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特评：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记者？

11月8日，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到了。

昨天，前媒体人项栋梁在其公众号发了一篇稿子，让人哭笑不得。

每年的记者节，总会有人问：“现在人人都能发自媒体，媒体记者还有用吗？”这个问题背后，既藏着对当下媒体生态的悲观，又对现实中遇到的难题表示无奈。

当算法推送的标题党铺天盖地而来，当官媒甚至政务账号发的“震惊体、悬念体”收割点击率，人们开始怀疑：记者是不是也成了网络流量流水线上的“搬运工”？

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速删！”“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推送，点进去却是东拼西凑的旧闻。某地领导调研，标题写成“惊！书记现场发飙”，内容却只是正常工作交流；一场普通的社区调解，硬被包装成“惊天黑幕”。

这种“标题党式政务”，就像用高音喇叭喊“快来买白菜”，反而让人绕道走。

有些政务新媒体为了吸粉，把政策文件改编成“惊悚小说”：《紧急通知！不办这件事要坐牢！》，结果群众点进去发现是反诈宣传。

这些标题党就像菜市场吆喝的“最后一天大甩卖”，用焦虑和猎奇掏空读者的信任。

他们知道标题党能换来一时点击，但砸的是媒体的招牌，依旧死心不改。他们知道这样的稿子会被人唾弃，面对上级的流量考核，依旧如饮砒霜。他们知道采访好的稿子被领导毙，面对监管的严峻压力，依旧继续沉默。

不是自媒体有多强，而是某些媒体自甘堕落，让读者和受众抛弃。

在众多的媒体里，我们看到类似《北京日报》的媒体首鼠两端，前后不一，面对诺奖，从跪舔到翻脸不认。【从跪舔诺奖到翻脸不认：北京日报的“舆论变脸术”暴露了什么？】

无法想象，这些年还在当记者的绝大多数人的羞耻心消失了，满屏都是他们制造的文字垃圾，有些人还洋洋得意。

难怪有人说，现在的新闻如同竹林里的大熊猫一样，难以寻觅。放眼望去，全是像山满为患的野猪一样的宣传稿件。

有人堕落，就有人继续奋力前行。不管是现在仍在媒体里的，还是从原媒体离职的，各自都在为着新闻理想奋笔疾书。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奔波8000余公里，足迹遍及五省市，调查取证一个月，揭开罐车运输乱象。而近日公布的第35届中国新闻奖，新京报《罐车运输乱象调查》获舆论监督报道一等奖。

社会需要怎样的记者？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好记者？这应该是每一年记者节里值得讨论和思考的问题。

前著名媒体人、著名记者褚朝新从南方周末离职后，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新闻事业，认真写稿，一个接一个采访，一个接一个写出来，介入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现实。

前著名媒体人、著名记者刘万永离职后，默默与同行分享线索，新闻理想并未黯淡；他以“传媒特训营”汇聚媒体力量，为有志者搭建成长阶梯；创办“磨稿子”传承专业理念，让更多人看到好新闻。

原湖北日报首席记者、著名媒体人张欧亚，聚焦21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记录与个人观察，撰写并出版《欧亚新闻案：中国事件见证与亲历》。更是在2020年武汉疫情初期公开呼吁“武汉必须当即立断换帅”。

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李微敖，曾因批评成都商报某领导而被踢出群聊，后愤然离职。他写过关于安邦的长篇报道，报道过江西某县长性侵挂职女干部的事情，更是第一个将75岁优秀退休干部举报县委书记，反被逮捕扣上诬告诽谤的案子曝光出来。

媒体，不管是纯粹的宣传工具还是社会公器，都应该守住基本的做人做事底线，尤其是不要有辱斯文，让人唾弃。

深入新闻一线，发现“真”，辨识“真”，表达“真”，是新闻媒体的使命，更是记者扎根一线，手笔心一致呈现媒体人的英雄本色。

借用今天的新京报发布的社论：以客观理性的追问，直击公共利益的核心命题；以抽丝剥茧的笔触，穿透虚实交织的事实迷障；以专业通俗的解读，为公众判断提供认知坐标。不偏激，不偏执，不图一时痛快，不为一时流量，在变革与坚守中，履行媒体职责使命。

以负责任的笔、走遍万水千山的脚、为公共利益跳动的心，书写时代真相，丈量人间温度，守护社会公义。这是新闻人存在的意义，也是新闻人永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