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支3万救儿子被拒后，我再没修机床，厂长急了：军工订单点名要

我叫李卫东，四十二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老师傅。

说老师傅，其实是抬举。

在这个大学生、研究生遍地走的年代，我一个中专毕业的机修工，撑死算个高级蓝领。

但在红星厂，尤其是在那几台上了年纪、脾气比人还大的德国老机床面前，我就是天。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车间主任老王酒后吐的真言。他说：“卫东，那几台老家伙，就他妈认你。你摸一下，它不响了。我踹一脚，它直接停摆。你说邪不邪门？”

我不觉得邪门。

我跟那些机器打了二十年交道，闭着眼睛，光听声，我就知道是哪个轴承缺油了，是哪个齿轮磨损了。

它们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以为，我会跟这些铁疙瘩打一辈子交道，直到退休，拿着不高但稳定的退休金，跟我老婆陈静，看着儿子李晓飞长大，娶妻，生子。

平淡，安稳。

直到那张A4纸，轻飘飘地，砸碎了我所有的幻想。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诊断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心上。

医生是个很年轻的男的，戴着金边眼镜，说话很冷静，或者说，冷漠。

“……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案是化疗加骨髓移植，配型已经找到了，是你自己。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脑子嗡嗡响，抓不住重点，只听见我老婆陈静颤抖的声音：“医生，那……那得多少钱？”

医生推了推眼镜，报出一个数字。

“前期化疗、进仓、移植手术，准备三十万吧。这只是第一笔，后续抗排异的费用，不好说。”

三十万。

不是三万，是三十万。

我和陈静两个人，所有的积蓄，加上双方父母能凑的，一共才七万多一点。

像一座山，直接压在了我的天灵盖上。

从医院出来，天是灰的。

陈静一直在哭，不是嚎啕大哭，就是那种压抑的、无声的抽泣，肩膀一耸一耸的，看得我心都碎了。

我搂着她，嘴里重复着：“没事，有我呢，别怕，有我呢。”

可我自己都怕得要死。

钱。

钱。

钱。

这个字，像个魔咒，在我脑子里盘旋。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转得飞快。亲戚朋友，能借的，我都想了一遍。

东拼西凑，估计能再凑个十万。

还差十几万的缺口。

怎么办？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

厂里。

我可以跟厂里预支工资。

我是厂里的技术骨干，老师傅，二十年的老员工。厂长张海涛见了我，总是“卫东”“老李”地叫，亲热得很。

每年评先进，开大会，他总喜欢拿我当例子，说：“我们红星厂，就需要李卫东同志这样的工匠精神！把工厂当家，把机器当亲人！”

现在，我家出事了。

这个“家”，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决定去试试。

我没敢跟陈静说，怕她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第二天，我换了件最干净的工作服，胡子刮得铁青，揣着那张诊断书，敲响了厂长办公室的门。

“请进。”

张海涛正在泡茶，红木的茶海上，摆着一套精致的紫砂茶具。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哟，卫东啊，稀客。快坐，快坐。”

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我没坐。

我局促地站在那里，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张厂长，我……我有点事，想求您。”

我把那张被我手心汗水浸得有些发皱的诊断书，递了过去。

张海涛接过，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

办公室里很静，只有他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他看得很慢，很仔细。

看完，他把诊断书轻轻放在茶海上，叹了口气。

“唉，晓飞这孩子，我记得，小时候还来厂里玩过，挺机灵一孩子。怎么就得了这个病……”

他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公式化的同情。

“卫东啊，你别太着急，现在的医学技术发达，肯定能治好的。”

我听着这些不痛不痒的安慰，心里焦躁得像有火在烧。

“张厂长，我知道。但是……治疗费太高了。”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终于说出了我的目的。

“我想……跟厂里预支点工资。三万，先预支三万，把第一期的化疗费交上。”

我没敢多要。

三万，对我来说是救命钱，对偌大一个厂子来说，应该不算什么。

张海涛沉默了。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热气，呷了一口。

然后，他慢悠悠地说：“卫东啊，你的困难，厂里是知道的。按理说，你为厂里服务了二十年，劳苦功高，这个忙，我应该帮。”

我心里一喜，刚想说谢谢。

他话锋一转。

“但是，厂里有厂里的规矩。没有预支工资这个先例啊。”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你想想，今天我给你预支了，明天老王家孩子上大学，是不是也来预支？后天小孙家买房子，是不是也来预支？这个口子一开，队伍就不好带了呀。”

