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铸币概说

作者 边昱

作者边昱，古泉文库特约撰稿人。已出版著作有《光绪宝津局制钱》《听泉——咸丰大钱蠡测》，即将出版的作品有《中国货币史辑要》《光绪货币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货币简史》（暂定名）。此文系节选原文缩略刊载。

本文30000余字，脚注125个，脚注从略 壹、早期义军铸币

西晋永宁元年（301）十月，益州氐（賨）人李特、李雄父子领导流民起义，建立大成政权，或铸行货币，世存“定平百钱”即有大成铸币、蜀汉铸币两说，有待考证。

北宋淳化初年，政府赋税苛刻，四川奸商、官僚相勾结，垄断市场，低价强购，茶农、茶贩深受荼毒。淳化四年（993）二月，西川大旱，政府赋敛急迫，大批农民失业，难以生存。茶贩王小波、李顺利用民怨，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口号，聚失业茶农百余人，占据青城起义。起义军转战蜀（今四川省崇州市）、邛（今四川省邛崃市）、眉（今四川省眉山市）等地，攻克彭山（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杀县令齐元振，开仓济贫，各地民众广泛响应，起义军迅速壮大至数万人。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从彭山北上，于江原（今四川省崇州市江源镇）与西川宋军对战，击杀西川都巡检使张圮，攻克江原，西川之战大捷。

王小波战亡后，其妻弟李顺继为统帅，乘胜攻克蜀、邛二州，攻破永康军（今四川省灌县）。淳化五年（994）正月，起义军抢占新津口（今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击败宋军，直逼成都，转兵破汉（今四川省广汉市）、彭（今四川省彭州市）二州后回师急攻，李顺率军入据成都，建立大蜀政权，称大蜀王，建元应运。宋军宦官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节度各路军马分进合击，五月围攻成都，起义军不善守战，城陷，李顺等亦被俘杀。成都失陷后，起义军余众在张余率领下辗转成都南部及东川，坚持斗争到至道二年（996）终被镇压。

大蜀政权建后铸应运钱，铜铁两铸，铜钱一式为应运元宝，铁钱二式为应运元宝与应运通宝。此后，改铸应感通宝，铜铁两铸。应运与应感铜铁钱皆为小平，面文类唐朝开元通宝八分书，素背，形制与北宋流通币相似。其中，应运元宝铜钱钱背平夷，应感通宝形制较为规整，以上均罕见。

贰、元末起义军铸币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濒于绝境的饥民揭竿起义以求生存。当时被元政府标为“盗贼”处的达三百余，红巾军起义爆发前仅河北各地的“盗贼”、“流寇”竟达到三千余起。

元曲《醉太平小令》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描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白莲会首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在白鹿庄聚众三千推韩山童为明王，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韩山童被捕杀，杜遵道、刘福通攻占颖州（今安徽省阜阳市），不久，起义军又攻占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汝州（河南省汝州市）、光州（河南省潢川县）部分县治，人数发展至十多万。因起义者以红巾为号，故称红巾军。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从武安山迎回韩林儿，拥其为小明王，定国号宋，改元龙凤，迁都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并开炉铸造“龙凤通宝”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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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通宝折三，直径34毫米

宋设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其制度基本沿袭元朝，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龙凤二年（1356）刘福通分兵出击攻占河南、河北和山东部分地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龙凤四年（1358）刘福通攻下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兵分三路，一路据山东进兵大都，一路挺进河北山西，另一路远征关中。年底，刘福通渡河攻曹州（今山东省荷泽市）、濮州（今山东省荷泽市鄄城北）、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卫辉（河南省卫辉市）等地，宋军进入盛期。

龙凤五年（1359）红巾军内部纷争继而分裂，其辖地纷纷失守，韩林儿、刘福通撤向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依附于朱元璋。龙凤十二年（1366）韩林儿死于瓜步（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东南），以龙凤纪年的韩宋政权终结。

宋政权铸有“龙凤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二、折三等，铜质精良，钱体厚重，字体秀美，背皆无文，主要流通于江苏淮泗（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由于铸造时间较短，流通区域不广，加之屡被熔毁，存世少见。

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呈燎原之势，起义军除以红巾军为主外，尚有不信白莲教、不以红巾裹头的队伍，这其中以张士诚义军最具实力。

张士诚为泰州白驹场盐丁，元末盐民苦于官役，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聚集盐民起义攻下泰州城，队伍很快发展至万余人。

至正十四年（1354），张士诚占领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不久，迁往平江并改称隆平府，以此为都城，占用承天寺作王府宅第，设立省院、六部、百司，任命官员，开炉铸造“天佑通宝”。

张士诚反复无常，降叛数次，因索要王位未果，于至正二十五年（1363）九月自立为吴王。其时张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至徐州，西至汝州、颖州、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泗州（今安徽省、江苏省泗县、明光市、天水市、泗洪县、盱眙县一带），东则临海，方圆二千余里，士众数十万，辖地富庶，实力强大。

周政权占有吴地后部众奢侈放纵，沉溺于酒色，以至政事荒废，防务疏漏。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部进伐平江，张士诚军弃城逃亡，被俘后送往金陵就死。

天佑通宝系仿元至正通宝钱铸造，铜色青白、制作精美，分四式，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以背穿上篆书“一”、“贰”、“叁”、“五”以示区别。天佑通宝钱因铸量不大，且多被搜缴熔销故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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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诚天佑通宝背“三”钱，直径33.8毫米

元朝末年，湖北省罗田县布贩徐寿辉与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和尚彭莹玉、徒邹普胜共图义举。徐为人忠厚，“体貌魁岸”，被众人以“弥勒再世”推为首领。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徐寿辉率众在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南）起义。起义军头戴红巾，被称为南方红巾军。两月后，起义军攻占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定为都城，徐寿辉称帝，“大”字上加横为天、“元”字上加“宀”为完，国号“天完”。

此后两年“天完”政权以长江中游为基地，势力达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和广西等省。至正十五年（1355），天完大将倪文俊相继攻占长江中游诸多地方。至正十六年（1356）徐寿辉建都汉阳。此后，其内部矛盾激化，至正十八年（1358），倪文俊杀徐寿辉未果，其反被徐寿辉手下大将陈友谅所杀。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自立为帝，天完政权终结。

天完政权存在九年，初建元治平，后改元太平、天启、天定，铸有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天启通宝铸于至正十八年（1358），次年改铸天定通宝。两种钱均有小平、折二、折三几类，青铜质地、型制规整、钱文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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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辉天启通宝折二钱，直径29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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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徐寿辉铸天启通宝折三楷书、篆书钱各一枚

直径分别为32.5毫米、33.9毫米

天启通宝铸行不足一年，仅流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加之后期被搜缴回收，留存实物罕见。天启钱因直径大小可分为大样、正样，于“启”字写法略有不同，传世有天启通宝折二大样篆书钱，极罕见。

天定通宝铸于徐寿辉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称帝至正十九年（1359）改年号“天启”为“天定”之后。天定通宝以天启钱改版，钱文四字楷书、上下右左直读，钱背无文。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等，制作精整，铸量较天启钱多。

陈友谅原为徐寿辉部将，驻防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杀倪文俊，将徐寿辉禁于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后自称汉王。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率领大军攻下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和采石（今安徽省当涂县北）后杀徐寿辉，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称帝，改国号为汉，建元“大义”，开始鼓铸大义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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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通宝折三钱，直径31.8毫米

大义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等，青铜质地，素背无文，与天启通宝、天定通宝相较略为粗糙。大义钱版式较少，小平钱中的大字大样版式应为初铸。

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进行会战，朱元璋以火攻陈友谅巨舟，“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陈军大败，陈友谅逃至泾江（今江西省湖口县东北）被流矢射中身亡，汉政权覆亡。

大义通宝因铸造时间不长、流通区域有限，留存不多。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因贫寒自小放牛，后在皇觉寺削发为僧至后三年游食于家乡以西淮河中游一带，深受白莲教和弥勒教影响。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因不愿“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以相戕”，其于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参加了郭子兴义军，因才能，三年即掌大权，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死，九月续掌帅印的郭天叙阵亡，朱元璋担任都元帅。

后朱元璋投奔韩林儿，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受封吴国公。朱元璋势力不断扩大，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军政集团，北伐元军统一中国，建立明王朝。

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受封吴国公后在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置宝源局铸行大中通宝，规定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至正二十四年（1364）在江西置宝泉局铸大中通宝，紧随扩张，后数省皆开铸大中通宝，直至洪武元年（1368）七月辛未户部行省罢铸钱。

大中通宝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早期前四等素背无文，仅折十穿上铸十字纪值，此后陆续有记地名铸币，“北平”、“鄂”、“京”、“浙”、“济”、“广”、“福”、“豫”等简称铸钱背。除小平外，折二起有加上数字以记值开铸币背文纪值加纪地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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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通宝背北平折五钱，直径39.6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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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通宝背上“十”钱，直径42.9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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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通宝折五光背钱，直径39.8毫米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改元洪武，铸行洪武通宝钱，洪武通宝钱沿袭大中通宝钱制，另有部分铸币背纪重，从一钱到五钱不等。

叁、明末起义军铸币

明末，社会纷乱，生灵涂炭，陕西省米脂县李继迁寨农民李自成投张存孟义军。崇祯四年（1631）张存孟降明，李自成率部转投高迎祥，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死，李自成统管义军。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军攻入陕、甘、宁地区，建“大顺”政权，改元“永昌”，定都西安，易名为西京。大顺政权于此年初开铸“永昌通宝”钱。

吴伟业著《绥寇纪略》中有“甲申（1644）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僭国号曰顺，改元永昌，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钱，当五钱，平物价”。

“永昌通宝”有分小平、折五两种，初铸于西安，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后可能在襄阳、北京等地也有铸造，故有不同版式区分。

关于西安铸钱，《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和《绥寇纪略》卷二十可查李自成军自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至顺治二年（1645）正月，在西安一年有余，铸币时间充足，某版式永昌钱又多出于西安，李自成军在西安期间曾大量铸印、铸像、刻碑，以上佐证西安可能是一个大的铸币点。

