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百何没拿影后引发争议，电影节“撕奖”到底是怎么回事

11月5日，王传君凭电影《春树》拿下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也因获奖背后“有黑幕”的猜测陷入舆论风波。

《春树》女主演白百何在社交媒体发文“还能这么操作…...”，不久网上也出现了一张被到处转发的言论截图，发言者和出处都已无法追溯，内容则直指获奖背后有“黑幕”，传言称，东京电影节的“潜规则”是一部电影的男女主不可能同时当选，而偏方为了让男主角王传君获奖，提前奖女主角白百何排除在外。虽然后来被证实并不“男女主不能同时获奖”的规则，但白百何仍然觉得不公。

早在11月3日，

事件发酵后，从评审到演员陆续发声，舆论风向也几经反转。

前不久，辛芷蕾凭电影《日掛中天》在威尼斯电影节摘得影后，华人评委赵涛帮辛芷蕾“撕奖”成为一桩“美谈”。从威尼斯电影节的“撕奖”到东京电影节的“为奖开撕”，华语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表现频频引发关注，大众的目光也从领奖台前望向评奖背后博弈的擂台。

01

“为奖开撕”，情有可原

此次东京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是前柏林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洛·沙特里安，评审团成员包括演员桂纶镁、法国剪辑师马修·拉克劳、演员斋藤工、导演文晏。其中，桂纶镁和马修与文晏之前均有合作。所以文晏自己一个人，加上她曾经合作过的两个人，有人认为这是“文晏一个人能游说三票”。

颁奖仪式上，王传君以谦逊姿态发表了获奖感言，坦言自己“配得感低”。

这些在部分网友看来似乎坐实了“黑幕”猜测，于是网友质疑，王传君得奖另有隐情。一时间支持白百何的声音，和攻击王传君、文晏、电影片方以及整个电影节的声音，成了网上的舆论主流。

一些对评奖过程“拉帮结派”的指责也甚嚣尘上。

而后种种表明，有关“一部电影不能同时获得男女主”的猜测并不属实。东京电影节并没有限制同一部影片通常只能获得一个主竞赛奖项，第8届《霸王别姬》同时拿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张国荣）三项大奖。第1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女主也都给了《天涯寻梦Solas》这一部电影。

评审文晏第一时间出面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了评审工作细节。她透露，本届评审团一共5个人，根据个人的岗位各有侧重，自己作为导演，主要负责每部入围作品在导演技法方面的推介，演员奖项则主要由两位演员评委斋藤工和桂纶镁负责；至于传言中的“沪圈”资本，她表示自己在此之前都不知道“沪圈”这个词，自己的电影也从来没有在上海这边找过投资。

评审之一的桂纶镁也在采访中对于演员奖的竞争进行了说明，认为“王传君的表演非常安静内敛，却表达了很细微的情感，让我感到非常信服。所以我想我们都一起做了这个决定。”

面对舆论，11月6日，白百何发文回应此事，称自己不认同剧组的一些做法，才有了“还能这么操作”的言论。所以真正令白百何不爽的不是王传君，而是和剧组的矛盾。

白百何接连和导演张律合作《春树》和《罗目的黄昏》两部电影，结果《罗目的黄昏》拿了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春树》又在东京拿了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而作为两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为两部电影操劳了一年的大女主白百何却颗粒无收。

而从白百何的角度看，这个报以厚望的奖项也的确对她意义重大。

2017年的一场桃色风波，令这位曾经华语电影票房一姐的事业遭遇差点倾覆的打击。风波过去之后的这8年，白百何亮相市面的作品其实不算少。从电视剧的资源来看，2022年播出的《我们的婚姻》《欢迎光临》《我们这十年》都是一线大导作品，2023年的《骄阳伴我》搭档顶流肖战，但这些剧里鲜有能真正算得上爆款。

电影原本是她的“统治区”，2011年《失恋33天》成为现象级票房黑马，之后又连续推出《分手合约》《被偷走的那五年》等都市爱情电影，令其成为华语“小妞电影”当仁不让的代言人。到2015年的《捉妖记》，更是坐上华语票房冠军宝座，一时风光无两。但2019年之后，她主演的电影主要以文艺片为主，只有一部商业片《门锁》票房破了2亿，在99亿的档口就此重重扑倒在百亿门槛前，停滞了4年。

前不久，辛芷蕾凭电影《日掛中天》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影后，不仅舆论风向一边倒的为她鼓掌喝彩，时尚资源也一飞冲天。前几天《vogue》拍20周年封面，她还只能在群封中站边。拿奖之后，金九群封立马换位置，从地上跑到了副C。

