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路遥死前躺床3个月，爱过5个女人，却只有一人来还是为离婚

1992年8月，一个闷热的午后，西安第三医院的电梯卡在了七楼，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只剩机器忽高忽低的提示音。路遥平躺在病床上，胀痛的腹水让他几乎无法转身，眼睛却牢牢盯着那扇门——他在等人。

门终于被推开，“你把字签了吧，这事儿早晚得了结。”来人低头翻找文件，话不多。路遥喉咙干涩，挤出一句几乎听不见的回应：“好。”那一秒，他明白，多年前写在情书里的海誓山盟，已被现实的钢笔划成了两半。

这位递来离婚协议的女子，正是与他结婚十四年的林达。他们在1970年代末的黄土高原相识，彼此都年轻，彼此都穷，却敢于把全部热望放在对方的笑里。可婚后十几年，孩子、稿费、评奖、出差，种种琐碎如同风沙，长年吹打，爱情终被磨得失真。

回头看去，在林达之前，路遥先后动情四次。1968年冬天，他第一次遇到林虹时，手里还攥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走过雪地，脚步清脆，他的心也跟着咔嚓作响。为了林虹，他干脆把极珍贵的城镇招工指标让了出去。那年头，能进城就意味着跳出农门，可他一句“值得”，堵住了所有劝告。

遗憾的是，半年后林虹随家人远赴外省。邮路越来越长，通信越来越短，最终一封“各自安好”把少年的热血浇成冰渣。路遥彻夜失眠，跑到村口的水潭边，鞋都没脱就跳下去，靠寒冷刺激把自己从绝望里拽回。

第二位姑娘叫严晓华，是西安一家出版社的排字员。她欣赏路遥的稿子，常在铅字间给他夹支香烟。两人关系暧昧，却因单位整顿双双调离，从此杳然。留下的，只是一盒没来得及递出的“红塔山”。

第三段情感则更像文学同道。1982年省作协培训班，路遥对广州姑娘周萍的灵气大为惊叹，两人夜里围着火炉谈托尔斯泰、谈高尔基，谈到烛泪都干。可现实考验来得也快，周萍调往南方，路遥放不下陕西方言里的粗粝，他们都不肯迁就，于是草草散场。

第四个名字外界知之甚少，只叫“小许”。她是陕西师大新闻系学生，对年长十岁的路遥敬爱有加。两人保持半年书信，一句“文学不饿人，但婚姻饿人”点醒了女方，小许毕业后便嫁作他人妇。

直到林达出现。北京知青的气度、能与路遥彻夜讨论稿子又会在煤炉旁包饺子的手艺，让他相信这一次总能修成正果。1978年，他们在延川民政所领证，连彩礼都是借好友的。新婚那晚，他拍着旧木桌说：“给我十年，我写出一部长篇撑起这个家。”

他做到了。《人生》斩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平凡的世界》更拿下茅盾文学奖。稿费线像高压电线一样蹿升，可陪伴他的时间，却被不断压缩。林达白天抱着孩子买菜，晚上守着昏黄的灯泡为他抄稿，久而久之，理解变成了疲倦，疲倦又演变为指责。两口子暗战，一句“小声点，孩子睡了”成了家里的常态。

1991年，路遥确诊肝硬化。医生提出住院，他却推说手头改稿离不开。半个月后，他被腹水折磨得走路都难，才被朋友硬拽进医院。治疗费用不是难题，难的是他根本停不下手中的笔，连护士都埋怨：“再写下去命都没了。”

病床上的最后九十天，他依旧口述修改意见，让朋友们录音。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笑：“稿子不趁热处理，它就凉了。”这句看似豪迈的话，其实透露着深切的不安——他怕时间不给机会，他怕再没力气向读者交代。

三个月里，来探望的人不少，记者、编辑、年轻作家、老同乡，他们送来鲜花与祝福，却带不走他的孤苦。夜深人静时，他常盯着窗外的霓虹发呆；那亮光闪烁，却够不到病房——像极了他的五段爱情，来时璀璨，去时无声。

十一月十七日凌晨，呼吸变得紊乱。友人曹谷溪守在旁边，听他费力地嘟囔：“稿子……别落灰。”随后心电监护器划出一条直线，定格在42岁。茅盾奖执委会的贺电还在途上，女儿的生日贺卡也没寄出，一切都晚了。

葬礼那天，下着小雨，林达带着女儿站在灵车旁久久未动。她把那份早已办妥的离婚证撕成碎片，和雨水一起落进泥土。知情者摇头叹息，不知是惋惜婚姻，还是惋惜天才。

路遥生前常说，写作是与命运摔跤。结果他赢了文学，却输给了生命，也输给了感情中的自己。这一输，让后世读者每翻开《平凡的世界》，都能闻到墨香里隐约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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