关于襄阳铸钱，据《平寇志》卷八有“襄阳修殿不成，铸钱不成”，但在襄阳出土了不少独立版式的永昌钱，这些版式钱有可能是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大顺政权在西安改元“永昌”后在襄阳铸造的。

关于山西铸钱，《明季北略》卷二十有“昔自成于山西铸钱不成…”。以往因山西省南部发现的永昌钱部分异于西安版式，遂认为山西有可能也是永昌钱的一个铸钱点，待考。

关于北京铸钱，永昌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大顺军占领北京，《甲申传信录》卷六、《小腆纪年·附考》卷一、《国榷》卷一百一、《明季北略》卷二十、《流寇志》卷十一、《平寇志》卷之十、《燕都日记》、《明史·李自成传》、《明鉴》、《明通鉴》等均有大顺军铸币的记录，例如有初二日铸钱颁谕、初四日及初八日铸钱具体日期、设有“管钱局”的记录、“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为主事人外，还记有铜料来源。北京曾出土过独立版式永昌小钱可视为北京为永昌钱铸地的辅证。

关于汉阳铸钱，《绥寇纪略》卷九有顺治二年（1645）三、四月间李自成“居武昌五十余日…运铜炭铸钱”。根据《浔阳纪事》记录李自成三月底四月初在承天、德安作战，清军于三月二十六日抵承天，李自成到荆门在三月末，清将阿济格四月二十七日由武昌到达九江，因此推算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七日前曾在武昌，并且还在武昌、富池等处有几次大仗，因此李自成在武昌的时间很短，且忙于作战，铸钱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在武汉附近却发现了不少永昌钱，按《绥寇纪略》记载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任命石作霜为汉阳令，永昌元年（1644）四月又任命潘可程为“汉阳府同知”，此期间大顺军占领着汉阳府，因此在武汉地区发现的永昌钱可能铸造于汉阳。

大顺政权存在时间较短，其铸币流通限于占领区域，加之后期的收缴熔毁，故存留至今不多，但据资料显示共有十三个省区的三十多个市县曾出土永昌通宝，尚不含发现过该钱的地区，陕西、湖北、河南、山西、宁夏、甘肃诸省区东部、河北、北京、山东、四川诸省市北部、青海省东部等是永昌钱主要出土地区，陕西省西安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是永昌钱的重点出土地区。

1981年秋，西安市南大街一次出土永昌大钱四百多枚，小钱三十多枚。1987年3月，在西安市城内西南角迎春巷内一个古井中一次出土永昌大钱六十多枚。1988年5月，在西安市城内西南东梆子市街一古井中一次出土永昌大钱三十六枚。清理西城河时有三十多枚永昌大钱出土，北门内青年路基建工地等处也曾出土几十枚永昌小钱。根据《西安府志》、《西安历史述略》介绍，明末西安城南偏西部即今西安市南院门、南大街一带是当时主要的商业、居民区。

大顺政权管理铸币的机构有“典钱局”、“管钱局”等。《甲申传信录》卷六和《国榷》卷一百一都有“管钱局”由“兵部侍郎刘永誉之子”管理的记录。

《平寇志》卷六有李自成对“有技术者，皆不杀”，“银匠则入银匠队”的记录。顾起元《客座赘话》卷四有明末“私铸之犯者众矣，向也未行广铸，局中供设者不过世业旧工，自广铸而召募多人，于是拨砂、看火、醒眼、错边之法，人人具晓之，身既不隶于官，而无所牟利，则往往私铸以市…”这些通晓铸钱法的技术工人为铸钱创造了条件，大顺军到北京后“搜铜器以供之”为铸钱储备了铸钱原料。

崇祯三年（1630），陕西省定边人张献忠自号“八大王”，在米脂县十八寨发动农民起义并投起义军盟主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成为第三任盟主后张献忠因不愿受人节制，遂从高迎祥、李自成义军中脱离，率部向东南发展，转战江淮流域。崇祯十一年（1638），张献忠接受“招抚”，但其不改起义军编制，不服从明政府的军事调遣，暗地里屯积粮草，制造武器，以待东山再起。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于湖北省谷城县再度起义，曾一度攻下襄阳，处死襄王。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下武昌，自封“大西王”。此后，攻克长沙，控制湖南全境、湖北南部和两广大部分地区。崇祯十七年（1644）初，李自成大顺军向北京挺进，张献忠趁机挥师西攻四川，六月攻下重庆，八月占领成都。同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置六部，颁行《通天历》，并铸行大顺通宝铜钱。“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镕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沈荀蔚《蜀难叙略》中有“贼下令凡市镇民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大顺铸币质量较好，彭遵泗说：“（顺治元年（1644）冬十月）十六日，流寇张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贼钱肉色光润精缀，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大顺通宝钱主要流通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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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通宝背川户，直径25.8毫米

大西政权所铸大顺通宝钱有光背、背“工”、“户”及背上“川”下“户”几种，“工”、“户”指工部和户部，背“户”存世较少，“川”指铸地，背“川”钱罕见。1975年4月和1976年2月，在四川省成都市望江公园附近的锦江靠岸处和市郊永丰公社的农田中先后出土了两大批大顺通宝钱，每批重十几公斤。

《明史·流贼传》载：“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用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除设钱监开铸“大顺通宝”铜钱外，还铸有“西王赏功”金、银、铜三品大钱，用以赏赐职官及有功将士。清人彭遵泗《蜀碧》云：“比赏格有逾十倍者，奖以为能。杀数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后贼营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积功所致也。”据考，大西政权建立后，一应典章文物悉仿照明制，赏功亦然，《明史》中有职官因功受赏金银币的事例，大西政权虽无明确载述，但所铸三种赏功钱币确实存在。清人刘景伯所辑《蜀龟鉴》中记述：“华阳张大受为武状元，身长七尺，善弓马。群臣交颂，谓龙飞首科得此奇才，不日当一统天下。献召入，衣饰华糜，先后赐名马、美人、甲第、金币无算。”这是大西政权赏赐“金币”的记录，“金币”应当即“西王赏功”金质钱。

“西王赏功”金、银、铜三品大钱存世甚罕，昔为古泉名珍，民国时期，“西王赏功”金钱实物惟蒋伯埙所藏，后归于上博馆藏，银钱先后发现两枚，一为清末民初金石藏家申砚丞秘藏，其后人亡物散，不知所归，二为罗伯昭旧藏，后捐献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钱亦有两枚，一为张叔驯收藏，后随其旅居海外，下落不明，二为沪上孙鼎所藏，后归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中刊有金、银两品，评为“无定价”。马定祥批注：“金钱发现二枚，一枚早年被熔，另一为蒋伯勋（埙）旧藏，金色淡黄，珍。银钱曾见二枚，罗伯昭、申砚丞各藏一枚，珍。银有赝作，须慎之。西王赏功铜钱与金、银钱版式相同，有红、黄铜质，存世亦少，珍。”

江口沉船遗址发掘中在发现大量珍贵金银器皿的同时，陆续出土数量不等的金、银、铜西王赏功大钱及银锭和大顺通宝钱等。2018年6月，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正式公开，发掘文物中有金、银“西王赏功”大钱二百余枚，未见有铜质者。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该时期货币铸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近期收藏界披露了一枚银质“赏功至宝”背“西营”钱，该钱直径29.9毫米，厚1.9毫米，重9.71克，钱郭上有明显打磨痕迹，包浆色泽与银质西王赏功钱接近，精整度稍差，书风粗犷，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尚有铜质“赏功致宝”钱，钱文风格与银质“赏功至宝”背“西营”钱不同，有认为系邻国后铸钱，待考。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于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孙可望以平东将军加监军身份位列群将之首节制文武。顺治四年（1646）张献忠身亡，其部众由四个义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率领南下攻克重庆，并于顺治四年（1647年）转入贵州，占领云南，旋即在昆明重建大西政权。孙可望被尊为东平王，改号兴朝，设六部，鼓铸兴朝通宝钱。

大西军在云贵革除弊政，惩治贪官污吏，团结少数民族，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整顿盐政，开矿经商，一时间一派太平景象。大西军从各民族选拔青壮充实队伍，出兵四川、湖南、广西，建立了以云、贵两省为中心，包括四川西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部分地区的抗清根据地。

为积聚力量，大西军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在南明旗号下“扶明抗清”，顺治九年（1652），大西军兵分三路开始反攻战役。一路由刘文秀率领，从云南攻入四川，一路由孙可望率领出师湖南，居中策应，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攻击桂林后，回师湖南，连下永州、衡州、长沙、常德等州县，后东进江西，直至吉安。

至戊子（顺治五年（1648））五月，艾能奇死，李定国擒定洲，孙可望以无名爵难以号召滇黔，闻明部院何腾蛟瞿式耜等拥桂王子由榔，称号永历于粤西，遣人胁封可望为秦王，定国等素与可望不和，至此俞生怨愤矣。

由于矛盾激化，孙可望在与李定国军队接战，失败后降清。

孙可望入滇后于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铸行大西政权年号钱“大顺通宝”。“（顺治四年（1647））丁亥四月流寇至滇，沙定洲杀王锡衮以其众遁。张献忠死，其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走贵州。闻定洲据滇，诈称焦夫人之弟，以兵援黔国，屠平彝、交水、曲靖…可望知定洲走，即由宜良赴省，追各官印，铸大顺钱，设四城督捕，禁民问。行不窃语，夜不张灯，犯者族”。

“（顺治四年（1647））四月流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入滇，沙定洲遁走。初张献忠死，余党可望等入贵州。闻定洲据滇，诈称援黔国，兵屠平彝、交水、曲靖，知府宋文旦、知县陈六奇死之，执巡按罗国巘，声言预捣定洲巢，分兵出蛇花口，定洲怯，于十九日杀故詹事府正詹王锡衮于贡院，焚南城楼，遁走临安。滇民愤擒逆党阮韵嘉等送天波磔之。可望知定洲走，即由宜良趋省，追各官印，伪设四城督捕，铸大顺钱”。

“（顺治四年（1647））四月，本朝委知府萧元昭到任招安。初，张献忠死，余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入贵州，闻沙定洲反，诈称援黔国兵入滇，知定洲走宜良趋省，追各官印，伪设四府，铸大顺钱”。

