻子已不告而别，他如梦初醒般惊慌，日夜守在她的寓所前，苦苦哀求，甚至不惜放下身段，用尽挽留的言辞。

但王右家铁了心，曾经她为爱奋不顾身，如今，她也能为尊严决绝转身。

她搬离重庆，远赴成都，罗隆基便追去成都；她再赴昆明，他又追到昆明。

直到她经由印度前往英国，他依旧穷追不舍，可这一切，终究挽不回她心中那道裂缝。

抗战结束后，她回到上海，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这一段曾轰轰烈烈的恋情与婚姻，终结在签字的刹那。

再遇渣男

离开罗隆基之后，王右家没有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而沉寂，反而愈发妩媚动人，眼神中多了一份历练后的冷冽与倔强。

那时的她，虽已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少女，却正是最明艳的年纪。

身边的追求者络绎不绝，有政客，有商人，有文人，甚至不乏昔日的友人伸出橄榄枝。

可王右家心中始终有一股执念：这一次，她要找一个更有分量的男人，一个能盖过罗隆基的存在。

她不愿低头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更不愿在旧人面前显得狼狈。

于是，当茶叶大王唐季珊出现在她的生命里，她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再度出嫁。

唐季珊的名字，在当时的上海滩绝对声名狼藉。

他不仅是茶业巨商，更是风月场的常客，更为人诟病的是，他曾与当红影星阮玲玉有过纠缠，甚至被视为逼迫阮玲玉香消玉殒的罪魁祸首。

这样一个满身污点的男人，本不该进入王右家的眼中。

但她偏偏看中了他的“首富”身份，仿佛这份财富和地位，能让她在世人面前重新昂首。

婚后的日子，王右家凭借美貌与交际手腕，确实让唐季珊的生意风生水起。

她频繁出入宴会，周旋于达官显贵与商界大亨之间，将唐氏茶叶推向更广的市场。

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港湾，可唐季珊骨子里的风流本性，岂是一个妻子能约束的？

即便身边有王右家这样的尤物，他依旧流连于舞厅与酒吧，对年轻女子投以疯狂的热情。

茶业生意交由王右家打理，他则乐于沉醉声色犬马。

终于，当他与酒吧女郎的风流韵事暴露时，王右家再一次选择了离开。

离婚后，她带着孩子赴香港谋生，试图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人脉开辟自己的商业道路。

她摆脱了情感的幻想，开始一心扑在事业上。

可生意场并非社交场，她在交际中游刃有余，却在投资中屡屡受挫。

市场冷酷无情，她的骄傲与固执让她拒绝别人的援手，也拒绝那些依旧愿意资助她的追求者。

这份孤傲，终究让她一次次碰壁，资金链断裂，投资失败，昔日的“交际皇后”沦落到变卖首饰度日。

最后，她带着仅存的积蓄辗转回到台湾，彼时的她，已经从昔日的明艳佳人，变成了憔悴病妇。

孤身一人，身边既无丈夫依靠，也无家族庇护，生活的艰辛与情感的荒凉一起压垮了她。

1967年的一个冬日，她因大病住进台北一所医院，昏迷几日后，香消玉殒。

去世的那一刻，她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友人，她的子女因生活拮据，连丧葬费都无力承担。

最终，是殡仪馆老板出于怜悯，免费为她安排了葬礼。

那位曾经是上海滩最耀眼的女子、交际场的女王、才子笔下的灵感与传奇，竟在无人问津的荒凉中，草草告别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