他语重心长，像个循循善诱的好领导。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

我看着他油光锃亮的脸，看着他那套名贵的茶具，看着墙上“以厂为家，开拓创新”的标语。

突然觉得无比讽刺。

“张厂长，”我声音嘶哑，“这不是买房，不是上学，这是救命。”

“我懂，我懂。”张海涛摆摆手，“这样吧，我个人名义，先赞助你两千块钱。另外，我让工会那边发动一下，号召全厂职工给你捐款，你看怎么样？”

两千块。

捐款。

听起来，那么仁至义尽。

可我知道，全厂职工捐款，东拼西凑，能有几千块就顶天了。

对于三十万的窟窿，杯水车薪。

他不是不能帮，他只是不想为了我，打破他的“规矩”。

我的命，我儿子的命，在他的“规矩”面前，一文不值。

我突然不想再说什么了。

所有的请求，所有的卑微，都显得那么可笑。

我看着他，很慢，很慢地摇了摇头。

“不用了，张厂长。”

我把那张诊断书，从茶海上拿回来，小心地折好，放回口袋。

那个动作，仿佛是在收藏一件珍宝，又像是在埋葬什么东西。

“厂里的规矩，我懂。”

我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

从头到尾，我没有再说一个求字。

我的尊严，在那间飘着茶香的办公室里，已经被碾碎了。

现在，我只想把它一点一点，捡起来。

回到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往日里，这声音让我安心。

今天，却让我觉得无比烦躁。

车间主任老王看我脸色不对，凑过来问：“咋了卫东？厂长没批？”

我摇摇头，没说话。

老王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妈的，我就知道。这张扒皮，抠门抠到家了。行了，你也别太上火，钱的事，大家伙再给你凑凑。”

我心里一阵暖流，但还是摇了摇头。

“王哥，谢了。我自己想办法。”

那天下午，三号车床的液压系统出了问题，警报灯闪个不停。

操作工小刘急得满头大汗：“李师傅，快给看看，这活儿等着要呢！”

要是搁以前，我早一个箭步冲上去了。

听声音，搭脉搏，三下五除二，保证药到病除。

可今天，我只是慢悠悠地走过去，看了一眼。

“嗯，液压泵压力不稳。”

“那咋办啊李师傅？”

“按流程走。填报修单，车间主任签字，报给设备科。设备科派单下来，我再修。”我淡淡地说。

小刘愣住了：“啊？李师傅，以前不都是您直接……”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打断他，“得按规矩来，厂里有厂里的规矩。”

我把张海涛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小刘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没再理他，转身回到了我的工具台前，拿起一块砂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一把扳手。

那把跟了我十几年的德国扳手，被我擦得锃亮，反着光，像一面镜子。

镜子里，我的脸，陌生又平静。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随叫随到、把机器当亲人的李卫东了。

我成了一个严格遵守“规矩”的维修工。

机器坏了？

可以。

先填单子。

单子批下来了？

好。

我看看。

哦，这个零件坏了，得去仓库领。

仓库说没货，要采购？

行。

那就等采购。

什么时候到货？

不知道。

反正，单子没走完，流程不对，我就不动手。

我每天准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

上班时间，我就坐在我的工具台前，保养我的工具。

一把把扳手，一把把钳子，被我擦得比姑娘的脸还干净。

车间里，警报声此起彼伏。

停摆的机床越来越多。

生产任务，开始大面积延误。

车间主任老王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

他找我谈了好几次话。

“卫东，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这样搞，我们车间这个月的奖金全泡汤了！”

我眼皮都不抬一下。

“王哥，我按规矩办事，有什么错？”

“你……”老王气得指着我，手直哆嗦，“你他妈那是按规矩吗？你那是磨洋工！”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放下手里的活计，看着他，“哪条规矩说我错了，你指出来。白纸黑字，厂规厂纪，我李卫东要是违反了一条，任凭处置。”

