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林徽因怼，被张爱玲讽刺，被鲁迅瞧不起，为何他们都讨厌冰心

上世纪刚开始那会儿，中国文坛那可是佳人频出啊。有笔锋锐利、愤世嫉俗的鲁迅，有冷眼旁观红尘的张爱玲，还有兼具才情与风骨的林徽因。

在这堆人里头，有个特别独特的女子——冰心。她不写哀伤的事儿，也不谈社会上的弊病，就老在文字里反复描绘“爱与美”。

可这位本该被大家敬仰的才女，却老是被文坛的同行们冷眼相待。林徽因送了她一箱老陈醋，张爱玲说话那叫一个犀利，鲁迅更是讥讽她“爱惜自己的羽毛”。

那为啥在那个乱糟糟的时代，冰心就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呢？

文坛的一股清流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革那叫一个翻天覆地，各路文人跟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都拿着笔杆子，有的同情老百姓，有的抨击制度，有的对时代发出怒吼。

在这堆笔杆子里，有个专门写“母爱”的女子，感觉就像跑错了地方，她就是冰心。

在那个“文以载道”的年代，大多数作家的文字都很沉重，是用来“惊醒世人”的。

他们去贫民窟找故事，在兵荒马乱里找题材，宁可自己深陷泥潭，也不写那些不痛不痒的梦。

冰心呢，就好像在逃避，她不忍心把孩子眼里的世界弄脏，不想让读者看到悲剧里的痛苦和鲜血。

她老是讲“爱”，讲“自然”，讲“希望”，她笔下的世界有花有月，却很少有愤怒和刀光剑影。

所以啊，在大家都追求沉痛和激烈的时候，她的安静和温和，反倒成了一种“异类”。

但她不是不懂时代的苦难，只是选择不写。对别人来说，这是回避，对她来说，却是坚守。

她不肯让自己的笔沾上苦难的颜色，更不愿意把愤怒卖给读者。可在战火纷飞、国家动荡的背景下，这显得太软弱了，甚至有点“不合时宜”。

而且啊，文坛可不是慈善的地方，好多作家看不惯她这种“写美好幻想”的风格。对他们来说，文字得承担责任，不能只是“哄小孩”。他们在战斗，而冰心却在吟唱。

这种分歧，让她在文人圈里越来越孤立，也就有了鲁迅、张爱玲、林徽因等人对她的各种评价。

鲁迅的评价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鲁迅和冰心没发生过激烈的正面冲突，也没见过激烈的争论，但从鲁迅的字里行间，能感觉到他对冰心“不以为然”。

要说近代中国文坛最有杀伤力的一支笔，那肯定是鲁迅的。他的文字直来直去，不做过多修饰，而且“句句见血”。

他批判旧制度，骂假道学，连同行都不放过。鲁迅眼光特别犀利，最擅长从人群里挑出“虚伪”的人，毫不留情地揭开他们的面具。

而冰心呢，正好站在他特别不喜欢的“温良恭俭让”那边。

他对文字的期待，不是温情地安慰，而是像电闪雷鸣一样的警钟。他觉得写作，就是给人“治病”的过程，就算要割开皮肉、流血疗伤，也得这么做。

他最讨厌那种“粉饰太平”的话，而冰心呢，就给人一种“不想看丑恶”“只执着于美好”的感觉。

她用特别温柔的目光看世界，就算身处动荡，也能从某个地方捡起花瓣，写下希望。她对母亲的赞美，对童真的守护，对自然的亲近，在鲁迅眼里，几乎就是“没用”。

在鲁迅看来，这样的表现，不但小题大做，还近乎做作。他不明白，在那个国家破碎、人民受压迫的时代，怎么还有人能写出“阳光温暖”的诗句，能对着“母爱”反复歌颂。

他怀疑这种风格是不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不是不愿直面苦难的自我安慰。

更重要的是，鲁迅对“文人”这个身份有很强的使命感。在他看来，文人不能只说好话，更不能只讲故事。

他希望作家有胆量戳穿假象，敢于揭露真相，能在沉默的社会里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

所以啊，冰心的温和与克制，鲁迅没法理解，这可能也是他不称赞冰心的原因。

他敬重有斗争精神的笔，不太能容忍过于“干净”的文风。他要的是“除奸的匕首”，而不是“安神的香料”。

所以，他可以骂郭沫若，也能怼胡适，但对冰心，更多的是避而不谈，只在一些地方写下一两句讽刺的话，表现出一种冷处理的“边缘态度”。

但也正因为这样，这段“批评关系”才更有意思。冰心没因此改变风格，鲁迅也始终没直接对她“开炮”，两人的沉默和冷淡，其实就是最强烈的对话。

张爱玲的评价
民国的文坛，就像一张四方桌，上面坐的不是温和的说书人，而是一群锋芒毕露、各有想法的作者。在这张桌子上，张爱玲和冰心从来没真正“坐”到一起过。

外界常常以为，就因为两人都是女作家，就应该有共鸣、相互欣赏，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张爱玲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冰心是一路人。

