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专家：很多国家都侵略过中国，为何中国对日本人的仇恨最深？

一张报纸，普普通通的一张，在日本东京印出来的时候，估计油墨还是热的。

那是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的版面上，登了两个军官的照片。

搁现在看，就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站在镜头前，手里拄着武士刀，脸上挂着笑。

标题很抓眼球，写着“百人斩竞争”。

这报纸传到老百姓手里，或许有人在吃早饭，或许有人在挤电车，看着这新闻，心里头大概会觉得，这是帝国的“武勇传”，是皇军的威风。

两个少尉在去南京的路上比赛，看谁先用刀砍死一百个中国人。

这听起来，像个体育比赛，有比分，有冲刺，甚至还有报道说，因为分不清到底谁先杀了第一百个，两人决定加赛，目标是一百五十人。

十年后，也就是1947年，这张已经发黄发脆的报纸，躺在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上，成了一份证物。

被告席上坐着的，就是当年照片里笑得灿烂的那两个人。

他们俩一开始还挺横，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们跟法官说，那都是记者瞎编的，为了鼓舞士气，吹牛不上税嘛。

战场上哪有功夫一五一十地数人头？

这话听起来，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

可当年的随军记者把整个过程写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杀人方式，细节详尽。

这就不像是吹牛了，更像是一份工作日志。

法庭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那张报纸上。

一张纸，隔了十年，隔着一片东海，从一份鼓吹“战功”的宣传品，变成了一把捅向两个战犯心窝的刀。

这场审判，审的已经不只是这两个人，而是那场战争里，到底有多少人的性命，被当成了游戏里的积分。

要弄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能干出这种事，得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他们跟别的强盗有什么不一样。

19世纪那会儿，咱们的国门是被英国人的鸦片和炮舰给踹开的。

法国人、俄国人，一个个都来过，他们就像一群闯进大户人家的强盗，抢金银、占码头、逼着你签合同，承认他们抢劫合法。

他们把你打一顿，抢够了，就想让你老老实实地继续给他们做生意，当他们的市场。

他们的目的很直接，就是要钱，要地盘。

虽然坏，但他们脑子里没想着让你彻底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没想着把你的文化、你的根都给刨了。

可日本不一样。

这个邻居，从甲午战争割走台湾开始，心里头盘算的就不是一锤子买卖。

1931年，他们在沈阳搞出“九一八事变”，一口吞下整个东北，那才是他们大计划的开始。

他们在东北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搞了个“伪满洲国”。

这地方，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就是日本的殖民地。

但他们的殖民方式，比英国人狠得多。

他们不光要你的地，还要你的魂。

在东北的学校里，孩子们不能读中国的历史，得学日语，得唱日本歌，得天天向日本天皇的方向鞠躬。

他们跟你说，咱们是兄弟，要“日满亲善”，要共建“王道乐土”。

可背地里，他们是想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几代人之后，就忘了自己姓什么，忘了自己祖宗是谁，打心底里觉得自己是日本人，或者说是低日本人一等的“顺民”。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阉割，从精神上把你这个人给灭了。

当一个侵略者抱着这种“灭国”的心态来的时候，那他做事情，就不会有任何底线。

因为在他眼里，你已经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你的尊严、你的性命，都无所谓。

所以，1937年冬天发生在南京的事，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那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是“灭国”野心最极端的体现。

法庭上，一个叫夏淑琴的幸存者走上证人席。

那年她才8岁，她说，那天下午，一群日本兵冲进她家，她外祖父、外祖母、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共七口人，全被杀了。

她自己背上、胳un 膊上被捅了三刀，昏死过去，因为被压在亲人的尸体下面，才躲过一劫。

还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当时怀着七个月的身孕。

日本兵要欺负她，她拼死反抗，脸上、肚子上被捅了三十多刀，孩子没了，她自己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她们的经历，只是那六个星期里，三十万个悲剧中的一两个。

在下关江边，在草鞋峡，成千上万的俘虏和百姓，被像牲口一样赶到一起，用机枪扫射，然后浇上汽油烧掉。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斩”，就是在这种尸山血海的大环境里发生的。

对他们来说，杀人可能真的就像砍瓜切菜一样，甚至还成了一种可以拿来炫耀的“体育项目”。

如果说南京的屠场是公开的、野蛮的暴力，那在哈尔滨郊外一个叫平房的地方，藏着更阴森的罪恶。

那里是731部队的总部，对外宣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际上，是一个用活人做实验的“死亡工厂”。

他们管被抓来的中国人、苏联人叫“马路大”，就是“圆木”的意思，意思是这些人只是实验材料，不是人。

他们把炭疽、霍乱、鼠疫这些最恶毒的病菌，注射到健康人的身体里，然后每天观察、记录，看这个人怎么发烧、怎么溃烂、怎么痛苦地死去，最后再把人解剖掉，看看内脏变成了什么样子。

他们还搞冻伤实验，把人的胳膊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里冻得硬邦邦的，再用不同温度的水去浇，看看皮肉是怎么从骨头上脱落下来的。

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都成了他们开发细菌武器的数据。

从老人到孩子，甚至孕妇，都成了他们的“圆木”。

二战打完，世界总得有个说法。

在欧洲，德国人对纳粹的罪行，进行了很彻底的清算。

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跑到波兰华沙，在一个纪念犹太人起义的碑前，他突然就跪下了。

那一跪，全世界都震动了。

他不是为自己跪，是替整个德国，为那段历史跪下忏悔。

从那以后，在德国，任何美化纳粹的言行都是非法的，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里，把纳粹干的坏事写得清清楚楚，就是要让后代记住，永远别再走那条路。

可是在东方，故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南京法庭上，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最终被判了死刑，在雨花台被枪决。

正义好像是来了，但事情没完。

战后的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把军国主义思想从根子上清理干净。

那个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成了日本政客们隔三差五就要去“打卡”的地方。

他们的教科书，把“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入”中国；把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地称为“南京事件”。

后来，一个叫张纯如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她不懂中文，却靠着一股劲，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采访了幸存者，用英文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

这本书在美国成了畅销书，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那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

可张纯如等来的，不是所有人的敬意，而是日本右翼势力没完没了的攻击、威胁和辱骂。

他们说她造谣，说她的书是谎言。

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把这个勇敢的女性压垮了。

1948年1月28日，南京雨花台刑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执行枪决。

数十年后，他们的家人在日本提起诉讼，状告当年报道“百人斩”的日本报社损害了他们的名誉，坚称那一切都只是虚构的。

参考资料：

张纯如 (Iris Chang). (1997).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Basic Books.

《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1月30日、12月13日等相关报道。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1947). 对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的判决书。

Sheldon H. Harris. (1994).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Routledge.

Kasahara, Tokushi. (2001).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Issue of Historical Recognition. (日文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