《云南历史货币》对孙可望铸“大顺通宝”钱有论述：“公元1647年4月，大西农民军政权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宣布废除明朝钱钞尽收寺庙铜铸佛像和王府铜器，熔为币材，铸滇版‘大顺通宝’钱，仅背‘工’字一种钱式，色泽金黄，美观大方，每枚重一钱四分，在滇铸制钱中属钱币之珍品。”云南省钱币学会主编的《云南货币简史》中，编者将背“工”字“大顺通宝”钱归为孙可望在云南所铸钱币，认为“大顺通宝”钱只有平钱，铸工精细，有背“户”、背“工”和光背三种版式。

背“户”和光背“大顺通宝”钱是大西政权早期在四川铸造并主要流通于四川，孙可望政权在云南铸行的“大顺通宝”钱为背“工”版式，“工”代表铸钱机构工部即工政府，户部铸钱民用，工部铸钱军用。

大顺四年（1647）八月，大西军击败明军杨畏知部，孙可望与杨畏知达成协议，大西军不再使用大顺年号，暂用干支纪年，大顺通宝就此停铸。《明史·杨畏知传》载：“永明王已称号于肇庆，而诏令不至。前御史临安任僎议尊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孙可望在云南称东平王于云南省城及下关设炉十八座，铸行“兴朝通宝”折银钱。

孙可望未得到南明永历政权认可时，由前明临安府（今云南省建水县）御史任僎提议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顺治四年（1647），可望自称平东王，既至黔，设官铸钱，十四年（1657），可望来降于王师”。《滇考》中有：“（顺治四年（1647））可望、刘文秀、李定国与艾能奇皆僭称王，在籍御史任僎等又倡议尊可望为国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僎兼吏礼二部尚书，铸‘兴朝通宝’钱，括近省田地及盐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县工技悉归营伍，以备军资”。

《罗次县志》记载：“（顺治六年（1649））己丑，明桂王于肇庆称永历三年（1649）矣，孙可望称国主、千岁、东平王。先铸大顺钱，至是，改为兴朝。修五华山紫禁城，大役民夫，人民死徙过半。”顾诚《南明史》中有“兴朝通宝”于“辛卯年（永历五年（1651））通行”。

翁树培《古泉汇考》认为“兴朝通宝”钱铸行于顺治十三年（1656），“《三藩纪事本末》曰：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孙可望自置内阁六部等官。陈孝莱曰：‘钱如当二大，钱背穿下有工字者，又有背上壹下分字，径寸六分。’培按：‘工字钱盖铸于十三年（1656）以后，十五年（1658）戊戌正月可望至京师封义王，薨谥恪顺。’”

《明末滇南纪略》记录有孙可望入滇的经过，顺治四年（（1647）永历元年）丁亥，孙可望率军于三月二十八日屠交水，二十九日移兵曲靖，三十日陷曲靖，四月一、二日间屠曲靖，上旬入省城昆明，五月十九日攻临安（今云南省建水县），五月二十二日轰城，下临安。是岁大饥。六月“四贼”共议可望为盟主，称“东平王”。八月祀孔子于太庙、开科考、开仓赈济。是岁…铸兴朝钱，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贼法甚酷，钱盐之法广行无阻…十月发兵西上，与沐公结约“共扶明室，回复江山”。

《明末滇南纪略》是后世研究南明史的重要资料，书中对“兴朝通宝”铸行的记载可信度较高。

孙可望军在攻陷昆明、基本稳定昆明和周边局势后，铸造了“兴朝通宝”钱，“兴朝通宝”是孙可望军政集团发行的地方性货币，铸行时间至早持续到顺治八年（1651）。

《明末滇南纪略》记载：“（兴朝通宝）每大者文抵壹分，次者文抵五厘。”兴朝通宝壹分、五厘皆为权银钱，分别折银壹分和五厘，通宝分折十、折五、小平三等，小平钱折银一厘，规格不一，均制作精致，多系黄铜，也有青铜质地，兴朝通宝传承大顺通宝钱的工艺和风格。有以各等钱中阔缘大样为孙可望在贵州遵义所铸之说。

孙可望政权在云南铸行“大顺通宝”钱不足一年，铸行“兴朝通宝”钱的时间有争议。

云南有使用贝币的传统，孙可望在云南铸钱加速了云南地区“废贝行钱”货币制度变革，黄向坚《寻亲纪程》中有：“滇俗用海贝巴，今皆毁去，钱法多异铸”。“（丁亥）是岁，凡所顺州县，更加抚恤。铸兴朝钱，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贼法甚酷，钱盐之法广行无阻”。《滇云历年传》载：“本朝初年，滇省为交寇占据，孙可望铸伪兴朝钱，禁民用贝巴，违令者刖劓之…”

兴朝通宝钱开创“兴朝-利用”铸币体系，铜钱铸币值直接与银两作价成为清初中国西南地区铸币的一大特色。孙可望入滇后不久铸行的不同规格的“兴朝通宝”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以不同规格的铜钱折对不同数额银两的折银钱体系铸币，“折银钱”体系影响了永历政权、清政府及吴三桂集团的货币制度，对中国“银钱并行”货币体系的最终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重要货币制度。

孙可望进入云南后急需“正统”身份号令云贵，他主动和南明永历政权接触，表达“若封我为王，我当举全滇归朝廷矣”的意图，多次接触后，孙可望被封“秦王”、赐名朝宗，在永历政权当中有了合法身份后即开始铸造“永历通宝”钱。

顺治八年（1651）辛卯春，“杨道来自粤西，出永历帝玺书，贼亦知掩泣，传示滇南文武官，改年号，遵正朔，新铸永历钱，奉如宝，至是贼亦知有君也”。孙可望在顺治八年（1651）正式启用永历年号，开铸“永历通宝”钱。道光时《遵义府志》有：“顺治八年（1651）伪秦王孙可望遣裨将田子禄至遵（义），开厂设局”，文后按语中有“子禄设钱局处，居民尤能道之，掘土往往犹得永历钱”。

顺治九年（（1652）永历六年）初，孙可望迎永历帝至贵州安隆，此时永历政权已“自扈从以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随着孙可望集团在滇铸钱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其包揽了永历帝的日常开销，时“岁至银八千两，米百担上用，随行文武官吏俸赏，全向秦王报销”。

孙可望铸行的永历通宝钱以及顺治十三年（1656）后李定国在云南铸行的永历通宝钱继承了兴朝通宝钱的传统风格。

由是，各个时期中国南部很多地区都铸造过“永历通宝”钱。“永历通宝”钱有小平光背、小平背穿上“工”、穿下“工”、穿右“工”字钱及背“户”、“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字钱，背上下“星文”钱，背“二兀”钱，折二钱、折三钱，又有背“壹分”折银钱，背“五厘”折银钱等。其中背“壹分”折银钱、背“五厘”折银钱及背下“工”字小平钱是孙可望受封“秦王”后在云贵地区铸造的。1984年在贵州省普定县出土的二十五斤铜钱中有“崇祯通宝”、“兴朝通宝”和大型“永历通宝”背壹分折银钱，这些都是永历折银钱在云贵流通的佐证。

有关孙可望在滇黔设厂开局铸造“永历通宝”钱的文献记载较少。

肆、太平天国运动的铸币

清朝末期，国家内外交困，矛盾尖锐，道光三十年（1850）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省桂平县（今广西自治区桂平市）金田村爆发。咸丰元年（1851）春，洪秀全称天王于广西省武宣县东乡，建国号“太平天国”，始称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是年秋，克广西永安州（广西自治区蒙山县），壬子二年（1852）夏，太平军北进湖南，冬，克武昌。癸好三年（公元1853）正月，克九江与安庆，同年（1853）二月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开始铸行自己的货币。

太平天国运动起后陆续颁行天朝制度规范，除天朝新历及金银国有令等在壬子二年（1852）颁行外，其他如《天朝田亩制度》等多是形势稳固后逐步推行。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公元1853）开始铸币并应同时颁行币制立法。

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1853咸丰癸丑三年）克南京后开始铸币，次年东王杨秀清签署的《太平天国答英国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有“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绝禁”的记载。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记载有“癸丑（1853）六月，贼在江宁于所虏铜匠中觅能铸钱者得十二人，封四人为铸钱匠，职同指挥。设厂开炉鼓铸，即右列所摹钱式。其大小如番钱，正面天国圣宝四字，幕无字。铜匠迫于威胁，既不谙又不愿，铅铜不匀，铸不如法，屡铸皆不成轮廓，字亦模糊莫辨，遂停止。杨逆诡称天父指示云，尚须迟三、四年方可开铸”。“余在上海夷馆中，夷人时乘火轮船至江宁城中，贼遗以铜钱，故上海夷人多有之。余曾见数十枚面曰太平天国，幕曰统理政教，肉好如制钱。铜质红色，制颇工，仿佛如越南国太和、景统诸钱式，与此大异”。张氏记载“正面天国圣宝四字，幕无字”及“面曰太平天国，幕曰统理政教”钱实物迄今均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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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背“圣宝”钱，直径23.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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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背“圣宝”钱，直径24.6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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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云：太平天国之铸钱，“职同伪总制，有正副。贼之铸钱，正面直书‘天国’二字，背面直书‘圣宝’二字，铸有十余万。”钱厂设在南京“评事街江西会馆，伪钱式约如现行之当十钱大也”。此书刻印于咸丰六年（1856）则其所指之天国铸币应早于咸丰六年（1856），应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所铸者。

