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后的西夏大展：用103件珍宝解读一个王朝的“中国”认同

贺兰巍峨，黄河奔涌，孕育出沃野千里的宁夏平原。这里宜农宜牧，自古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公元1038年，党项人于此建立西夏。近两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中，西夏在文明交汇处绽放独特光彩，其创造的灿烂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桃花石”，这一西域乃至世界对“中国”的古老称谓，如同一把文明之钥，为世人开启理解西夏历史与文化的大门。日前，“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103件（套）珍贵文物静静诉说着西夏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展示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西夏篇章。

▲天盛丙戌十八年首领铜印（西夏文）。 图源：首都博物馆

崛起贺兰：“中国之制”的认同传承

西夏，这个曾在我国西北大地延续近两个世纪的地方政权，前与宋、辽平分秋色，后与南宋、金鼎足而立。鼎盛时期其疆域涵盖今宁夏、甘肃大部以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

今年7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也让宁夏拥有了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一盛事为世界深入了解西夏文明打开新的窗口。

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场西夏文化展，本次展览分为“共铸‘中国’统序”“共享‘中国’繁华”“共创‘中国’之美”“共遵‘中国’陵制”4个单元，全面呈现了西夏时期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与艺术风貌等。

首都博物馆展览部主任章文永介绍：“此次展出的103件（套）西夏文物精品中，一级文物达33件（套），占比超三成。它们从不同角度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在政治理念上表现出对“中国”的高度认同，并秉持“华夷共祖”的观念。在制度实践方面，西夏继承隋唐以来的传统，在官制、军制、礼制、律法等诸多领域延续“中国之制”。

西夏根据官职的高低，有金、银、铜镀银、铜质4种官印，已出土的皆为方形铜印，大多数刻有“首领”二字。这些官印在形制、书体、背款形式等方面都承袭了宋代的官印制度。展柜中那方西夏文天盛丙戌十八年首领印，印面阴刻的西夏文篆书笔力雄浑，汉译即为“首领”二字。与其并列展陈的西夏文“内宿待命”铜牌，整体为铲形，上方留穿孔挂系，是戍卫部队的符牌凭证。

▲“内宿待命”铜牌（西夏文）。 文静 摄

“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正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展览部主任王怡所言，“宋、辽、夏、金各政权虽有对峙、纷争，却都以争夺‘中国’正统为目的，体现了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追求与承接。”

万象归宗：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凭借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西夏在以农牧业为本的同时，在制瓷、金属铸造、印刷、纺织等领域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中原王朝展开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技术交流。

独立展柜中，一件褐釉剔刻花四系扁壶吸引参观者驻足。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其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由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壶演变而来。

▲展出的褐釉剔刻花四系扁壶。 文静 摄

“党项人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携带，是党项人喜爱的生活器皿。”王怡介绍，西夏人积极学习中原制瓷技术，发展制瓷业，受北宋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颇深，逐渐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陶瓷体系。

西夏金属器工艺精湛、纹饰优美，继承了中原熔铸、锻造技术。在放大镜下，展陈的荔枝纹金牌饰造型精巧，令人叹服。这一饰件由纯金锤揲制成，四周压出凸棱边框，正面雕刻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底饰圆点纹，既展现出西夏工匠的非凡技艺，也折射出党项文化与中原技艺的融合。

▲荔枝纹金牌饰。 图源：首都博物馆

整体来看，是菱形、圆形花框内绘小白花，再仔细一看，花框四边各有一戏花童子，他们围着一条黄色肚兜，似穿行在花叶丛中——展陈的印婴戏莲纹绢为黑、橘红、白三色，采用双色套印工艺，做工精细、构图巧妙。这件意趣盎然的织物是西夏时期绢制品的上乘之作。西夏十分重视丝织业，曾向宋朝请求派出熟悉丝绸纺织的匠人，以学习中原先进技术。

▲印婴戏莲纹绢（局部）。文静 摄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西夏不仅继承了中原地区的雕版印刷技术，还大力推行活字印刷，并仿照宋朝的体制设立印刷管理机构“刻字司”。展陈的西夏文中号字模板印刻，1990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当年，宏佛塔集中出土了两千余件西夏文木雕板残块，无论从数量还是制作工艺上，都反映出西夏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

▲彩绘泥塑佛头像。 文静 摄

佛教艺术对西夏艺术影响深远，留下不少传世之作。展品中尤为令人震撼的有一尊彩绘泥塑佛头像：圆润饱满的面庞，线条大气，富有唐代造像的遗风，而眉间白毫、乌亮眼珠乃至因高温而溢出、宛若泪痕的黑色釉料，又为其赋予了独特的神韵与悲悯之感，体现了西夏在佛教艺术上的再创造。

尘沙秘语：“西夏陵”的文明回响

展览的终章将参观者的视线引向重要文化遗产——西夏陵。这片绵延近40平方公里的陵墓群，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以及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和完善的防洪工程，与巍峨的贺兰山共同构成壮丽的景观。

作为西夏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西夏陵不仅真实记录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恢弘历史，更以其独特的建筑形态和丰富文化内涵，在世界墓葬遗产中占据特殊地位。

经历多次考古调查、发掘，西夏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出土文物包括陶瓷器、骨架、马具、武器、钱币、泥塑、石碑等石刻残块、建筑材料及构件等。其中，建筑材料及构件数量最多，包括砖、瓦等普通建筑材料以及脊饰、雕龙栏柱、螭首、柱础等制作精美的装饰性构件。这些遗存是西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生业方式和文化技术成就等方面的实证。

▲灰陶鸱吻。 图源：首都博物馆

西夏陵为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而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大部分展品正来自西夏陵。

▲西夏文残碑。 图源：首都博物馆

展出的西夏文寿陵残碑，1975年出土于西夏陵区7号陵西碑亭遗址。该文物在出土时已残碎，由5块残碑石粘接而成，为拼合后留存西夏文字最多的一块。碑额两面阴刻西夏文篆书四行，每行四字，文字结构饱满匀称，字体刚劲、挺拔，是不可多得的西夏书法艺术珍品。该碑文为确定西夏陵陵主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明。

展厅内，红陶迦陵频伽、绿釉迦陵频伽以其人首鸟身的造型、静谧安详的神态，格外引人注目。迦陵频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妙音鸟。在我国，其形象最早见于北魏石刻，唐代应用日益广泛，大多出现在壁画和金银器上。西夏时期，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既延续了文化传统，又开创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绿釉迦陵频伽。 图源：首都博物馆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漫步展厅，那些镌刻着“桃花石”印记的瑰宝，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传奇。它们雄辩地证明：雄踞贺兰山下的西夏，既吸纳唐风宋韵，又融汇吐蕃、鲜卑、回鹘等文化，以非凡的创造力，最终熔铸成独具风貌的“桃花石”品格。

这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如星斗交汇夜空，似百川奔涌入海，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吴艳

制作 |魏妙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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