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绝中央的任职邀约，坚持回乡当老师

1949年3月23日凌晨，西柏坡的灯还亮着。毛泽东放下手里的电报，对面坐着的女同志却轻声说：“主席，给我一张去学校的介绍信就行。”这位发言的，正是代号“明月”的王一知。那一刻，山村里的春寒似乎突然退去，所有人都听见了她拒绝高位的第三次回答。

王一知1901年出生在湖南芷江侗乡。父亲曾执掌朝廷衙门，却依旧循规蹈矩。母亲打碎一只瓷瓶便被责罚，幼年的她由此记住了封建枷锁的冰冷。十四岁丧母，少女逃离家庭，靠勤工俭学读完芷江女子师范。身无分文，她把母亲留下的一件旧衣当掉换取路费。倔强、沉默，但目光里已藏着热火。

1922年春，她与好友王剑虹乘船抵达上海，在平民女校听李达、陈望道授课。刘少奇从莫斯科归来，带来最新的《联共党章》。课堂间隙，王一知悄悄问：“妇女能否也撑起半边天？”刘少奇记下问题，次日递给她一只印着镰刀斧头的徽章。自此，王一知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年轻的女党员之一。

北京的冬夜干冷刺骨，李大钊常把自己的大氅披到她肩上。老人告诉她：“妇女运动要和工人运动握手。”一句话击中了她的心。1923年，她被派回上海大学做学生工作。张太雷当时任教，一身灰布长衫，偶尔把仅有的西装典当给女学生交学费。互助，信任，爱情也在其中悄悄生根。

1925年五卅运动风暴席卷全国，王一知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排，高举写着“劳工神圣”的布幅。那年夏天，她与张太雷结为革命伴侣。可幸福转瞬即逝。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硝烟弥漫，张太雷在前往指挥所途中遇伏牺牲。听到消息，她抱着刚满月的女儿，整夜无声落泪。第二天，王一知烧掉旧日照片，合上悲痛，以“王一知”这一全新名字投身地下战线。

代号“明月”的传奇始于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临别时只嘱咐一句：“电波不能断。”随后，她化名“杨阿嫂”，在上海豫园衣料行二楼设立秘密电台。李白台、杨健生台、郑执中台三部机轮流开机，保证延安与江南的联络。1942年秋，敌特破门而入。她先递给李白一只布包——里面是频率表和密码本——随后从背窗翻下屋檐，将另一台设备顺水道塞进麻袋。电台保存了，情报线路依旧畅通。多年后，有人惊叹那晚的冷静，她只淡淡一笑：“跳得快，是因为背后有人等着接包袱。”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进入胶着阶段。毛泽东在红岩村客厅亲切询问：“想不想来延安？”她摇头，理由简单：华北还有很多孩子念不起书。于是，她继续留在白区收集情报，直到解放前夕才转赴西柏坡。领导层第三次开出高位，依旧被她轻轻推回。

上海开城，学校百废待兴。吴淞中学被炮火削去半面围墙，窗棂只剩焦黑木刺。王一知背着一袋砖头走进校园：“先把墙补起来，再补课。”她白天指挥抢修，晚上摸黑编写教材。国民党残部破坏秩序，她带着学生自制木盾守校门。工读结合的理念雏形就诞生在这片瓦砾上。

1950年，她调任华北中学校长，行政待遇按部长级，但本人执意下调四级。有人不解，她解释得极快：“多拿钱，心里发烫，讲课就不踏实。”改编为“一〇一中学”后，为凑教学设备费用，她卖掉自己的婚房，款项全部用来购置车床和织布机。师生在课堂之外参加劳动，所得利润转为助学金。试点成功，教育部准备将她调往机关推广经验。第二次邀请，再度落空，她仍旧蹲守课堂。

1964年，她提出全日制重点中学试行半工半读，刘少奇很快批示支持。教改刚见成效，“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她被指为“资产阶级教育代理人”，在操场挨斗数日。有人逼她交代“特务历史”，她只抬头一句：“你们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一份教材，名字叫《怎样保护无线电密码》。”晚辈们至今回想，都对那份从容心生敬畏。

1977年，冤案平反。中央人事部门第三封聘书送到病榻前，她望着窗外校园的梧桐树，再次婉拒。理由依旧：离开学生，气息就断了。此时距她首次执掌校务，已整整二十七年。

王一知一生培养学生数以千计。李铁映、伍绍祖、施光南等人多次回校，他打趣说：“王校长批改过我的作文，用红笔圈了五个‘口号式空洞’。”这种直率的学风，被后辈视作难得的财富。

1991年12月17日清晨，北京初雪，八宝山灵堂外白花低垂。国务院、全国妇联以及老同学、老部下排成长队。李铁映的挽词里写道：“三拒高位，心系讲台；笔尖无声，却胜千军。”短句干脆，却说尽了那位女特工-女校长的一生。

有人统计，王一知曾经使用过十一个化名，却始终保留教师资格证那一个本名。战时电波，和平岁月，同一颗心。不得不说，这种选择，如今读来依旧让人热血翻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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