而东京国际电影节(T.I.F.F)位列全球14个A类电影节之一，是日本唯一获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认证的国际A类竞赛型电影节。

所以对于白百何来说，这座东京电影节的奖杯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能拿到手，就如同几个月前靠奖改命的辛芷蕾，可以说是重返名利场一线的“入场券”。

奖项背后的博弈，固然牵

到演员个人的行业地位和资源的争夺。但除此之外，也和评奖机制本身脱不了关系。

02

奖，为什么要“撕”

不像奥斯卡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数千名成员秘密投票选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和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都遵循小评审团制度，由十几名电影人评审主导。东京国际电影节也采用评审团直接评选的模式，所有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均有资格获奖。

评审团通常由如导演、演员、影评人等国际电影人组成，评委需从入围影片中讨论并分配奖项。

每位评审的艺术倾向和文化立场各不相同，且寥寥数人的投票阵容中，即使一个微小变量也能改变最终的结果。小评审团制度，让举世瞩目的获奖名单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偶然性。

2005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争论不休，吴宇森一开始一言不发，直到高圆圆主演的《青红》放映，他开始表态： “我想要回去拍一部历史战争片，如果《青红》从戛纳电影节空手而归，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命运就会被封死，因为我的下一部电影需要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凭借“打感情牌”的战术，最终《青红》分到了一个很小的奖，吴宇森后来也顺利拍完了《赤壁》。

因此，游说成为争取获奖的主要手段，奖项成为评委与评委之间交锋、沟通乃至妥协的产物，“撕奖”也就此成为评审机制所致的必然结果。

在国际电影节的盛名之下，“撕奖”绝不会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游戏。

除了获奖所带来的地位和资源的飞升之外，对于华语电影人，“撕奖”撕的还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国际电影节的评选中，由于文化背景、审美标准的不同，中国电影想要获得认可并非易事。

在以西方人为主的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中，文化差异与审美偏好使得国际评委有时难以精准理解中国电影的内涵与表达。所以很需要有评委能站出来，解读中国文化语境和中式美学，为中国电影发声。

当年张艺谋为李安《色·戒》争下金狮奖，坊间盛传他带着评委们“拉片7小时”上 “麻将大师课”，为的就是让其他评委领悟李安《色·戒》里的东方韵味。

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评委会成员白灵帮助顾长卫、蔡明亮两位大导分别摘下评审团大奖和杰出艺术贡献奖。白灵在采访中说道，“我一遍又一遍向他们解释这部电影有多好，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文化，尽管他们可能也没办法理解，但我特别喜欢这部感性又细腻的电影，我必须为它争取一个奖。”

豆瓣 @日烦夜烦《人间异色-白灵》

每当有华语电影入围时，评审团中的华语电影人无形中肩负着翻译、解释介绍电影内核的责任。华人评委争取的不仅是“公正投票”，还是用东方视角打破刻板印象。

2007年，张曼玉担任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尽管那年虽然没有中国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但张曼玉并未缺席这场“撕奖”博弈。她曾表示，在评审过程中，首先会关注是否有中国演员和作品值得争取，如果没有，便会将目光转向其他亚洲演员和作品。

作为当时评委会中唯一通晓中、英、法三门语言的评委，张曼玉在评审过程中向其他国际评委深入解读了韩国演员全度妍在电影《密阳》的表演，阐释其中的文化细节和艺术价值，最终帮助全度妍成功摘得当届戛纳最佳女演员奖，成为韩国首位戛纳影后。

2008年，舒淇在柏林电影节也是给一群国外评审讲解加比划，助力王小帅的《左右》拿到了一个最佳剧本奖。

网友对此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就像郭晶晶以裁判长的身份回到赛场”。

2007年张艺谋担任第64届威尼斯评审团主席，《色·戒》在老谋子保驾护航下摘得金狮奖的华语片。这是继李安的《断背山》和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之后，华语电影人连续三年拿下金狮奖。

李安告诉记者，在最后的名单出来之后，张艺谋还是有点不放心，特地打电话给马克(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问这样的结果是否合适，马克说，你们只要按照艺术的品质来评价就可以了，不要考虑其他的。马克在发布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重申了这个观点：电影没有PASSPORTCHECK(电影不会检查护照)。

所以更准确地说，中国影人去国际撕奖的本质，其实是沟通、解答与争取。

因为“撕奖”在某个维度上可以理解为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打破文化隔阂，在同源文化的评委解释下，让来自不同国家的评审都理解电影的内核、作者的表达和演员的处理。

