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中国可以快速崛起？英媒分析：离不开这三位“推动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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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Y

前言

回想新中国成立时的样子，再看看现在，也不过几十年，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让很多西方人惊掉了下巴，他们一直好奇，中国为什么能崛起这么快？

英国媒体曾专门刊发了分析情况，他们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背后，有三位“推动者”功不可没，他们都是在中国的关键时期创造了不朽功绩，那么这三位都是谁？

钱学森：“导弹之父” 搭建国防安全框架

英国《自然》杂志将钱学森定义为 “中国国防科技的奠基人”，认为其在 1955 年回国后的贡献，直接改变了中国 “有国无防” 的被动局面，为后续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全环境。1955 年 10 月，钱学森冲破美国重重阻挠，从洛杉矶启程返回中国，彼时的中国正面临外部军事威胁，国防工业几乎一片空白 ——1950 年至 1955 年，中国军工企业仅能生产简单的枪械与弹药，无法满足现代化国防需求。

钱学森回国后，立即投身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规划。1956 年 2 月，他向党中央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系统提出发展导弹、火箭技术的具体方案，这份意见书成为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同年 10 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标志着中国导弹事业正式起步。

在他的指导下，科研团队仅用两年时间便掌握了导弹设计的核心技术：1958 年 4 月，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 “东风一号” 开始研制，1960 年 11 月 5 日，“东风一号”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行距离达 550 公里，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苏、美、英、法之后，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导弹的国家。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更体现在长远布局上。1965 年，他提出发展 “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整体规划，主张 “导弹与原子弹结合”，提升战略威慑力。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 “东风二号甲” 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与导弹的 “两弹结合”，使中国具备了真正的核威慑能力。

同时，他还推动航天技术向民用领域延伸，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发射成功，其总体设计方案便出自钱学森主导的团队。英国《自然》杂志评价道：“钱学森不仅带来了导弹技术，更搭建了中国国防科技的完整体系，没有他奠定的安全框架，中国后续的经济建设便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

于敏：“氢弹之父” 筑牢战略威慑屏障

如果说钱学森搭建了国防科技的 “骨架”，那么于敏则为其注入了 “核心脏”。英国《自然》杂志在报道中强调，于敏在氢弹领域的突破，使中国在核威慑能力上实现 “从有到强” 的跨越，彻底摆脱了外部核讹诈，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关键的战略保障。1961 年，于敏接受国家秘密任务，投身氢弹理论研究，彼时的中国在氢弹领域几乎毫无基础 —— 国际上仅有美国、苏联、英国掌握氢弹技术，且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甚至不公开氢弹的基本原理。

于敏带领团队开启 “从零到一” 的探索。他放弃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 “泰勒 - 乌拉姆” 构型思路，独辟蹊径提出 “于敏构型”，通过理论计算与模型推演，逐步攻克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1965 年 10 月，于敏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用国产计算机完成了氢弹核心部件的理论设计，提出 “分层压缩” 的关键概念，为氢弹爆炸试验奠定理论基础。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 330 万吨 TNT，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中国仅用了 2 年 8 个月，远短于美国的 7 年 3 个月、苏联的 4 年，这一速度震惊世界。

于敏的贡献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长期的战略坚守。1976 年，他主导设计的 “东风五号” 洲际导弹核弹头研制成功，使中国具备了远程核打击能力；1980 年 5 月 18 日，“东风五号” 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射程覆盖全球主要目标，标志着中国核威慑能力进入新阶段。即使在和平时期，于敏仍持续关注核技术的发展，2009 年，他提出 “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建设” 的长远规划，为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英国《自然》杂志援引北约军事专家的评价称：“于敏构型的突破，使中国在核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这种战略威慑能力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安全保护伞’。”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国防安全之外，粮食安全是中国崛起的另一大基石，而袁隆平正是这一领域的 “守护者”。英国《自然》杂志指出，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 “吃不饱饭” 的问题，为人口大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民生保障，也为后续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奠定了物质基础。1960 年，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试验田发现一株 “天然杂交稻”，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粮食短缺问题 ——1959 年至 1961 年，中国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仅 200 公斤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饥荒。

袁隆平从此踏上杂交水稻研究之路。他顶着 “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无杂交优势” 的学术质疑，坚持开展试验。1970 年 11 月，他在海南三亚发现一株 “野败”（野生雄性不育稻），为杂交水稻研究找到关键突破口；1973 年，他带领团队实现 “三系法” 杂交水稻配套成功，即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使杂交水稻能够稳定遗传。

1976 年，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达 208 万亩，平均亩产比常规水稻增产 20% 以上，当年便增产粮食 30 多亿公斤，一举解决了中国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

袁隆平并未止步于 “三系法”。1995 年，他主导的 “两系法” 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简化了种植流程，进一步提升了产量；2014 年，“Y 两优 900” 超级杂交水稻试验田亩产达 1026.7 公斤，突破千公斤大关；2020 年，“第三代杂交水稻” 在湖南衡南试验田亩产达 1530.76 公斤，再创世界纪录。截至 2025 年，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超过 5 亿公顷，增产粮食超 1.5 亿吨，不仅解决了中国 14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向印度、越南、菲律宾等 30 多个国家推广，累计种植面积超 1 亿公顷。

科技人才与国家发展的共生关系

《自然》杂志在报道中强调，钱学森、于敏、袁隆平三位科学家的贡献，并非孤立的个人成就，而是 “国家需求与个人理想” 结合的产物，这种共生关系是中国快速崛起的重要密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与粮食问题是最紧迫的需求，而三位科学家恰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形成了 “问题导向与技术突破” 的精准对接 —— 钱学森对应国防需求，于敏对应战略威慑需求，袁隆平对应粮食需求，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发展的 “安全 - 民生” 双底线。

英媒还注意到，中国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与支持，为这些突破提供了制度保障。1956 年，中国制定 “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将导弹、原子弹、农业科技等列为重点领域，为钱学森、袁隆平提供了科研平台；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重申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于敏等科学家的研究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进入新时代，中国持续加大科技投入。

2025 年研发经费投入达 4.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2.8%，为科技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这种 “国家主导 + 人才驱动” 的模式，使中国能够集中力量攻克关键领域的难题，实现 “重点突破、带动全局” 的发展效果。

结语

截至 2025 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 1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470 公斤，远超国际公认的 400 公斤安全线；国防科技领域，中国已形成完整的导弹、航天、核技术体系，“东风” 系列导弹、“天宫” 空间站、“福建舰” 航母等装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经济领域，中国 GDP 总量突破 180 万亿元，人均 GDP 超过 13 万元，城镇化率达 68%。这些成就的背后，正如英国《自然》杂志所分析的，离不开钱学森、于敏、袁隆平三位 “推动者” 在关键时期的突破性贡献，他们用科技的力量，为中国崛起搭建了 “安全、稳定、可持续” 的发展框架，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科技兴邦” 的宝贵借鉴。

参考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