张爱玲的文字，就像一面打磨得特别光滑的镜子，照出了人心最深处的瑕疵和裂痕。她很冷静，甚至有点冷酷，从不回避生活的沉重和丑陋。

她擅长描写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压力下怎么挣扎生存，那些看起来软绵绵的句子，却藏着尖锐的钩子，直戳人心。

而冰心呢，就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她描绘的母爱，是纯洁无瑕的；她歌颂的童真，是一点灰尘都没有的。

两人风格上的巨大差距，也注定了她们很难认同对方。张爱玲更愿意和苏青这种“敢写、会写”的女作家一起。

苏青的作品有市井气息，也有锐气，她能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也敢讽刺中产阶级的虚伪。她和张爱玲一起被称为“海上双璧”，两人互相欣赏、互相支持，文字风格很相似。

相比之下，冰心被张爱玲看成是“温吞水”，不是因为她不写真实的事儿，而是她“不敢深入”。

张爱玲觉得冰心是那种只愿意写盛开的桃花，不愿意写凋落的花朵的人，只喜欢讲安慰的话，不喜欢讲痛苦的事。她觉得冰心的文字太洁白了，让人觉得不真实，不可信。

这种看法不是因为嫉妒，也不是恶意中伤，而是审美和思想的根本不同。一个冷静分析，一个情感主导；一个在冷色调里找真相，一个在暖色调里讲希望。

张爱玲也许从来没公开“攻击”过冰心，但她几次谈话里提到“别拿我和冰心比较”，就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

所以啊，她宁愿和苏青在尘世里摸爬滚打，去感受市井的百态，也不愿意走进冰心那片纯净的土地。

这种立场，不是张爱玲的偏执，而是她对文学功能的深刻理解。

她要用文字拆掉虚伪的面具，不是堆砌美丽的窗帘。而冰心笔下的一切，总是太完美了，反而像一场过度排练的舞台剧。

最后，两人就像两道平行的光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却永远不会相交。

林徽因的评价

在民国文坛的众多女子中，林徽因和冰心，都是光芒四射的存在，也是一对彼此看不顺眼的“同行”。

世人常常称林徽因为“建筑界的玫瑰”，也有人叫她“民国最美才女”。

而且啊，她的美和才都很出众，她的朋友圈里，有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等“大人物”，交际很广泛，姿态也很从容。

而冰心呢，则是另一种样子。她从小接受传统的家教，又在国外接受了新派思想的洗礼，却始终保持着保守和克制。她对待感情，总是很节制；对人情世故，也很谨慎。

这两位女子的关系之所以变差，还没建立起友情，就被一场“诗意的讽刺”给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事情是从一场“探病风波”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因为生病住院，经常有文人雅士去看望她。

其中徐志摩去得最频繁，他总是手捧着花束，带着一脸痴迷的神情去。这事儿被传得沸沸扬扬，最后传到了冰心耳朵里。

冰心虽然没说话，但有一天悄悄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我劝你》。诗里没指名道姓，但字字句句都藏着对“某些女性交往不谨慎”的不满。

诗里提醒“已经成了别人妻子的人”要分清距离，别沉迷于浪漫的情愫，不然后果很严重。

这首诗一出来，文坛顿时就炸开了锅。知道内情的人都能明白，纷纷猜测这是冰心在“敲打”林徽因。

林徽因当然也听说了，她虽然没公开回应，但心里肯定很生气。这种“暗箭伤人”的方式，在她看来，是一种缺乏坦荡的刺痛。

这场“诗意的警告”还没结束。几年后，冰心又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喜欢交际的太太，热衷于在家里招待文人雅士，各路男士频繁登门，和女主角的关系若即若离。

文人总喜欢在字里行间藏暗喻，读者也喜欢从文字里找线索。一时间，文坛的人几乎都一致认为：这又是冰心向林徽因发出的文笔冷箭，虽然没点名，但巧合太多了，足以让人猜测。

林徽因可不是软弱的人，她没说话，却直接寄了一箱山西老陈醋作为“回礼”。有人说这是她的幽默，也有人说这是赤裸裸的讽刺。

一个送诗，一个送醋，两位民国女作家，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

这场“醋意”背后，藏的不只是文学上的争论，更多的是价值观的碰撞。

林徽因活得很热烈，也很张扬，她崇尚自由，敢于追求感情。在她看来，和异性交往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坦荡就行。

而冰心则始终坚守“男女有别”的分寸感，认为女性应该端庄持重，对待感情要洁身自好。

所以啊，她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女性立场：一个拥抱感情的复杂，一个坚守理想的纯净。

要是放在现在，也许她们只是彼此欣赏不同风格的作家，但在当时，这种观念上的分歧，注定了她们很难和解。

直到多年后，林徽因去世，冰心也老了，那场关于诗和醋的争执，才慢慢被时间淹没。

在那个文人们大多以笔为武器、以文为利剑，争先恐后地揭露黑暗、质问现实的时候，冰心却始终守着一片温柔的世界，把爱、童真和自然静静地写进文字里。

或许就是因为这份不合时宜的“安静”，她成了张爱玲眼里“格格不入”的人，成了鲁迅笔下“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也成了林徽因情绪里那个“酸涩”的存在。

但站在现在回头看，我们不难发现，冰心之所以被排斥，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才情，而是她用另一种方式回应了时代的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