老王被我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我没错。

我没有一条做错了。

我只是，不再做得那么“好”了而已。

我不再凭经验去判断故障，我等检测仪器的数据。

我不再用土办法去应急修理，我等原厂的配件。

我不再为了抢时间而加班加点，我到点就走。

我把张海涛挂在嘴边的“规矩”和“流程”，执行得比任何人都彻底。

他用规矩拒绝了我，那我就用规矩，还给他。

很快，事情就闹到了张海涛那里。

那天下午，他黑着脸，带着设备科长，亲自来了车间。

一进门，就直奔那台停了快一个星期的德国数控机床。

“怎么回事？这台机床怎么还停着？”他吼道。

设备科长擦着汗，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张厂长，是……是伺服电机报了警。我们……我们检查了，找不到原因。”

“李卫东呢？”张海涛环视一周，目光像刀子一样落在我身上。

“叫他过来！”

我慢吞吞地走过去。

“张厂长。”

“李卫东，我问你，这台机床，为什么修不好？”

我看了看机床的故障代码，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是编码器和驱动器之间的一个通讯协议偶尔丢失，需要重新刷一下底层固件。

这活儿，整个厂，只有我能干。

但我只是指了指上面的报修单。

“报告厂长，按照流程，我们已经申请德国那边派工程师过来检修了。他们在邮件里说，最快下周能给答复。”

张海涛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下周？你知道这台机床停一天，我们要损失多少吗？等德国人来了，黄花菜都凉了！”

他几乎是在咆哮。

我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

心里却在冷笑。

现在知道损失了？

我儿子等着救命的时候，你怎么不算算损失？

“李卫东，你别跟我来这套！”张海涛指着我的鼻子，“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这台机床给我修好！不然……”

“不然怎么样？”我迎着他的目光，平静地问。

“开除我吗？”

张海涛愣住了。

他大概没想到，一向老实巴交的我，敢这么跟他顶嘴。

“你……”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张厂长，要开除我，也得按规矩来。”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违反了哪条厂规，你可以写在辞退报告里。如果没有，那我还是红星厂的正式员工，就得按规矩办事。”

周围的工友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远远地看着。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又诡异的气氛。

张海涛死死地瞪着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他知道，他开除不了我。

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把我这个唯一能摆平这些老家伙的老师傅开除了，那这个车间，就彻底瘫痪了。

最后，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好，好，李卫东，你有种。”

说完，他猛地一甩手，带着人，气冲冲地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没有一丝胜利的快感。

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

我也不想这样。

我爱这个厂，我爱这些机器。

是他们，逼我的。

晚上回到家，陈静给我端来一碗热汤。

她眼圈红红的，显然又哭过。

“卫东，今天我去医院，医生催了。说晓飞的病情不能再拖了，下周必须开始化疗。”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钱的事，你别操心。”我强作镇定，“我已经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你跟厂里闹翻的事，我都听说了。你别为了我们，把工作都丢了啊。”陈静担忧地看着我。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放心，我不会丢工作的。他们……会来求我的。”

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底。

我只是在赌。

赌我的技术，赌我的不可替代性，比他张海涛的“规矩”更重要。

赌注，是我儿子的命。

接下来的几天，厂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停工的机器越来越多，废品率节节攀升。

好几个重要的订单都无法按时交付，客户的投诉电话，雪片一样飞进了厂长办公室。

张海涛的头发，肉眼可见地白了几根。

他没再来找我，但我知道，他快撑不住了。

我在等。

等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根稻草，很快就来了。

周五下午，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厂区。

车上下来几个穿着中山装，气质沉稳的中年人。

张海涛一路小跑，点头哈腰地把人迎进了会议室。

厂里立刻传开了。

说是什么军工部门的领导，来下达一个紧急的生产任务。

是一个新型装备上的高精度零件，要求极高，时间极紧。

而且，点名要用我们厂那台德国进口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来加工。

也就是那台被我“判了死刑”，等着德国人来修的宝贝疙瘩。

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用一小块鹿皮，擦拭我那套用了多年的内六角扳手。

我心里很平静。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果然，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就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没接。

很快，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号码。

我依旧没接。

第三遍，换成了车间主任老王的号码。

我划开接听。

“卫东！我的祖宗！你快来厂长办公室一趟！天大的事！”老王的声音，急得都变了调。

“我在医院。”我淡淡地说。

我确实在医院。

我下午请了假，来看儿子。

晓飞刚做完骨穿，很虚弱，躺在病床上，小脸蜡黄。

他看到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爸，你来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心里像刀割一样。

“王哥，什么事，电话里说吧。我走不开。”

