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的副官回忆道：老头子不大理他，白将军回来后相当难过！

1949年4月下旬，南京城的清晨带着湿冷的江风。华中剿总司令部里，白崇禧站在窗前，目光追着江面上的炊烟，却一句话也不说。副官悄悄记下他手指轻敲玻璃的节奏，那是“节节败退”四个字的暗号，也是小诸葛此生第一次的踌躇。

半个月前，渡江战役的炮声已经把“划江而治”的设想碾成灰烬。白崇禧原想守住长江以南，倚仗老桂系根基再谋转机，可前线情报一条条飞来：上海告急、杭州失守、两广守军动摇。读到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的电报时，白崇禧盯着电码良久，最后只是冷笑一句：“能人走得快。”

接着，陈轸部在衡阳倒戈。至此，华中战局彻底崩塌，剿总司令部成了空壳。广西固若金汤的幻象轰然碎裂，白崇禧不得不承认，自己麾下那几十万兵马，面对百万解放军已失去战意。刻薄一点说，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势；客气一点说，这叫时不我予。

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当口，台湾来了电报。蒋介石表示“委任行政院长”，并许以“全权整建军政”。副官递上电文时，白崇禧眯眼扫了两遍，眉梢浮上一抹难辨的笑。那一晚，他连续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母亲，一封给身在美国的李宗仁，最后一封留给自己——信纸上只有两行小字：“去，还是留？”

7月初，白崇禧踏上驶往基隆的军舰。涛声盖过引擎，他对副官低声嘱咐：“广西暂且交给邓家，我若能稳住台北，再回合江左。”话音未落，副官只觉海风刺耳。此时的白将军依旧把自己看成合纵连横的棋手，却忽略了棋盘早被推翻。

抛锚基隆港那天，蒋介石并未现身。迎接队伍礼节周到，却公事公办。白崇禧上岸后，先被安排进一处旧日军营。房间里只有一张折叠床、一把旧写字椅，墙角油漆剥落。他环视四周，苦笑自嘲：“小诸葛也有客居之日。”副官插话：“将军别灰心，等任命下来……”白崇禧摆手打断：“等等看。”

任命未等来，冷遇却接连而至。例行政务会议上，林蔚、俞大维等人谈军改、说后勤，只对白崇禧微笑以对，无人询策。蒋介石偶尔走过，只淡淡点头，绝少交谈。副官日后回忆：“老头子不大理他，白将军回来后相当难过。”那天散会后，白崇禧在走廊独站良久，衣襟被海风掀起，又缓缓落下。

岛内谣言迅速蔓延——“新桂系要翻案”“白将军自成体系”。保密局的人盯梢吃紧，白府门口日日有陌生面孔抽烟。每逢夜深，电话铃声骤响又戛然而止。白崇禧把听筒放回，沉声说了一句：“这是关在笼里的鸟，只能唱给自己听。”

人情冷暖来得更快。昔日为他开门揖客的政要、军头纷纷避而远之。台北的茶楼里流行一句俏皮话：“离白家远点，别惹校长（蒋介石）心烦。”对照当年桂林寿宴车水马龙，这种反差几乎是刻刀般的讥讽。不得不说，一旦权势散尽，昔日盟友转身的速度令人咋舌。

日子就这样拖到1950年春。白崇禧被授予“总统府战略顾问”头衔，名义高大，实权为零。他仍准时去开会，仍提方案，却再无人采纳。回府途中，他常抬头望向大屯山方向，云层厚重得像一堵墙，透不出一线光。某晚，他叹息：“计谋对时代无效，何况对人。”副官低声提醒：“话别乱讲。”白崇禧苦笑：“算了。”

大陆战火早已平息，黄绍竑在广西宣告“接受改编”，李宗仁困在纽约医疗账单之中。新桂系三驾马车，剩下的这一驾在台北轱辘松动，却难以落地。蒋介石把对桂系的不满集中到眼前的白崇禧身上，这不仅是权力的算计，更是个人恩怨的投射。白崇禧心知肚明，反击无门，唯有沉默。

暮色中，他偶尔摩挲旧军功章，神情复杂。胜败之分从不只在战场，有时也在会议桌之间，有时更在人情冷暖之间。1949年的选择，像一道岔路，错一步，便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轨迹。千帆过尽，白崇禧仍要挺直脊梁走下去，只是脚步再无昔日的铿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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