03

“撕奖”是个技术活儿

在奥斯卡等奖项中，游说是一个公开、专业且耗资巨大的产业。好莱坞甚至会有专门的“奖项季公关”：公司会为评委举办专场放映、寄送宣传材料、安排主创访谈。这套体系虽也伴随争议，但因其规则相对透明、被视为专业营销的一部分而被广泛接受。

而对于采用小评审团制的电影节奖项，评奖会议始终是个黑箱。若非评委主动向外界透露，少有观众能得知一部获奖电影背后的具体票数、观点、支持者或反对派。

从采访透露出的点点信息，经过编排和想象，神秘的评奖过程成为围观群众或津津乐道或争吵不休的“文本源头”。

在张艺谋的努力下，李安的《喜宴》和谢飞的《香魂女》一起拿下1993年的金熊奖。制片人徐立功后来回忆，当时传闻评审过程中，《喜宴》《香魂女》都有拥趸，僵持不下，后来评审问张艺谋，如果两片并列会如何？张艺谋回答，“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会很高兴。”

在这场“隐秘的战争”里，在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的华人往往被寄予厚望，大众希望能在西方人为主的评审团中为华语电影游说。这对他们也是不小的压力。

2023年舒淇担任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她在采访直言大家都很有主见，“很难拉得动票”。“比如有华语电影入围，你就会想要把很多东西解释给人家听，比如说我们中华文化的背景、中国的历史、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所以在某些时候，你一直在一个解释的状态里头，但这次我就相对轻松一些。”

为什么说这次相对轻松呢？因为这届威尼斯压根就没有华语电影入围。

近几年，越来越多华语电影入围国际电影节，并且继巩俐、张艺谋之后，也有张曼玉、舒淇、赵涛等更多中国电影人担任评委，所以观众对于获奖的期待和帮忙撕奖的愿望也更强烈。

然而在不断被放大的“撕奖”的叙事中，获奖了会被赞评审给力，没获奖也有不卖力撕奖之嫌，好像一切都要靠运作能力。

2014年，梁朝伟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帮助《白日焰火》获得该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男主演廖凡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帮助《推拿》获得艺术贡献奖。廖凡曾在综艺上公开表示，没有梁朝伟，他拿不了奖。彼时网友觉得梁朝伟“撕奖”有功。

等到202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小小的我》只拿到观众选择奖，尽管这是该奖项成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中国影片，但奖项分量不重，还是使有网友觉得梁朝伟白当评委主席了。

另一边，因为帮辛芷蕾在内的一些华语电影人“撕奖”成功，又曾在东京电影节助力《雪豹》《老枪》两部国产片拿下大奖，以往在主流视野之内知名度不高的赵涛在网友心中的“江湖地位”陡然提升，一跃成为“最伟大的华人女演员之一”。

网友甚至根据华人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撕奖“战斗力”高低，排出一张“封神榜”来。

退一步说，就算得奖靠“撕”，成功与否，既依赖评委的专业权威与沟通能力，也受制于评审团内部的权力动态。换句话说，不是不努力，是咖位不够。

1999年，柏林电影节的主席邀请巩俐出任评审团主席，甚至提出要给她配备四个翻译，足见重视程度。而那一届的评审团大奖由她亲自颁发，获奖作品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也是章子怡的出道作。

而在两年前的1997年戛纳评审会上，面对作风强硬、地位同样很高的评审团主席伊莎贝尔·阿佳妮，巩俐与阿佳妮针锋相对，甚至拍桌子叫板，才为王家卫的《春光乍泄》争取到了最佳导演奖。

当然，即使咖位够也不能“用力过猛”。在第62届戛纳电影节上，伊莎贝尔·于佩尔为了把最高奖金棕榈颁给多年来力捧她的导演哈内克，对评审团其他人的意见嗤之以鼻，甚至将大家票选的结果直接推翻，被批“独裁”。

更何况，无论怎么“撕”，博弈都是在相对客观的认可之内。本是为电影的荣誉而争取，如果“姿态难看”难免输了体面，反而反噬电影的口碑。

因为无论如何，积极争取来的荣誉也要经得起时间沉淀。评奖过程本身是黑箱，而电影的好坏观众会用脚投票。

对一部电影来说，如果所被人津津乐道的只有这个奖是怎么“撕”来的，反而是一种对其艺术价值的嘲讽。

毕竟撕奖的喧哗只是一时风波，而真正的好电影永远有人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