“电话里说不清楚！军令状啊！军工订单！点名要你！你快回来吧，我求你了！”

“我回不去。”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我儿子在医院，等着钱救命。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离开他。”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

我看着病床上瘦弱的儿子，眼睛有点发酸。

儿子，爸对不起你。

爸没本事，不能像别的爹一样，轻轻松松拿出几十万。

爸只能用自己这身手艺，用自己的骨气，去为你争一条活路。

你一定要挺住。

手机又疯了似的响起来。

这次，是张海涛亲自打来的。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张厂长”三个字，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

但我没说话。

电话那头，是张海涛急促的呼吸声。

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和我记忆中完全不同的声音。

那个声音，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不再是油滑官僚的。

而是带着一丝压抑的焦躁，甚至是一丝……恳求。

“卫东，李师傅……你在哪？”

“医院。”我只说了两个字。

“你……你能不能先回厂里一趟？有紧急任务，非常重要。”

“张厂长，我很重要吗？”我轻声问。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我知道，之前那件事，是我做得不对。”张海涛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跟你道歉。”

道歉？

我心里冷笑。

如果不是这个军工订单，如果不是那台机器只有我能修，你会道歉吗？

“我现在，只想陪着我儿子。”我说。

“卫东！我叫你声李哥！”张海涛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崩溃的边缘感，“算我求你了！这次的订单，是军工项目，上面直接下来的死命令！如果完不成，别说我这个厂长，整个红星厂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那台德国机床，只有你能修好，也只有你，能操作它加工出符合要求的零件！军代表就在我办公室坐着，点名要你！”

点名要我。

这四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二十年来，我默默无闻，任劳任怨。

我以为我的价值，就是每个月那几千块钱的工资。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么“重要”。

重要到，能让一个厂长，低声下气地求我。

“张厂长，”我的声音依旧平静，但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我的规矩，也很简单。”

“我儿子，需要三十万，救命。”

“你现在，立刻，把三十万打到我卡上。钱到账，我马上回去。”

“一分不能少，一秒不能等。”

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想象到张海涛那张扭曲的脸。

三十万。

从三万，到三十万。

他一定觉得我疯了，在敲诈勒索。

过了很久，他嘶哑的声音传来：“李卫东，你这是趁火打劫！”

“对。”我坦然承认。

“我就是在趁火打劫。”

“是你，教会我这么做的。”

“你用规矩，挡住了我儿子的活路。现在，我就用我的手艺，来跟你谈谈我的规矩。”

“张厂长，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军代表的耐心，应该比我差得多。”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扔在床头柜上，手心全是汗。

我在赌。

赌得更大了。

晓飞看着我，小声问：“爸，是厂里来电话了吗？”

我点点头，勉强笑了笑：“没事，工作上的事。”

他“哦”了一声，懂事地没再多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的心，悬在嗓子眼。

如果他不同意怎么办？

如果他宁愿冒着风险，也不给我这笔钱怎么办？

那我……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不敢想下去。

大概过了十分钟。

我的手机，“叮”地响了一声。

是一条短信。

我颤抖着手，拿起来。

【您尾号xxxx的储蓄卡账户于x月x日17:32分，转账存入人民币300,000.00元，活期余额……】

三十万。

整整三十万。

那一瞬间，我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

我扶着墙，缓缓地蹲了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

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我不是在哭我的胜利。

我是在哭一个父亲的无能和辛酸。

是在哭这个操蛋的世界，有时候，你只有变成一个混蛋，才能活下去。

我给陈静打了个电话。

“老婆，钱到了。三十万，够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压抑不住的嚎啕大哭。

我挂了电话，擦干眼泪，站起身。

我对晓飞说：“儿子，好好休息，爸去给你挣未来的医药费。”

晓飞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走出病房，在走廊上，给张海涛回了个电话。

“我马上到。”

一个小时后，我出现在了红星厂的大门口。

夕阳的余晖，把整个厂区染成了一片金色。

门口的保安看到我，眼神复杂。

我没理会，径直走向车间。

车间里，灯火通明。

但所有的机器都停着，一片死寂。

所有的人，都围在那台德国机床旁边。

张海涛，设备科长，车间主任老王，还有几个穿着中山装，一脸严肃的陌生人。

想必就是军代表了。

我一出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张海涛快步走过来，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卫东，你可算来了。”