简又文《太平天国钱币考》有“可见太平朝铸钱，自三年（1853）开炉试验，至翌年秋冬间始成功出品”。“考天朝官制，确有‘铸钱匠四人’，职同指挥，系属天朝内官，直接归天王管辖者。又考当时军政编制，每一种工匠，均别立匠营，可见当时必有‘铸钱匠营’之设，等于历代之‘铸钱监’也。其始，所有铜钱皆天京中央铸钱匠营制造，颁发各处，各占领地方无自铸者。…抑有进者，太平天国钱，最初系由天京铸钱匠营所铸，颁发各占领地，但后来则各地有自行开炉铸钱者，如安徽、浙江各地均有。至末期则占领一州县之‘王爷’，亦纷纷自铸钱币。如《浙江日记》载：‘又本年（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八月（嘉兴）贼（时守将为朗天义陈炳文）铸钱，无文理不成。’此次虽不成，却可见各王铸钱之举，是为事实也。太平制钱之种类繁杂，光怪陆离，花样百出，未尝不由此，而末期天国政治紊乱，纪纲废弛，亦可为明证矣”。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载：“考佚名《粤逆纪略》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建都天京时铸钱事说：‘其文阳面曰天国，阴面曰圣宝，约重一两至五钱不等。’…又有一个在天京建都初期曾住在天京叫做凌耀生的人，据他在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一书内注太平天国钱说：‘在朝天宫开炉铸钱，轮廓大如洋钱，一面天国字，一面圣宝字。’案‘洋钱’就是当时流行的外国银圆。据此知这一枚大钱是天京建都初期铸的钱。现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内陈列有九枚，每枚重五钱至六钱不等…”“太平天国铸钱，在天京朝天宫开炉铸造，设有专官司其事，叫做‘铸钱匠’，共四员，职同指挥”。“丁葆和《归里杂诗》注太平天国在杭州也开炉铸造”。

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载：“癸丑（1853）六月，天王命在江宁铸钱，令典铜匠选择能铸钱者，得十二人，封四人为铸钱匠，职同指挥。设厂开炉鼓铸，其式大小不一，正面印天国圣宝四字。铜匠不谙铸法，钱质又以铅铜互杂，分配不匀，铸皆不成轮廓，字亦模糊莫辨。民间多不信用，遂停止。…后隔年余，复命开铸，称为完善。有当十、当一等大小名目，钱面印太平天国四字。”

宝镇《师竹庐随笔》卷下云：“同治元年（1862）壬戌四月，贼酋为忠王在苏开炉铸钱，正面刻太平天国四字，背之左右圣宝二字，业杂于官制钱中搭用矣。”

太平天国铸币于癸好三年（1853）始，天京有铸钱衙、金匠营、镌刻营等机构设立，因所铸不精曾一度暂停铸造，甲寅四年（1854）才正式大规模铸造，天京是天朝主要铸币地，嗣后，苏州、杭州、徽州、株洲、衡阳、绍兴、嘉兴等地先后铸币。太平天国运动十四年中铸行的各类钱币可划分为三个铸期，元年（1851）至五年（1855）之间为早期，六年（1856）至十年（1860）之间为中期，十一年（1861）至十四年（1864）之间称晚期。

太平天国铸币数量巨大，流通范围极广，铸币主要流通地区是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其势力达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安徽、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十余个省，这些区域均可见天国铸币，太平天国的铸币流通南到广西、广东，北到广大长江流域和河南开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严禁民间混用天国铸币，但天国铸币依然不觉，李汝昭《镜山野史》中有同治二年（1863）“将六月，我地贸货汉阳者，归带太平天国钱号，想粤王坐江南，同治守幽燕，俨然一国两主，通宝交用，目见心惊”。无名氏《庚申避难日记》有同治二年（1863）三月，“廿六、七、八、九、三十…长毛于去年夏有太平天国钱行用”。七月“二十六，晴，自夏至秋，太平天国钱甚多”。太平天国军队失守常熟后几个月，当地还在行用天国铸币。直至清末，即使在大量收缴之后，天国钱依然存量巨大。光绪七年（1881）二月初一日的《申报》有文“挑塘得钱（扬州）”，“扬州西北乡，离城三十里，有镇，名杨兽医壩，该处之王家庄居民皆务农，地多山田，每年春初，西北乡农户必挑掘塘泥，加宽深以蓄水，兼取其泥以滋培田亩。去岁冬间亢旱，洒塘俱涸，故今春宜挑掘更深。王家庄有王大者，种田十余亩，多子女。前日夫妇率子女挑塘，甫至丈许，锄忽触物有声，坚硬如铁，不能下力。掘松四面泥土，果得累累者皆青蚨。尽数取起，得八十余千文。王不识字，不知何代物。以其色尚新，知非古钱，因洗出数十文携入城，问其田主。主人视钱上字皆太平天国通宝，惊问：字迹皆同乎？王云皆同。主人告以，此乃发逆【指太平天国】所铸，用之不行，藏之不可，惟有敲碎，作废铜售耳。王如其命。不知此钱从何而来，且该处数百年来一荒塘，并非第宅，谁于此作窖藏耶？真乃不可解矣。此正月十九日事，其碎铜今已售去云”。

太平天国铸币中正面“太平天国”、背面“圣宝”直读或横读最为常见，其版式分列九种：

一、最早期“天国通宝”铸币正面“天国”直读，背面“通宝”横读，字为楷书及隐起文、宋体均当十型。

二、早期小平钱，正面“天国”直读，背面“圣宝”直读，字体介乎隶楷之间。

三、大小钱正面“太平天国”直读，背面“圣宝”直读，均有宋体和楷书，镇库大钱有宋体、楷书版式，大型花钱只见宋体。

四、正面“太平天国”直读，背面“圣宝”横读，可见楷书和宋体平钱以及隐起文套子钱，此式镇库大钱和大花钱只见宋体版式。

五、正面“天国太平”直读，背面“圣宝”横读，有楷书小平钱和折五型钱。

六、正面“天国太平”直读，背面“圣宝”直读，只见宋体小平一种。

七、正面“天国圣宝”直读，背面“太平”横读，有楷书小平。极罕见的折五型钱为“太平”直读。

八、正面“太平圣宝”直读，背面“天国”横读，有楷书小平、隐起文折五型钱以及有含隶意的楷书小平钱。

九、正面“太平天国”直读，背面“金宝”横读，文为篆书，待考。

有正面“天国太平”作上、下、右、左读，背面“天下”二字左右横读，字为隐起文者，此为民间吉语钱，非官炉铸。

此外尚有“天国圣宝”背“太平”和“太平圣宝”背“天国”版式应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在浙江一带所铸钱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有“无论如何，浙江占领一郡一县之王爷开炉铸钱，确为事实矣。…考听王陈炳文于十一年（1861）冬月由嘉兴调镇杭州，为浙江全省主帅，其继续铸钱以竟其先在嘉兴铸钱未成之志…”。

太平天国铸币多为传统翻砂铸法铸造，故有雕母、母钱，也有样钱。太平天国雕母钱罕见，有较早期铅质面“天国”背“圣宝”当十雕母，天京钱局所制，有面“太平天国”背“圣宝”小平铜质祖钱，苏州钱局所制，有面“太平天国”背“圣宝”的铜质雕母，为太平天国晚期浙江地区的铸钱匠所雕，属未采用版式。

太平天国铸币母钱多为铜质，现所见太平天国母钱早、中、晚期均有。早期有天国背圣宝小平母钱，中期有面太平天国、背圣宝的母钱大、小两种，即小平及折五十型，太平天国晚期浙江钱局的铸母钱已发现数种，即天国太平背横圣宝折五型母钱、小平母钱、太平圣宝背横天国母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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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楷书当五十，直径48.2毫米

太平天国铸币种类十分丰富，除常见正用品外尚有多种少见品种，简要归纳如下：

一、误铸钱

误铸钱面文为“太平天国”四字，背面铸以清文“■■”，马定祥认为此钱为太平天国后期浙江钱局误铸可能性最大，太平天国晚期，太平军曾二度进杭州城，此钱殆为后进军杭州城时旧日的宝浙局铸钱匠未深悉天朝规制，故虽面文铸为“太平天国”，而背文仍沿旧俗铸以清文“宝”、“浙”。

二、太平天国的铁钱

太平天国铁钱只见面文天国、背文圣宝的当十型钱。据1979年出版的《苏州文物资料选编》载：“1978年在江阴的某一废品收购站北门仓库中，拣出一枚太平天国背直圣宝的大型铁钱。‘铁钱直径4.8厘米，边阔0.5厘米，中间方孔0.9厘米’。”此钱经马定祥鉴定为赝品。

日本二瓶哲夫《太平期钱币拓影集》有铁质当十、当五十之太平天国宋体套子钱拓图各一品。

三、太平天国的铅钱

太平天国铅钱因其铸期短暂，惟极少见，加以铅质软嫩，经不起日久使用即易磨损，所以遗留少见。

《文物》1959年第5期中的《太平天国时期浙江嘉兴府的民铸铅钱》一文有太平天国时，“嘉兴地区曾准许民铸铅钱”，以作“暂时制用的一种代替筹码，等到太平天国铸钱局铸钱后，这种铅钱就责成制发人收回销毁”的记录。

四、太平天国的银钱

太平天国的银钱最早可见李明成书致英国翻译官福礼赐的文书记录：“天朝九门御林忠王宗酎天义李书致大英国番绎官福麾下：‘日前驾临敝府，别后常怀思慕，乃国务纷纭，未如志愿前来把晤。因承尊意，喜我国造圣钱，嘱余给付，余亦不胜欢喜。麾下雅情，颇增钦佩，余本不才，仰承殷联友谊，私衷愿满，愧莫能配。麾下轮帆清吉，不卜可知。兹将我国圣钱，如托付呈，银钱贰拾元，青钱拾元。祈麾下哂纳，留为粗玩，是所幸甚。并有私事一烦，付来金表一个。祈即惠换璃盖，代为整好，字如面铸。并候近佳。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1861）五月初九日。’”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说：“所谓银钱疑是仿照当时流行的外国银元制造的银币。”罗尔纲对太平天国铸有银钱持怀疑态度。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有“闻英国博物院今仍藏有是项银钱，惜未之见，国内人士亦未闻藏有是物者”。马定祥、马传德《太平天国钱币》载录有天国背圣宝银钱，这些银钱分大小两种形制，小的每枚约重二钱五分，大的每枚约重五钱。此类银钱均是以刀刻制的，钱文为“双钩文”、“飞白体”。同治元年（1862）出版的英国海军少将林赛·布莱恩所著《太平天国起义》一书中有“（南京）市内正在大兴土木，凡熟悉此地的人们都说这里的情况已有显著的进步，城中有许多有钱的人。太平天国政权为了流通使用方便，曾发行价值贵重的银币作为通货是不足为奇的。普通常用的银币大小如同先令，但价值却比先令为高，其形状如同方孔铜钱，且上有手工雕刻的钱文，另有一种大如金镑的银币，但我迄今尚未见过。当地人们混用清钱和太平天国钱，然大多人喜欢使用前者，而且银锭也的确在流通”。

