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炮制的转轨谬论：法教义学惹谁了？

某同业公号今日首发了一篇题为《》的推文，这篇署名作者为“火吻”的文章，从逻辑、叙事与认知三个维度，煞有介事地推销一种从法教义学到法解释学的所谓“范式转轨”。

只是，整篇读下来，除了谬论横斜，并未见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和说理。气结之余，不禁为法教义学抱屈——不过是为法律适用提供了一套精细化的操作技艺，不过是将散见的判例与条文锻造成体系化的知识传统，不过是让法官的裁判免于即兴发挥、让公民的权利摆脱朝令夕改的命运，却在某些时新的论述中，成了必须被"转轨"的弃儿。

从"法教义学"到"法解释学"的范式转轨论，听来振振有词，实则立基于一连串的概念误读与逻辑跳跃，其背后与其说是学术自觉，不如说是一种急于与西方撇清关系的焦虑，以及将法学研究简化为政策注释的实用主义冲动。如此轻率地否定一个积淀深厚的知识传统，恐怕不是学术进步的征兆，而恰恰是思想上的懒惰与方法论上的不诚实。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法教义学本质上基本就是法解释学。所谓"教义"，绝非论者所言的宗教隐喻或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而是指法律人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解释性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先验的教条，而是后验的智识结晶；不是不容置疑的神谕，而是可被辩驳、修正、完善的论辩基准。将"教义"二字望文生义地等同于宗教诫命，进而推断其带有文化殖民色彩，这本身就是一种粗浅的语言联想，而非严谨的学术分析。法教义学的核心工作，恰恰是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其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等，这与所谓"法解释学"的主张有何本质不同？如果仅仅因为嫌弃"教义"二字不够本土化，便要将整个知识传统连根拔起，那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而非范式革命。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名称，而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学术耐心去钻研那些"精密机器"般的德国或日本体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将其技术内核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论者将法教义学比作"精密机器"，强调其移植后必然"水土不服"，这个比喻本身颇为传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精密机器之所以精密，恰在于其零部件的逻辑咬合与整体功能的协调统一，若因暂时不适应本土气候便弃之不用，转而主张从零开始"重构部门法知识体系"，这无异于将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事实上，法教义学最宝贵的品质，正在于其强大的适应性与自我更新能力。德国民法典的教义学体系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从工业革命到数字时代，不断通过法律评注、判例发展和学说更新实现自我调适；日本在移植德国法的过程中，也未停留在机械复制，而是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解释论传统。所谓"水土不服"，更多反映的是移植者的急躁与功利，而非被移植对象的缺陷。我们若仅在概念表层做粗糙的切割，不愿深入研习其内部机理，便仓促宣判其不适，这究竟是法教义学的局限性，还是研究者自身的浅尝辄止？

更值得警惕的是，范式转轨论将民法、刑法等"经济属性强"的领域与宪法、家事法等"政治文化属性强"的领域进行二分，认为前者适配度高而后者必须体系性重构。这种分类法看似保守克制，实则暗藏危险。它暗示着一个令人不安的命题：技术性强的领域可以"拿来主义"，而涉及价值判断的领域则要"另起炉灶"。然而，法教义学的精髓恰恰在于将价值判断技术化、将政治问题法律化，通过精细的解释论作业，在既有规范框架内为多元价值寻找栖身之所。若因宪法问题敏感便放弃教义学方法，转而拥抱"跨学科视野"与"功能主义思维"，无异于让宪法研究重新沦为政治话语的附庸。所谓的"社会科学、历史学"介入，当然有其必要，但若没有教义学作为规范性的锚点，这些跨学科知识将如脱缰野马，无法转化为可供裁判反复适用的法律标准。到那时，法治的确定性何在？法律人的专业性又何在？

论者对彩礼问题的分析，恰好暴露了这种实用主义路径的困境。将彩礼简单归结为"性别补偿机制"，并认为只有改善女性经济政治地位才能废除彩礼，这一论述看似贴近中国实际，实则回避了法律应有的价值立场。法教义学处理彩礼问题，会将其置于"赠与""附条件赠与"或"对待给付"的概念光谱中仔细甄别，通过请求权基础思维厘清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进而判断其是否违反公序良俗。这种分析框架的优越性在于，它既尊重了习俗的复杂性，又坚守了平等、尊严等现代法律价值。而范式转轨论所倡导的"功能主义思维"，却可能陷入彻底的语境主义，将法律问题完全还原为社会问题，最终得出"存在即合理"的妥协结论。大国固然需要实用主义，但法治大厦的根基必须建立在清晰的规范之上。若事事以本土特殊性为由，拒绝接受已经成熟的教义学分析工具，我们将永远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而只能生产出一堆关于"中国特殊性"的叙事泡沫。

必须承认，论者提出的警惕"外来知识体系通过教育形成法律人共识"的命题，确实触及了当代法学教育的敏感神经。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绝非是削减教义学训练的深度与广度，而恰恰是要通过更扎实的教义学教育，培养出一批能够批判性继受、创造性转化的法律人才。法律人需要"出厂设置"，但这设置不应是特定国别的制度偏见，而应是严谨的方法论、清晰的逻辑思维和对规范权威的尊重。德国法教义学之所以值得学习，不是因为它是德国的，而是因为它在数百年司法实践中证明了自身在保障权利、维护法治方面的卓越效能。我们若因忌惮其来源便闭目塞听，转而拥抱一种模糊 boundless 的"法解释学"，最终培养出的法律人，可能既无继受法传统下的技术精度，也无本土法文化中的价值根基，成为两头落空的"知道分子"。

所谓"规范性多元主义"的追求，听起来兼容并包，实则可能沦为方法论上的机会主义。若既没有体系性的法教义学作为"不变"的内核，又宣称要借鉴各国"具体理论与解决方案"，这种借鉴必然会沦为碎片化的拿来主义，随政治风向与舆论热点而摇摆不定。真正的学术自主性，永远诞生于深入而非浅尝、融贯而非杂糅。我们需要做的，是像当初德国法学家那样，用几十年的功夫，将中国最高法院的指导案例、司法解释和立法理由书，同样锻造成一套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外部回应性的教义学体系。这条路艰辛而漫长，但它是学术的正道。相比之下，改换名称、宣告范式转轨，不过是投机的捷径。

法教义学从未惹谁，它只是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法治的底限。若它真有什么"罪过"，那就是它太严谨、太精细、太强调体系性，因而让那些渴望速成的学术弄潮儿感到不耐烦。然而，大国法治的建设，恰恰需要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耐心。与其忙于炮制新名词、构造新范式，不如静下心来，认真解释好每一条法律条文，梳理好每一个请求权基础，论证好每一次价值判断。当无数个这样的解释论作业汇聚成河，所谓的"自主知识体系"便水到渠成。到那时，我们或许会发现，法教义学从未过时，它只是等待着我们赋予它中国的血肉与灵魂。而那些急于转轨的呼声，终将被证明是一场不必要的学术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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