我没看他，直接走到机床前。

“让开。”

我声音不大，但围着的人，都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路。

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冰冷的机床外壳上。

就像在抚摸一个久病的老友。

我闭上眼睛，侧耳倾听。

然后，我按下了开机键。

机床发出一阵沉闷的嗡嗡声，几个指示灯闪烁了几下，然后，那个熟悉的故障代码，又跳了出来。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设备科长在一旁急道，“我们查了所有线路，都没问题啊！”

一个军代表模样的中年人走上前来，看着我，问道：“老师傅，有把握吗？”

我睁开眼，看了他一眼。

“给我半个小时。”

我打开工具箱，那里面，每一件工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闪着寒光。

我没有去看那些复杂的电路图，也没有去连接诊断电脑。

我只是从工具箱里，拿出了一个最普通的东西。

一个听诊器。

是我从一个老中医那里学来的土办法。

我把听诊器的一头，贴在伺服电机的外壳上，另一头，塞进耳朵里。

整个车间，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我这个奇怪的举动。

我闭着眼，仔细地分辨着电机内部传来的细微声音。

嗡……嗡……咔哒……嗡……

就是这个“咔哒”声。

很轻微，不连贯，像个调皮的幽灵。

我找到了。

我摘下听诊器，对旁边的小刘说：“去，把T3号工具柜里，那盒最小号的绝缘垫片拿来。”

然后，我又对设备科长说：“把这台电机的电源切断，彻底断电。”

所有人都愣住了。

“李师傅，这……这是电机的问题？”设备科长不解地问，“可是我们用仪器测了，各项参数都正常啊。”

“仪器是死的，机器是活的。”

我懒得跟他解释。

很快，小刘拿来了垫片。

我用一把特制的长柄螺丝刀，卸开了伺服电机的一个小小的检修口。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线路和元件。

我打着手电，探头进去，仔细观察。

终于，在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旁边，我看到了问题所在。

那块芯片的一个引脚，因为长时间的震动，和旁边的金属屏蔽罩之间，产生了一个几乎无法用肉眼察觉的微小间隙。

在特定的频率下，这个间隙会导致瞬间的静电击穿，干扰通讯协议。

这就是那个“咔哒”声的来源。

仪器测不出来，是因为它只在特定的、苛刻的条件下才会发生。

而我的耳朵，捕捉到了。

我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比米粒还小的绝缘垫片，用一根涂了绝缘胶的细探针，把它精准地塞进了那个微小的缝隙里。

整个过程，我的手稳得像焊在空中一样。

做完这一切，我直起身，长出了一口气。

“好了。”

“好了？”设备科长一脸难以置信，“这就好了？”

“合上盖子，通电，试一下。”我说。

张海涛和军代表对视一眼，眼神里都充满了怀疑。

但现在，他们只能选择相信我。

设备科的人手忙脚乱地合上检修口，接通了电源。

我再次按下了开机键。

嗡——

这次，声音变得顺滑、流畅。

所有的指示灯，全部变成了正常的绿色。

控制面板上，故障代码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系统准备就绪”的提示。

整个车间，先是死一般的寂静。

随即，爆发出了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叹声和掌声。

“！神了！”

“妈的，这就行了？”

“李师傅牛逼！”

老王冲过来，狠狠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眼睛都红了。

“好样的！卫东！”

那个军代表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老师傅，佩服！真是佩服！你这手艺，是国宝级的！”

我抽回手，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看着那台欢快运转起来的机床，心里没有半点喜悦。

我只是做了一笔交易。

用我的手艺，换我儿子的命。

仅此而已。

张海涛也凑了过来，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

“卫东，不，李大师！您真是我们厂的定海神神针啊！今晚我做东，给您庆功！”

“不用了。”我打断他。

“零件的加工程序，我已经写好了，存在电脑里。找个靠谱的操作工，按流程走就行了。”

我说完，就开始收拾我的工具箱。

“哎，卫东，你这就要走？”张海涛急了。

“我请了假。”我头也不抬。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看，这事也解决了，你明天……就正常上班吧？之前的事，都是误会，是我不对，我检讨！”

他姿态放得极低。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头，看着他。

“张厂长，钱，我收到了。这算是厂里借给我的，我会打欠条。以后每个月从我工资里扣，直到还清为止。”