光绪六年（1880）英国《皇家亚洲会刊》刊载的文章《清朝钱》其作者布西尔是货币专家，他曾在咸丰十年（1860）来中国并致力于收集铸币，在他的文章中有太平天国发行不同价值的天国圣宝银币的记录。

曾泽禄《太平天国银币》一文考证：“这种双钩文雕刻的银钱被描写为使用于南京，跟铜钱天国背圣宝折十之一样，大概是1861年以前就有发行，可能只流通于南京附近。”

至于太平天国银钱在中国国内不易见到的原因，曾氏解释说：“留存下来的银币大多存在外国博物馆，看来均有流通使用之痕迹，大概是由一些对太平天国有兴趣或对中国货币有收集兴趣的外国人留存下来的。当时清政府对太平天国是恨透了，占领南京后，全城毁弃，不留一人，对太平天国文物与钱币也加以烧毁，或是这原因，在国内很少见到。”

据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记录：“事实上即使在前期也已允许私有少数银钱。此制也适用于天京民间，不过限额究为几何，尚未见确切记载。”

《太平天国诗文钞》提到太平天国曾经督造大、中、小三式银饼，但语焉不详。

马定祥考证美国钱币博物馆、英国博物院及私人珍藏的太平天国双钩文银钱实物与照片有十余枚之多，均确定为真品，有些银钱有流通痕迹，证明太平天国确曾铸过银钱，这些银钱一度流通使用，其始作年代可能为早期铸造天国背圣宝折十铜钱之时，地域仅限南京地区。

另外，美国钱币博物馆有一枚面天国直读、背圣宝横书的薄片银钱，字文亦系手工刻制，钱内密布珠纹，系打凿而成，厚0.95毫米，重5.64克，此为民间银楼作品。

《苏州钱币》创刊号曾刊发一枚直径二十毫米、厚一毫米、重2.42克的圆形银制品，谓为当年驻苏州之太平军遗物。其正面为一头裹包巾持刀骑马的将士，下饰龙纹祥云，背面钤记“南京老凤祥”。对此银制品有认为是太平天国后期南京老凤祥银楼为太平天国政权所制银饼，一种认为是民间土铸银币，还有认为是太平天国政权占领南京后委托老凤祥银楼所造纪念章，有说可见此类物品曾见背面中部留有别针或插针之断痕，究竟该如何归类尚待进一步求证。

五、太平天国的金钱

太平天国铸金钱的历史一直为史学界及钱币收藏界关注，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中有太平军“定都金陵时，曾发行金币一种，形似中国之古钱，币面不标明价额，估计似为银二十五两”。简又文《太平天国钱币考》中说：“此种金币，余未尝得见真品。闻英国博物院亦藏有。”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中说：“至清时，黄金大多作饰物美术之用，或用以窖藏。流用于民间者，殆不多见，史籍中亦无可考者。唯金币之铸造，则亦有之：一、太平金币为洪秀全建都南京时所发行。每元值若干两，币面并无刻出。唯据估计，大约每元代表银二十五两上下。”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中说：“或者是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后，把没收得来的黄金铸成金币，作为对外通商贸易之用也未可知，所以外国人后来还看到这种金币。不过，这种金币想来铸造不会很多，使用也不会很广。”耿爱德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中对于太平天国铸金钱的历史予以考证，其认为这种金钱大概是咸丰十年（1860）所造，直径为二十七毫米，中有方孔，方孔的直径为六毫米，“芝加哥的基弗氏藏有此品”。威廉·弥士尼的著作中谈到其本人曾经看到不少外国人有这种不是一般流通货币的金钱，据称是太平天国政权于咸丰十年（1860）后在南京所铸。

《弥士尼的中国琐事随笔》中关于太平天国金钱的内容译录如下：“就本人所知，我曾亲见过许多中国金钱，尽管它们不能称为日常的流通货币。这些金钱均为太平天国政权早在六十年代在南京所铸，每枚价值相当于五两白银，或五枚西班牙双柱银元。所有的天国政权首领均持有这类金钱，以作为礼品馈赠给友人。我曾见到许多外国人拥有这种金钱。一个名叫菲利尔的人，曾拥有这种金钱二百余枚，均为太平天国某王侯所赐。金钱正面鑴有‘太平天国’四汉字，背面也鑴有若干汉字，惜已记不清了。1863年我曾以五两白银的代价获得过若干枚这种金钱。这些金钱的大小和形制与流通铜钱相同，但稍重一些，也许还作了一点装饰。许多外国人把这种金钱视为吉祥物挂在表链上，而有些人将一枚金钱放入口袋内，以作‘留窝之蛋’。”

有关太平天国铸造金钱的官方文献尚未发现，但确有金钱实物存世，如英国伦敦博物院即有形制类“天国太平”背“圣宝”当五钱的金钱。

六、太平天国镇库钱

现今所见太平天国镇库大钱有七种，但其上均无“镇库”二字。镇库钱或是太平天国中、晚期在湖南及苏州、杭州等处所出，未铸造于天京；或是天朝早期除专一信奉“拜上帝教”外，其余诸神一概破除，故未开铸镇库钱，后来则仅外局或有进呈者。

1957年钱无咎《古钱考略》中有“近在广西发现太平天国背圣宝大钱，直径约十公分，文字铜色，远胜常品，是否作赏功或镇库之用，尚待考证”。

七、太平天国大花钱

花钱不是流通货币，属于具有开炉钱性质或是特命铸造用以赐赠的纪念钱币，花钱也有称为“礼钱”的。

太平天国文献中论及有关花钱的只见李明成“书复”福礼赐氏的文件：“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酹天义李书复大英钦命翻译官福麾下。昨奉琅函，曷胜欣忭之至。兹承代买绉纱，现下已有。饬敝如要，即来采买。并辱问圣钱及字帖，等因接此。但绉纱一项，既烦代购，何敢更辞。惟买卖之事，乃一时之变。敝昨遇有方便，已买有若干，略可济用。今未便再买，祈阁下将绉纱发卖别地，以取便利也。敝国圣钱，今已办上大花钱壹元，敬呈麾下取玩，以表友情。字帖，中哗历来四大名家，并十数异士，各种字帖皆有。不知麾下要用者那种字帖也。而敝无才无学，文墨之中，不甚齐集。且敝国干戈之际，凡物不齐，实愧下问，诸多负处，祈麾下幸勿为责。今着敝使带上圣钱壹元，祈即哂纳外，祈有上日承赠那种美酒，付下数瓶，或烦代买亦可，是恳。恕不恭敬，异日再为致谢佳情。此候勋祺。统惟朗答，不戬。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1861）七月十一日。”

太平天国花钱分为超号大花钱、大号大花钱、中号大花钱、小号大花钱四类，尤其超号大花钱直径可达33.5厘米，是中国铸币最大钱型。太平天国花钱正面四周是“二龙抢珠”、背面四周是“八宝”图案，小号花钱中有一种背面不镌双凤纹。简又文《太平天国钱币考》中记录以前的《南京新民报》上有文谓太平天国的大花钱“在当时恐非通用之品，或系登极及其他大典所用之纪念物。按其面幕花纹，有‘鼠’‘蛇’二属，倘为子年、巳年所铸耶？”简又文“以为太平开朝改历，虽仍沿用乾支，惟属鼠蛇等概念，尚未之见，大概以其于古老迷信神话而尽废除了。任君‘子年巳年所铸’语，不敢苟同。独其以此为纪念品云云，则殊可信。缘吾国历代铸钱，除通用品外，另有‘开炉钱’、‘镇库钱’、‘庆祝钱’、‘吉利钱’、‘压胜钱’诸种。以形式花纹论，此龙凤大花钱当不是‘镇库钱’。如丁君（丁福保）函所言，想必系太平朝大庆典时，特别铸造之‘庆祝钱’，…即如今之纪念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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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太平重宝宝福局开炉吉语大钱，直径42毫米

太平天国大花钱的共同特点是大花钱的图纹多是正面四周缘上铸有凸纹的二龙抢珠，背面四周缘上铸有八吉祥徽；“宝”字从“缶”；文字为宋体；面文“太平天国”直读，背文“圣宝”多作直读。

八、“怡怡和合”背“戎”信号钱

此钱黄铜质，重6.3克，如果作为太平军中的信号证件来说，或是入伍时先发钱，编伍后再发牌，因此其和作为身份凭证的“圣牌”是一样性质的东西。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翼王石达开所出募兵训谕有“共乐从戎”四个字，该谕中下一句“编为行伍”，因此此钱是石达开入川前在行军途中发给士兵的信号钱，因在军事倥偬之际所铸，所以铸造不免粗率，存世也少见。

九、“德著皇都”背“恩流西粤”钱

此钱直径4.77厘米，厚0.24厘米，重二十四克，文字为宋体，一面为直读“德著皇都”，一面为直读“恩流西粤”，其钱文与太平天国天京、衡阳等地所铸之宋体钱相似。孙仲汇、胡薇认为此钱为太平天国钱且“非一般身份之人所能铸，当是早期重要领袖之物，而以东王杨秀清的可能为最大”。马定祥认为韦昌辉天京变乱后，石达开起兵靖难，平息叛乱，入朝辅政，可以说是“德著皇都”，遭忌率军出走后曾重回广西，招兵买马，发展势力，可以说是“恩流西粤”，待考。

此外，太平天国时期也有私铸钱。太平天国运动早、中期法令严峻，私铸钱罕见，及至晚期，纪纲废弛，少数私铸钱出现于浙江地区。有说私造钱币如与官版一致者罪加一等，因此太平天国的私铸钱多较为奇怪，其面文用“天国太平”或“太平天国”字样，背文的左右为清文或清汉文并用，偶有铅质。简又文《太平天国钱币考》有载私铸钱一种，“满文小钱，质铜，小而薄，如清季之烂平钱。面文：‘太平’，横行，‘天国’直行，楷书。字劣工粗。背左右铸满洲字各一，为极罕见之品。以揭橥兴汉灭满，甚至称一切有关清廷之人人物物为‘妖’之太平朝，而竟铸有满文之钱，宁非至奇而且至怪之事也耶？忆传说云太平军在某地铸钱，只造面文‘太平天国’范，而其背则误沿用胡清旧范，故有满文，倘亦可信耶！故并志此备考”。

