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12岁杀人无法追责？7月婴儿之死未被立案

当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在乡邻家门口被两名女童带走、虐打直至死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心如刀绞。然而，当悲痛的父亲黎先生寻求公道时，他面对的是“未满12岁，不予立案”的一纸通知，是辩护律师“婴儿母亲应担责90%”的冰冷辩词，以及一纸难以执行的赔偿判决。

这起悲剧，将中国法治与社会治理中一个最尖锐、最无奈的悖论，赤裸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法律的边界：我们为何对“小恶魔”无可奈何？

“未满12岁，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西林县公安局不予立案的决定依据，也是当前中国刑法不可逾越的红线。

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的彭夫律师点明了其中的无奈：“全世界范围内的法律，都是依照人类心智发展情况制定刑事责任追责年龄线，12岁年龄线已经没有再下调的空间。”

法律不是万能的，它的首要原则是普适性和公平性。它必须基于一个社会对绝大多数儿童认知能力的平均判断来划线。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极端案例，就轻易颠覆建立在人类心智发展规律上的基本法律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追究刑责的讨论，确实意义不大。

然而，当法律停下脚步，我们的社会救赎机制，是否跟上了？

二、法律的“之后”，是更巨大的人性真空

法律的判决可以终结一桩案件，但无法终结悲剧的衍生。

• 对施暴者： 9岁和11岁的女孩，她们的行为骇人听闻。但之后呢？她们带着这样的经历和可能并未完全理解的“罪孽”，回到那个同样是留守或单亲的家庭。没有强制性的、系统的心理干预和长期教育矫正，谁能保证她们能真正认识到错误，并回归正途？她们是加害者，某种意义上，也是失败的家庭教育与缺失的社会关怀所共同制造的“受害者”。
• 对受害者家庭： 黎先生的遭遇，是二次伤害的典型。妻子重度抑郁，他不得不“边打工边看着她”；4岁的大儿子被迫留在老家，成为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一个悲剧，让这个家庭陷入了“抑郁-离乡-再次留守”的恶性循环。法院判决的80余万赔偿，因对方“无可执行财产”而几乎成空，法律的民事救济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

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法律在12岁的年龄线前划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线的这边，是受害者家庭坠入无底深渊；线的那边，是两名施暴女童走向未知而令人忧虑的未来。而沟壑之中，是无人填补的、巨大的救赎真空。

三、我们还能做什么？超越刑责之争的迫切三问

在此背景下，与其陷入无法实现的重刑主义争论，不如将愤怒转化为建设性的追问：

1. 第一问：对施暴儿童的矫正，谁负责？ 能否建立一套超越赔偿的、强制性的国家干预机制？对于未达刑责年龄但犯下严重暴力行为的未成年人，应由司法、教育、民政、心理机构联动，对其家庭进行监督，对儿童本人进行长期、专业的心理评估与行为矫正？这并非惩罚，而是为了拯救这两个可能已经扭曲的灵魂，防止未来更大的悲剧。
2. 第二问：对受害家庭的救助，谁兜底？ 当加害方无力赔偿时，受害者家庭就活该在破碎的生活中独自挣扎吗？我们的司法救助制度、社会慈善力量能否及时介入？为黎先生的妻子提供心理治疗支持，为他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打破那个“悲剧衍生悲剧”的魔咒。这不仅是同情，更是社会的责任。
3. 第三问：对留守之殇的根源，谁破解？ 这起悲剧的所有关键角色——施暴的两名女童、无力监管的祖辈、被迫离乡的父母——都是“留守儿童”问题链条上的一环。正如彭夫律师所言，更重要能做的，是“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这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需要整个社会资源倾斜、政策扶持的系统工程。能否建立更多的乡村儿童之家？能否引入专业的社工定期走访？能否为留守家庭提供更多的亲子沟通支持？

法律的归法律，社会的归社会。这起悲剧残酷地告诉我们，法律划定了责任的底线，但人性的救赎没有年龄线。

我们无法用刑罚去惩罚那两个女孩，但整个社会，有责任用教育和关爱去救赎她们。我们无法让逝去的婴儿重生，但整个社会，有责任用制度和温暖托住那个正在坠落的家庭。

不要让黎先生的家庭，在失去一个孩子后，再失去全部的未来。也不要让那两名女童，在犯下大错之后，被社会彻底放弃。填补法律之后那片巨大的真空，需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注、呼吁和行动。这，才是避免下一个“黎先生”出现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