张海涛一愣，连忙摆手：“哎，不用不用！这钱，就当是厂里给你的特殊困难补助了！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我笑了。

笑得有点冷。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军工订单，这也是我应得的吗？”

张海涛的脸，一下子僵住了。

我不再理他，合上工具箱，拎起来。

“从明天起，我会正常上班。修机器，是我的工作，我会做好。”

“但是，”我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按规矩办事。”

说完，我转身就走。

身后，是张海涛尴尬的、不知所措的脸，和工友们复杂的目光。

我不在乎。

从他拒绝我的那一刻起，我和这个工厂之间，那种叫做“家”的温情，就已经死了。

现在，我们只剩下赤裸裸的雇佣关系。

你付钱，我干活。

公平交易，两不相欠。

回到医院，陈静正守在病床前，给晓飞掖被角。

看到我，她站了起来。

“都……解决了？”

我点点头。

“钱，我们慢慢还。你的工作……”

“工作没事。”我把工具箱放在地上，“以后，我会好好上班。”

陈静看着我，眼神里有心疼，有欣慰，还有一丝我说不出的东西。

她走过来，抱住了我。

“卫东，辛苦你了。”

我拍了拍她的背，摇了摇头。

只要你们娘俩好好的，我做什么，都不辛苦。

晓飞的化疗，顺利开始了。

过程很痛苦，呕吐，脱发，感染……

每一次，都像是在凌迟我和陈静的心。

但我们都挺着。

因为我们知道，有希望了。

我在厂里，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机器坏了，我修。

但还是老样子，按流程，按规矩。

不快，不慢。

不出错，也绝不超常发挥。

我成了一个标准的、无可挑剔的维修工。

张海涛找我谈过几次心，想修复关系。

给我涨了工资，提了维修组组长。

我都接受了。

但我看他的眼神，始终是疏离的。

他知道，那个把厂当家的李卫东，已经死了。

死在了他那间飘着茶香的办公室里。

那个军工订单，顺利完成了。

据说，我们厂加工的那个零件，精度和质量，远超设计要求，得到了军方领导的高度赞扬。

为此，厂里拿到了一个巨额的奖金，和后续更多的合作意向。

开庆功会的时候，张海涛在台上，唾沫横飞，意气风发。

他提到了我。

“……尤其要感谢我们的李卫东同志！李大师！他以精湛的技术，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他是我们红星厂的骄傲！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台下，掌声雷动。

我坐在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

觉得这一切，像一出滑稽的戏剧。

无私的奉献？

如果不是我用辞职和停摆来威胁，如果不是我“趁火打劫”，现在躺在病床上等待死神的，可能就是我的儿子。

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在用你看不见的方式，为你拼命。

半年后，晓飞成功完成了骨髓移植手术。

手术很成功。

虽然后续还需要漫长的抗排异治疗，但医生说，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

晓飞虽然瘦，但精神不错。他戴着帽子，好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那个军代表打来的。

他先是问了问我儿子的病情，然后，话锋一转。

“李师傅，有没有兴趣，换个地方？”

我愣了一下。

“我们下属的一个精密仪器研究所，缺一个像您这样的技术顾问。不用坐班，主要负责解决一些设备上的疑难杂症。待遇……肯定比您现在高得多。”

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

“我们那里，尊重技术，也尊重人。”

尊重人。

这三个字，像一记重锤，敲在了我的心上。

我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和陈静说笑的晓飞。

阳光照在他苍白但充满希望的脸上。

我笑了。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很久没有过的轻松的笑。

“好。”我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报道？”

三天后，我递交了辞职报告。

张海涛收到报告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

他冲到车间来找我。

“卫东！你不能走！你走了，这些机器怎么办？”

我正在擦拭我的工具箱，准备把它带走。

“张厂长，我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李卫东了。”

“这个厂，也不是二十年前的红星厂了。”

“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你再招个大学生，研究生，他们比我懂电脑，比我有文化。”

“可是他们……他们听不懂机器说话！”张海涛急道。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把最后一把扳手，放进工具箱，盖上盖子。

“张厂长，谢谢你。”

我看着他，很认真地说。

“谢谢你当初，没有预支给我那三万块钱。”

“不然，我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一个会修机床的李卫东。”

说完，我拎起我的工具箱，在全车间工友的注视下，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我奉献了二十年青春的地方。

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