伍、清末会党钱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各地会党起义不断，诸多会党为行用、为联络等多有铸币，概况如下：

一、上海小刀会铸币

清末上海有小刀会起义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有台湾、福建小刀会和上海小刀会之分。福建小刀会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创始于厦门，后传到上海。上海小刀会的成员除了本地的会党外，大多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失业者和游民等，会众身怀小刀一把为会员标志，所以小刀会又称“匕首党”。上海小刀会以天地会广东帮的刘丽川为领袖。咸丰三年（1853）九月七日小刀会起义，建“大明国”，以“天运”为年号，不久后改称“大明太平天国”，意为归顺响应太平天国。

因上海城内缺乏制钱，交易不便，上海小刀会于咸丰四年（1854）六月始开炉铸币。《枭林小史》中“贼铸钱条”有“时（咸丰四年（1854年））城中富有金银而独缺钱，库宝银五十两易钱二十余万，至是收破铜悉铸之，文曰‘太平通宝’背作日月二形。奸民入城贸易者，即其所铸，为官军查验，即送大营正法，前后杀数人，贼知不可用，仍铸‘咸丰’字样”。小刀会遵循天地会传统宗旨以“反清复明”为目的，早期铸有光背钱，较少，而后又铸“太平通宝”二式，制作不精，其中，一式背上日纹下月纹，二式上月纹下“明”字，均寓“反清复明”之意，这和太平天国意在反清后创立新朝有异。小刀会的规模远小于太平天国，因此借太平天国的声势，采用“太平”为钱文字号。

有太平通宝光背钱，以黄铜铸造，形制与上海小刀会隶书太平通宝钱一致。有“大明通宝”光背钱，其形制与上海小刀会钱一致，应是小刀会国号为“大明”时所铸借范钱。

上海小刀会的铸币中有背清文ᠪᠣᠣ ᠶᡡᠨ（宝云）的平钱。

二、天地会大成国平靖钱

太平天国运动中，天地会之广东三合会创立大成国，铸平靖通宝、胜宝钱。咸丰四年（1854）六月，广东天地会首领、佛山船工陈开在佛山举起反清义旗，广东天地会首领、鹤山籍粤剧艺人李文茂在广州北面的佛岭率众响应，与陈开互为犄角，牵制省城官兵。

据《陈开自述》：“李文茂攻得柳州后，声势浩大；我虽为主，他有不从之意。…他在柳州得到几个城池，造钱、唱戏庆功，自为一王，各立其势。”张幼程《见闻录》（未刊稿）有“文茂据城，自称平靖王。铸平靖通宝钱”钱无咎《古钱考略》记录：“最近在柳州发现大成国镇南王陈开记功碑，称清咸丰四年（1854）天地会陈开起义广西称王，同时有伶工李文茂其人在广州起义，称平靖王，与陈开会师北伐，攻入柳州，铸平靖胜宝、通宝两品。”

李文茂义军攻克广州附近各县后分西、北、东三面合围广州。围城近六月久攻不下，部分义军退到肇庆与陈开义军会合并与在梧州、柳州水路活动的天地会众梁培友、区润联合，集众四万以两千只船沿江西上。四月二十日，义军合力攻打浔州府（今广西自治区桂平市），在李文茂指挥下，义军围城三月，守敌“援粮断绝”，“枵腹不支”，义军于八月十七日攻入浔州府城，建大成国，定都浔州并改为秀州，陈开称平浔王，年号“洪德”。

大成国建立后以秀京为中心占据了桂东南及桂东北近二十个县，洪德二年（1856）十月，大成军将领会师梧州，改陈开平浔王为镇南王，驻守秀京，东征藤县、梧州，李文茂称平靖王，北伐柳州。

洪德三年（1857）二月十九日，陷柳州，李文茂于大南门周家祠堂设立大成国平靖王府，发布安民告示，委任丞相、都督将军等职官，并改柳州府为龙城府，为秀京乃至大成国筑起北面屏障。

洪德四年（1858）一月，李文茂率军直逼桂林，陈开率部北上抵达阳朔附近的季鱼塘。湖南巡抚骆秉章派拨四千楚军由按察使蒋益澧带领“进桂援剿”，与广西清兵联手遏堵李、陈两军，洪德四年（1858）十一月，李文茂于征战中身亡。

李文茂攻占柳州后，以平靖王名义铸币。钱币面文“平靖胜宝”，背文按各军番号铸“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及“御林军”、“长胜军”、七种文字，据闻有“真忠军”、“常胜军”、“长生军”、“护武军”、“祷天军”等品种，待考。后期有“平靖通宝”背篆书“中”字钱，钱型较小。

大成国李文茂以“平靖”为王号，故平靖钱当是李文茂在柳州一带所铸。翁夏生1985年发表于中国台湾《泉坛》杂志总第9期的《待考之“平靖胜宝与通宝”之我见》一文认为柳州城咸丰七年（1857）三月左右为广西天地会升平天国镇南王朱洪英所攻破。是时平靖王李文茂活动于柳州东南一带，后再赴柳州投朱洪英。故李文茂即使真有铸钱，地点也应不在柳州城。他还认为，若有李文茂铸钱之说，平靖通宝有几分可能性，平靖胜宝则绝对无关。平靖称通宝小平钱一度流通，为时甚暂。平靖称胜宝钱型较大，似为当五型钱。“胜宝”为中国历代钱币宝文中所仅见，“胜”字原为天地会山堂名称中所惯用之字，有“洪胜堂”、“聚胜堂”、“义胜堂”等。“平靖胜宝”即“平清胜宝”的寓意，平靖清朝胜利。平靖胜宝当五型钱背文且铸有前、后、左、右、中及御林、长胜军之军制称号，是否为流通钱，或是军中“唱戏庆功”时特铸之赏赐钱，尚可研究。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平靖钱是太平天国所铸军用币、纪念币、或信号钱等，因为平靖钱的流布范围广，在两湖、两广及开封、潮州等地都曾有发现，而且胜宝钱背文之军制也说明只有太平天国才具有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设置。

有平靖钱有光背钱之说，待考。

三、天地会明道通宝背“天”字钱

天地会有“顺天行道”、“替天行道”类口号，天地会诗歌如《西鲁根苗歌》里有“顺天行道神明佑”，“诛灭㳉（清）兵转明朝”；《松柏桃李歌》里有“反泪（清）复明合天心”；《乌旗摇动军威振歌》里有“顺天行道明大光”等句。

据此，现所见明道通宝背“天”字钱为天地会铸币的可能性极大。明道钱称通宝，直读，不同于宋钱，背文“天”，质黄铜。明道通宝背“天”字钱现有两个版式，其中一种的钱边与有的平靖右营钱边缘几乎完全一样且其铜质、色泽、大小、笔意多相似，尤其“寶”字如一人所写。有理由推定该钱亦是广东三合会首领陈开、李文茂起义时所铸。有“明道通宝背天”为太平天国起义早期所铸之物一说，待考。

四、白莲教号军嗣统通宝

“嗣统通宝”钱多发现于贵州省，其归属有争议，其属于天地会白莲教系统号军铸币基本公认。

号军是咸丰、同治年间在贵州省开展反清斗争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其首领刘仪顺为白莲教贵州分支“灯花教”教主。刘仪顺原籍湖南省宝庆府，后迁居四川省宜宾县，道光初年于宜宾拜白莲教教徒杨光明为师，法号“依元子”。刘仪顺入教后先后在陕西、甘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传教收徒。经分析局势，刘仪顺认为贵州是“成功干成大事的地方”，他进入思南将白莲教的教规结合思南当地情况，利用道教、佛教的法术仪式创立灯花教、粑粑教等，并以此引导会众。

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刘仪顺等在思南县起义，刘仪顺首先策动当地团练致和团、觉林团、济安团起义，率领农民三千余人头包白布称“白号军”，攻占思南，建元江汉。

咸丰九年（1860），张保山在贵州思南自称大明皇室后裔，改张保山为“朱明月”，朱明月与刘仪顺联合并被封为秦王（朱王），其在贵州省思南岑头盖宫殿、设官署，《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二编四十一章《白号之役》载：“黔中教党至是咸奉仪顺为教主。” “张保山原为遵义团练首领，后因多行不法，被知县邓尔巽所逐。及往投白号，诡称明代后裔。”“刘仪顺为诱惑众人，招兵买马，尊立以（张保山）为伪秦王，总其号朱悦民，或称朱王，铸嗣统钱散行，使民坚其信。”《刘仪顺供词》记录：各路号军“皆闻风响应，共推我为刘祖祖，皆听我的号令。我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铸印、铸钱，并刊发誊黄，招集兵马数十万，分扰贵州数十州县。”同治三年（1864）朱明月称帝，建号嗣统，弃用江汉年号。同治七年（1868）号军起义失败。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二提到：朱明月建元“嗣统”，“铸嗣统钱行之。”《文物》杂志有专文提到：“《贵州通志》、《遵义府志》及《绥阳县志》等书记载，谓张（保山）在咸丰庚申（1860）、辛酉（1861）及同治壬戌（1862）、癸亥（1863）之间据遵义、婺川、思南一带起义，自称大明后裔，号秦王，曾铸嗣统钱。”因“嗣统”为刘仪顺所封，所以《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中嗣统记录为刘仪顺年号。《咸同贵州军事史》中有“尊立以（张保山）为伪秦王，总其号朱悦民，或称朱王，铸嗣统钱散行，使民坚其信”。

嗣统通宝为小平型制，黄铜质，宽缘光背。版式分隐起文和非隐起文两种，非隐起文有平头嗣、低司嗣、短划统、中划、长划通等区别。此钱初铸时较规整，后渐粗劣。

由于铸期短，加之后期熔毁，嗣统通宝存世稀少。

五、天地会金钱会义记金钱

咸丰八年（1858），浙江省南部平阳县钱仓镇人赵启（《平阳县志》作赵起）、周荣、缪元、朱秀仙、谢公达、陈十一、孟州、王秀金等八人聚义于镇北北山庙，“结为兄弟，分作八卦”，随后在平阳金溪山（一说钱仓附近北山庙）成立天地会支派金钱会。金钱会初“将满字向内，上下钉以二口（铉）系以辫绶，藏在衣襟”，即以两枚康熙通宝钱面文钉至一起用丝线穿系带在身上作为凭信。不久，赵启采纳程杰的建议，改用旧钱熔铸“义记金钱”信号钱作为入会凭证。

