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作战独家战术：通讯兵“明牌”传达指令，越军截获，一脸懵！

1993年，我军和越南的“两山轮战”结束后，温州军分区开了一场特别的表彰大会。在这次的表彰大会上共表彰了9名战斗英雄，按照惯例，大会都会宣传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但是在当时的那场大会上，主持人却只提到了类似“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英勇，不怕艰苦”之类的话，关于这9人的具体事迹一个字也没有透露。

事后，有记者找到温州市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想要帮着安排采访这9位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秘书得知记者来意后说了一句话“这是军事秘密，别到外面说去，他们都是因为会讲温州话而立功的”。

会说温州话为什么会立功呢？当时我军参战部队的战士们来自全国各地，多少都会讲点普通话，作为方言的温州话为什么这么特殊呢？

俗话说的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军交战，军事实力是一方面，情报获取工作也十分重要。当时我军在新式装备方面的研发已经起步，但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当时越南的背后是苏联，上世纪70年代，前苏联为越南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不仅派出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团进入越南军队帮助指挥，还为越南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再加上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缴获了大量美军、法军遗留下来的先进武器，越军的武器装备是优于我军的。

在“两山轮战”打响前，军领导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对参战部队的人员安排和武器配备方面尽可能地进行保障。即便如此，我军战斗初期还是暴露出装备方面的劣势。当时越军已经在老山、者阴山地区构筑了不少阵地，我军向越军前沿阵地发动进攻，随着战斗进程的推进，越军阵地越来越多，指挥部不能跟着部队一起在前线，这就需要通讯联络。当时我军的装备比较落后，营和连以下部队的通话依靠步话机进行，很多时候营部指挥下属部队作战都需要步话机。

但步话机又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病——容易被敌人监听。

为解决这个问题，军营级以上的命令是通过密码交流，营长、连长、排长则配有通讯员，专门用“861”和“龟两瓦”步话机由上至下传达命令，班长自带步话机用于接收命令。尽管这样的通讯方式听起来很方便，但步话机功能和对讲机相似，在直接通讯时容易被敌人窃听。

越军在1979年之前并没有电话监听设备，但苏联作为世界两极之一，在监听装置方面的研究早有一定水平。越南军方在战斗开始前就请了苏联人为他们训练译电员，还花费巨额资金向世界各国购买先进监听设备，想通过窃听情报得知我军动向。

在战斗前，越军确实通过监听手段获取了我军部分部队的动向，因为中国在1979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和越南联系都比较紧密，不少越南人都能听懂、会说广西话、云南话和普通话，这也就导致我军当时一些部队下达的命令被越军得知，一些部队的行动暴露在敌人监控之下。

据参战老兵回忆，在对越还击战打响后，我军的联络方式总被敌人破译，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发现这一情况后，军指挥部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头疼，没有防窃听技术是硬伤，现在战斗已经开始了，且我军的电台数量有限、专业的电报员也有限，给前线的营、连、排临时派发电台也不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军想到了用方言下达命令防窃听。这种传统的防窃听方式在很早之前就出现在了战场上，其效果也是有证可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使用的无线电加密技术还比较简单，敌人通过一些技术很容易破解并监听通话内容，为防止日军窃听，美军曾专门征召过一批印第安纳瓦霍族人担任译电员工作，因为印第安纳瓦霍族人的语言外族人听不懂，这也就导致日军无法通过窃听装置获取情报，保障美军顺利进攻，战后美国人将这些印第安纳瓦霍族人称之为“风语者”。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第60军刚进云南就被日军窃听了军事电话，导致60军作战部署和军事机密泄露，短时间内阵亡5名团长，部队损失惨重。之后60军组建由白族士兵组成的通讯连，使用“白语”通话，日军听不懂，在短时间内难以破译，60军的情报安全得到保障，这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当年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第210团为防止美军截获无线电通讯内容，也临时改用了蒙古语进行通讯，美军听不懂，无法得知我军动向，将210团称为“二战时期的‘风语者’”。

确定应对越军窃听对策后，选择用什么方言来防窃听成为了军指的又一个难题。根据《其实你不懂温州人》一书记载：

“当时我军各部队的战士们都来自全国各地，你讲普通话，敌方会找能讲普通话的人来听，你讲云南话或广西话，敌人也会找会说云南话或广西话的人来听。怎么办？一位指挥员想到了部下几个温州兵整天叽里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鸟语’，于是就决定把步话员全部换成了温州兵，这一招还真灵，对方连听到的是那个地方话还没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败仗。”

根据当时的参战老兵，原陆军1师3团高射机枪连某班班长胡建光回忆，身为班长的他当时配发有步话机，接收命令的时候全是温州话，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逐渐明白。

当时我军这一独特的防窃听战术在“十年轮战”中继续使用。1985年3月8日，我军启用温州话作为通信语言，所有排长级干部的通讯员全部换成温州籍士兵。从战前部署到战时指令，再到伤亡情况汇报，全程使用温州话传递，确保信息绝对保密。胡建光回忆起这场战斗时表示：

“上级通讯员用温州话发号施令，对外地人来说简直难以理解，但对我们本地人来说，却传递着亲切的安全感。”

参战老兵，原陆军1师3团2连某班班长虞尚义回忆：

“1985年，我军在攻打968高地时，上级通讯员全是温州人，大家彼此沟通都是用温州话。打仗时，越军很狡猾，在路面安插了很多地雷、钉板、陷阱，步话机里常会出现温州话的提醒声：留心，前面有埋伏！遇到敌军火力集中时，步话机又会响起温州话指令：走边上过，某班左边，某班右边，两边包抄。战场很惨烈，周围躺满了尸体，但听到乡音，就感觉特别亲切踏实。”

战后，记者专门调查我军在作战中使用温州话进行作战命令传递的情况，可以确定的是，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部分战役中，温州话确实被用作通讯语言使用，最终帮助我军取得了战斗胜利。

原陆军1师3团助力炮连某排排长戴国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为了反窃听，我们特意使用了温州通讯兵，我当时是排长，专门配有通讯兵，时常参加连队会议，这个情况我是清楚的。越军有很多特工，我军用过普通话、广东话，都被敌军破译了。

之后首长要求连队用温州话通讯，所有排长级干部身边的通讯员全部换成了温州人，正因如此，115战役取得大捷。战后总结会，首长特意表扬了温州话方言作战的保密性很强。”

除了使用温州话防窃听，还使用了莆田话。据《兄弟，替我回家》一书记载：一位李忠彬的战士刚进入越南战场不久就被调到了通讯连，刚开始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己就是名普通士兵，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通讯训练。

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忠彬才明白，原来因为我军通讯员都使用普通话传递密语，很容易被越南特工识破，导致前线战场受创。

为克服这种情况，参谋部下令把全师的福建莆田籍战士都调到了通讯连，专门成立了一个“兴化通讯连”，负责使用莆田话传递作战密语。由于莆田地处福建和厦门之间，当地方言福建其他地方的人也听不懂，越南人就更听不懂了。

不仅如此，在1984年老山战役中，南京军区陆军第1军6连连长朱喜才在战斗中临时组建了上海话通信小分队，应对越军窃听，在小尖山夜袭战中，通信员王健重伤坚持用上海话传递进攻指令，确保部队协同作战，最终壮烈牺牲。越军虽然拦截到了无线电信号，但是听不懂，始终无法掌握我方作战意图。

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我国地方方言发挥出了独特优势，保障我军作战命令无法被越军窃听，发挥了重大作用，确实是立了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