有关“义记金钱”的记载比较多，“平邑北门有岁贡生姓程名杰，年七十，两目失明，善弄刀笔，往依赵启，取钱三千，用铜铸面，注‘金钱义记’四字，金字用入字不用人字，以作记号”。背面则刻有“天”、“地”字，或刻有八卦中之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字样。

咸丰同治年间赵之谦的《章安杂记》有“铸钱印文曰‘金钱义记’”。孙衣言《逊学斋文钞·会匪纪略》有“人给大铜钱一枚…其钱文曰‘金钱义记’”。秦湘业、陈钟英《平浙纪略》有“人给铜钱一文，曰‘金钱义记’…”光绪年间的《平阳县志·武卫志》有“其钱文曰‘金钱义记’，其帖合八卦”。《瑞安县志·文献篇》有“用铜铸成，面注‘金钱义记’四字”。王棻《永嘉县志》有“赵起等八人合谋为金钱会，其钱文曰‘金钱义记’”。刘祝封《钱匪纪略》有“有岁贡生姓程名杰…往依赵起，取钱三千，用铜铸面，注‘金钱义记’四字。金字用入不用人字，以作记号”等等。

义记金钱一面上、下、右、左为“义”、“记”、“金”、“钱”四字，钱文中的“金”字头一般所见均为“入”，即入会之意，一面为方胜图案或有文字。“金钱”是起义组织之名，“义”指共举义旗之意，其武装即自称“金钱义旅”，“记”为标记，“义记”即以“义”作为联络之号。另一面两个连结的方胜图案寓意四面八方团结胜利。

第一批铸义记金钱背有字“天”、“地”、“离”，“天”、“地”二字有理解为“天地”，有理解为八卦中的“乾”、“坤”。“离”字有两种解释，一指八卦中的离卦。金钱会《十月歌》有“三月好景三月三，金钱分出外地方；坎字分出桥墩门，离字分出东江山”。由此看，“离”字钱应是在上游要隘钱仓西部的东江山一带所发的会凭，“坎”字钱发于平阳西南的桥墩门，“坎”字钱未见实物。

“离”字钱的第二种解释是其为会首八人分离后的凭信，赵启当时曾有“倘有分离日，当以何物作凭”之，且最早特铸“离”大型钱是特铸供会首佩带，此类钱“金”字头不从“入”。但小型“离”字钱与“天”字、“地”字钱因是第一批铸发的会钱，所以均罕见。有鎏金“离”字钱存世。

义记金钱中无“天”、“地”、“离”三字者为第二批及后铸，因会员日增，分发较广，这类会钱相对多见。

金钱会会众依会规入会后向会首缴纳会费五百文，立誓言守会规服从会首命令，然后会首发给红帖一张以及义记金钱一枚。

对于越聚越多的金钱会会众，政府十分恐慌，一再招抚。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赵启佯作接受平阳县令翟惟本的要求，“适与金乡、钱仓地名合，再三劝改为义团”，将会众改编为“团练”。此一时期金钱会铸造了背文为“震忠团练”的义记金钱，“震”是卦文、“忠”为忠义，卦文“巽”、“坎”、“艮”、“兑”未见。

金钱会自成立伊始即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反清宗旨明确，金钱会会员红贴条约骈体文誓词有云：“窃闻交切陈雷，雅义如投胶漆，心同管鲍，休风犹让分金，是以肝胆无欺，御变则情坚金石，腹心共抱，防危则契结金兰，义取金钱，意在斯乎，弟念众兄辈，当白首而如新，毋凶终而隙末，仿桃园故事，名录数千，效纠合盛文，势成十万，同饮香酒，共遵誓言。”

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二十六日金钱会起义，起义队伍活跃于浙江省的东南部杭州府所辖地区及温州府所属各县和福建省的东北部平阳、瑞安、永嘉、泰顺、青田、福鼎等地。这些府县也是义记金钱的主要发现地，此区域内的钱仓镇被指为义记金钱的铸造地，在平阳县塘村乡曾发现铅锡质义记金钱。

后金钱会首领赵启遇害，赵辛继任后改金钱会为“八卦会”，将队伍以八卦次序重组，入会之人改发红布作为标志，“八卦会”故又称“红布会”，次年亦告失败。

此外有连环义记钱仅见品，发现于浙江省瑞安市一带，该钱形制特殊，双钱上下连环，顶端有环扣可供佩带，字体楷书，正面上下“连环”，背面上下“义记”，黄铜质。

有认为义记金钱应读为金钱义记，金钱会起义时客居瑞安的赵之谦《章安杂记》中有记，马定祥亦持此观点。

六、其他天地会铸币择要

天地会于康熙十三年（1674）起自福建漳州地区，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会众为兄弟姐妹，故称天地会。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对内称“洪门”，隐含“洪武”之意，其支派众多，小刀会、金钱会、红钱会、哥老会等均是。天地会成员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游民信众为主。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天地会势力已遍及福建、台湾、两广、浙江、湖南、江西、云贵等广大地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天地会纷起响应，声势浩大。

咸丰二年（1852），广西天地会首领朱洪英、胡有禄率会众在南宁竖旗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次年，会众攻克湖南永明县城，咸丰四年（1854）攻占广西灌阳，建立“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这支义军于同治十三年（1874）被剿灭。咸丰四年（1854）五月十五日，广东天地会首领何禄（何六）率众起义，二十一日攻克东莞县城，起义军增加到两万多人。很快，全省各地天地会纷纷竖旗响应，影响最大的是陈开、李文茂起义。陈开于咸丰四年（1854）六月在佛山起义，建号大宁，李文茂于广州郊区率数万人响应，起义军蓄发易服，头裹红巾，称“红巾军”。起义军连克广州、梧州、浔州（今广西自治区柳州市），同治三年（1864）失败。

咸丰二年（1852）浏阳人周国虞聚众万人，竖旗起义，建号“征义堂”。咸丰三年（1853）道州人何贱苟率领衡州、永兴、桂阳、常宁等地天地会起义，以常宁之五洞、桂阳的白水洞为中心，转战周围十余州县。

鸦片战争前，福建漳浦一带已有小刀会组织，道光二十九年（1849），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咸丰三年（1853）四月初七，福建小刀会首领黄威（黄位）率领会众在海澄（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东）起义，克海澄、漳州、厦门、同安、漳浦等地后在厦门建立政权，咸丰八年（1858）失败。咸丰三年（1853）春夏间，福建永春县武秀才林俊（林万青）发动红钱会起义，会众将康熙通宝铜钱上“康熙”二字刮掉，中涂红色作为会徽。起义军先后攻占德化、永安、大田、沙县、龙溪、仙游、安溪等州县，一度发展到数万人，林俊率众在南安、惠安一带坚持斗争直至咸丰七年（1857）失败。

咸丰四年（1854）底，瞿振汉、金佩铨发动浙南天地会红巾军起义。起义军以乐清为根据地，在临海、黄岩、大罗山、温州等地活动。

瞿振汉是今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七村人，有武艺，常济人危急。咸丰年间，水旱连年，瘟疫流行，民不聊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大批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在太平军不断胜利的鼓舞下，瞿振汉暗中积蓄力量，谋划起义。咸丰三年（1853）初，政府要求各州县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瞿振汉借机在虹桥创办团练。同年秋，瞿振汉派金佩铨去天京与太平军取得联络，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十七日，瞿振汉在石埭山竖起黄旗，千余人的队伍分三路向乐清县城进发，十八日起义军占领县城后，“护善良，除凶暴；散有余，补不足”，“洗变夏为夷之耻，整饬纪纲”，“奉天讨罪，建国安民”，建立新政权。

清军从福建和浙江衢州赶来镇压，在四面被困的情况下，瞿振汉义军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之初，江西吉安、建昌一带就有天地会活动，会众“以钱涂朱，描金为字”，故组织称边钱会。咸丰六年（1856）边钱会众数千人在吉安、建昌交界处竖旗起义，在太平军的配合下攻克南丰、新城、贵溪、铅山等县城。

天地会起义队伍是南方各省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力量，虽组织松散，但其波及地域广泛，在广大中国南部星罗棋布，一呼百应，天地会众有力配合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并与北方捻军相呼应，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风暴。

天地会为聚集会众，号令部队，或筹集军需，保证开支铸造了多种会钱或称会党钱，除了前已有介绍的如小刀会、金钱会铸币外，尚有许多别的品种，概述如下：

1、开元通宝“武”字钱等

开元通宝背“武”字钱字为宋体，质为黄铜。“武”、“文”、“永”、“圣”等字钱以往多归为太平天国所铸，称为开炉钱或祝语钱者，有“太平、开元、天朝、皇帝、文、武、永、圣”之套子钱之说。

早年丁福保、方药雨、黄鹏霄等均认为是太平天国所铸，马定祥认为“武、文、永、圣”四类背文钱是太平天国运动晚期浙江地区的某天地会组织所铸的钱，开元通宝的“开元”二字暗指朱元璋之“元”，背文“武”暗指洪武之“武”。“武”字在穿上及穿右横列不同而版式不同，前者厚大，是会首会钱，后者薄小，是会众会钱。

2、太平通宝“文”字钱

这种仿照宋朝太平通宝面文的钱币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亦曾铸过，而太平通宝背“文”字钱是浙江某天地会所铸会钱。

天地会始祖朱洪英的家乡为太平府太平县，故以“太平”二字作为天地会组织的代称，也作为会中暗号。背“文”字暗指朱允炆年号“建文”之“文”。“文”字在背穿上者片型大而厚，极少见，应是会首会钱，“文”字居背之右侧横列片型薄小者为一般会员之会钱，质均黄铜。

3、天元通宝背文钱

天元钱出于浙江一带。“天元”为古代历法中的四柱天乾，暗合天地会之称，而“天元”是围棋正中央的星位，故推断其为天地会会首会钱。此钱外径为32.3毫米，穿径7.1毫米，厚2.6毫米，重13.9克，宽缘厚肉，铜质精良，铸工精致。因缺乏资料，此钱需进一步考证。

4、天朝通宝“永”字钱

天地会常借太平天国的声势作号召会众，“天朝”为会钱之名，背文“永”字暗指朱棣年号“永乐”之“永”字，天地会以复兴大明为目的，故在“天朝通宝”钱中隐有“大明”。

“永”字钱有大、小、厚、薄参差之分。“永”字在穿上者仅见，质青铜，常见者“永”字均于背下倒置，质黄铜。前者为会首会钱，后者为会众会钱。

5、皇帝通宝“圣”字钱

洪秀全在《永安封五王诏》中有“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天地会《奉天承运皇帝诏》诏题中有“皇帝”二字，“追尊太祖弘光为靖康皇帝，庙号兴宗，尊皇帝为启圣皇帝，皇考为成圣皇帝”。在已发现的天地会钱币及凭证中也可见“圣旨”字样。故此钱推定不是太平天国铸币，当是天地会钱。

此类钱黄铜色，“圣”字在穿上者大厚，极少见，“圣”字横列穿右者薄小，前者为会首会钱，后者为会众会钱。

6、皇帝通宝宝浙小平钱

此钱正面楷书，背用清汉文“ᠪᠣᠣ（宝）浙”，此钱是天地会所铸地方行用钱，非会钱，由于铸币缺乏故以背铸满文较易与清钱混用被市场接受。皇帝通宝宝浙小平钱阔边大型者先铸，狭边小型者后铸，质均黄铜，前者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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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皇帝通宝宝浙阔缘大样母钱，直径25.3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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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皇帝通宝”背右“圣”钱，直径24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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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通宝背宝浙铜钱

有明命通宝背满文宝浙钱，黄铜质，制作类似皇帝通宝宝浙小平钱等天地会铸币。天地会文献有“大明天德明命”的记录，故明命通宝背满文宝浙钱推定为浙江天地会所铸。

7、皇帝重宝宝浙当十钱

此钱黄铜，仿咸丰当十大钱形制而铸，为便于混用，钱背“宝浙”的“浙”字为清文■，天地会所铸标明纪值当十大型行用钱为仅见。

8、天地会“太平天下王有道”钱

此钱为天地会会钱创见品，发现于杭州，为马定祥弟子屠燕治所得，屠燕治于1989年8月21日给马定祥去信求教：“近时学生偶见一钱，直径五十八厘米，厚4.1厘米，重一百二十五克（合老秤四两）。其文字组合甚是奇异古怪，一面上‘天’下‘有道’（为省笔），右‘太平’左‘下王’，一面上‘马’下‘王道’，右‘程’左‘宫’。学生几经排列，都无法破释。此钱黄铜，包浆色泽自然，钱身久经碰撞，‘伤痕’遍体，确系清代遗物不疑。但为何如此文字，是否奥秘在其中，令人十分难解，故附原钱拓本，请先生明鉴，并迄赐教为盼。”

马定祥考证其为真品，其铜质、厚度、穿孔前大后小等特征均与1959年初发现的天地会八卦开炉大花钱相同，故不能以一般压胜钱视之。其钱的铸造年份为咸丰时期，属太平天国时期浙江某天地会会钱。

该钱面文“天下太平王”是天地会假藉太平天国名义而用“太平天王”之旗号以资号召。在河南省汝城县搜集到的天地会文物中有二件有“太平天王”字样，“有道”或指有道明君，以隐其“明”字，而“顺天行道”是天地会的口号。

“天下王”三字“天”字位居方孔之上，在“天”字下有“王”字，即“王”字正在方孔之中，使之成为“国”字，则“太平天下王”即为“太平天国”之隐语。钱文的“天”字为长划天，常见于太平天国钱币之中，或系受其影响。另外，还有一种读法为“天下太平王有道”，“天下太平”是常用语，天地会“洪武天下太平”钱即为一例。背文“马道程宫”即“马到成功”，天地会会员在结盟时，有的盟书中即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之词句。背文之“王”字，或指面文的“太平天下王”。

9、天地会“洪武天下太平”钱

第一种天地会“洪武天下太平”钱为红铜质地，1982年发现于杭州，该钱面文为上“洪”下“武”右“天下”左“太平”六字，背文为上“圣”下“旨”右“午人存”左“日月明”八字。天地会反清复明，“洪武”为明朝开国年号，天地会自称“洪门”，“圣旨”为君子之命，常见于天地会凭证，“天下太平”、“日月明”是天地会常用语，日月明寓意复明以安天下，“午人存”隐喻五人起会，天地会文件《西鲁序》记有康熙年间，西鲁国攻入，少林僧揭榜退敌却被清军火烧寺庙，只存五人拜天地会反清复明，“可恨月君无道理，放火焚烧寺内僧。走出难僧人十八，报仇雪恨剩五人”。

第二种天地会“洪武天下太平”钱载于钱倪模《古今钱略》卷十五《古圜钱副品》中，其面文与第一种相同，而背文为上“盘”下“古”右“分天地”左“日月明”八字。“盘古”、“分天地”即开天辟地，这一种洪武天下太平钱与第一种文字大同小异，当为同一时期的天地会之物。因《古今钱略》作者倪模卒于道光五年（1825），所以上述两种洪武天下太平钱的铸造年代更早，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天地会铸币。

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发展迅速，许多分支繁衍发展，嘉庆十九年（1814）福建省建宁县江文兴与贡生杨克荣等人结会，称洪钱会。上述两种钱有可能是是洪钱会之会钱即“洪钱”。

10、天地会“盘古通宝”钱

“盘古”字样多见于天地会文物之中，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的写本“洪门小引”有“盘古初开，天地两仪，生四象八卦，生成三皇五帝。…今见彼邦世衰道微，官脏吏酷，独力难成，特是结为洪门手足。…设立忠气堂，拜为靝霼（天地会），插（歃）血联盟，插草为香，万载乾坤，招集天下英雄”之语。盘古代表开天辟地，隐喻天地会之会名，“盘古通宝”钱为天地会之会钱。盘古通宝钱有大小两种，均制作较粗。小钱质为红铜，大钱质为黄铜。

其小平钱与“洪武天下太平”背“圣旨午人存日月明”及背“盘古分天地日月明”类似，应是同一时期之物，大钱的形制、铜质、文字、制作近似于咸丰大钱，其铸造时间应在咸丰三年（1853）行大钱之后。

11、天地会“唯吾知足”钱

“唯吾知足”钱，黄铜质，字体楷书，因四字巧妙借用方穿又称“借口钱”，“唯吾知足”即“只有我知足，知足可长乐”，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有“唯吾知足”钱图，旁文字“此乃系袈裟扣，王用。若问有四字，可解唯吾知足也”。

有认为“唯吾知足”钱应佩于天地会首领衣衫之上，可予警醒，四字之读法应为“唯吾知，足”，即会内的诗句、口白、文章、会规等只天知、地知、“唯吾知”。

另有正背篆书“唯吾知足”、“纫佩”黄铜钱待考

12、天地会八卦大花钱

天地会八卦大花钱“是海门县常乐镇废品收购站从杂铜中捡得的”，“黄铜质地，…重达1.321斤，厚1.1公分，直径11.5公分。穿径前大后小。钱的正面刻宋体‘太平天国’四字。肉的外圈作寿山福海龙纹形。背穿左右横书‘圣宝’二字，‘宝’字右上部，从‘缶’不从‘尔’，还有八卦图形”。

马定祥将此钱断为天地会所铸开炉钱，其正面外圈图案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形，“龙”在“太”字右上，“虎”在“太”字左上，“雀”在“天”字的左侧，“龟”与“蛇”在“国”字右侧，外圈下端正中是寿山福海。钱背四周是八卦文（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意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穿上是阴阳太极图，意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乃天地万物之极，故其涵义“天地”二字十分明显。

天地会信仰多神，不排斥儒、道、佛等，这一点与太平天国区别明显，根据这一点可以将两者的铸币区别开来。

各天地会组织中有能力较大规模铸币的是金钱会，后浙南金钱会改称八卦会，这枚大花钱有是浙南金钱会所铸的开炉钱的可能性。

13、寓意不明的天地会钱币

天地会铸币品种繁多，有些品种的寓意尚在考证之中，如仅见两枚的“■■■■”背“吉星拱照”钱即是一例。

此种钱黄铜质，制作粗糙，正面“■■■■”四字奇特难识，应是天地会组织内部作暗号使用的特种文字，天地会曾以“靝霼㞧”意指“青气为天，黑气为地，山乃为合（会）”，这类异字在天地会的诗歌中常见，如《巡风防奸诗歌》有“仁兄旭旭■■■，兄弟彪■■■■”等句等等。钱背“吉星拱照”是民间吉语钱中常见的用词，天地会诗文中亦常引用，如《进木杨歌》里头二句“吉星红旗吉星光，吉盏明灯照木杨”。

翁夏生认为这是含有“集力兴邑”、“拱天照月”之隐字的天地会信号钱，此钱“■■■■”四字，每字都有一“■”部，是个象形字义：“车”虽在“草屋车库”中但终会发动，这四字之四个边傍“刂、阝、月、彡”，“刂”为“刀”，静时为“刀”，动时为“力”，“阝”与“月”即为“邑”与“月”字，“彡”字为八卦中的“乾”，即“天”，则四边成了“力、邑、月、天”。“吉星拱照”面文“吉”字与“集”字谐音，“星”字与“兴”字谐音，“集、兴”与背文“力邑”搭配成“集力兴邑”，作“聚合武力、兴建家邦”解。“拱、照”与背文“天、月”搭配为“拱天照月”，照字中有“日”，与月可合为“明”，则此四字存有“拱天照月明”的含义，意谓遵天道反清复明。

还有一些铸币，原认为归属于天地会，其实尚待确认，概述如下：

一、“龙虎风云会”钱

“龙虎风云会”钱币面铸有龙虎相合图案，这类钱钱型大小不一，种类多，数量不少。

如面“太平通宝”背为龙虎图像及文字“会风云”类钱原曾认为是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