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主力军撤退时，留下36名伤员重新拉队伍，后来发展成1个军

有这么一群人，1939年10月的一个深夜，被风吹得像是一阵沙哑的呼喊：“等天一亮就分散转移，谁也不能倒下！”他们，是新四军主力撤退时，留在阳澄湖芦苇荡里的三十六个伤员。可是谁能想到，这三十六个人，后来能长成一个军？

那时，国民党下令“越界必撤”，新四军的叶飞、陈毅只好把主力赶往皖南，伤得最重的那拨人，跟地方党组织玩“捉迷藏”。“医院”不过几间破农舍，缺药、缺粮——白天有渔船穿梭掩护，夜里才敢换药。他们有人伤口化脓、有人咳血，还有的昏迷不醒，一阵风吹过，好像倒计时。两个月里，先后牺牲或被捕的死了大半。到了11月，活着还能站起来的，就只剩三十六个傻子。

他们没有支援，没有炮火，只有十条步枪和七艘渔船。但刘清，这群“拖不走的人”里级别最高的，眼神里透出火：“只要还剩一条枪，我们就要让鬼子知道我们没死光。”他这一句话，像火种，照亮了荒草蔓延的湖面。

原因很简单：放弃，就意味着新四军无颜见江南老百姓。骨子里的倔强，让他们在“水鬼”式的游击打法里，越挫越勇——夜里靠小船悄悄潜进据点，隔着窗纸用爪子抓家伙；白天在芦苇丛里埋伏，截击日本小股辎重队；哪儿湿地深就打到哪儿，打一枪就换地方，敌特防不胜防。日伪情报里给他们起了个绰号——“水鬼”，一个看不着身影的杀手。

两个月后，陈毅的电报传来：同意就地“重挂牌子”，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呼之欲出。三十六个人，刷刷刷就拉到二百多，枪也凑够了一百多条。大家惊呆了：这是笑话还是现实？答案是，笑话里也能打胜仗。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下令重建新四军，东路军被编为六师十八旅，旅部迁到高邮湖畔，人数猛飙到一千三百。年底再调入一师序列，粟裕让刘清改名“刘飞”，一是迷惑敌特，二来算个全新起点。有人笑他：“改名就像换装具？”他耸肩：“人是那批人，骨头不能老是那副骨头。”他不愿拿名字当挡箭牌，但也知道，战场上连名字都要活用。

抗战尾声，刘飞升为苏中军区副司令，管起一个军分区。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他带部队北上山东，谁料内战骤起。1946年宿北会战，叶飞给他下死命令：断了敌人的前路。刘飞的纵队负责顶住正面九次冲锋，要拖住敌人三小时。战后一算，二十七小时的阻击，打光的弹壳能装满两艘渔船。叶飞拍拍他肩膀：“当年阳澄湖那股牛劲，还在。”他嘴角一扬：“我也怕，不过更怕兄弟们白死。”

半年后，孟良崮战役打响，目标是国民党王牌74师。刘飞借蒙山支脉设点，层层防御。可敌人从北面猛攻，两座要地多次易手。最危急的那晚，他拉着警卫连冲上前沿，用战壕里捡来的三挺歪把子拼死压住机枪火力。天亮时，两座高地夺回，中央纵队成功合围，战局彻底改写。有人问他：“那会怕不怕？”他擦了擦望远镜：“怕？我想起那三十六个人，怎么能丢了骨气。”

1949年夏，刘飞调皖南军区当司令，管着二十多万兵马。部队扫盲率一年就提升三成；后勤仓库条分缕析，棉袜都能追溯到批号。1955年他披上中将肩章，可他说：“最难忘的还是阳澄湖那件破棉衣。”接着调去南京军区兼公安部队司令，整编边防单位，推广勤务地图，直到1964年身体吃不消，才主动递辞呈。

没行政岗位，闲不住的他却又成了许世友的“活地图”：巡逻线路要改，弹药补给得顺畅，退役安置要有人管。许世友扯着大嗓门喊：“刘飞怎么看？”他像当年湖边侦察似的，在地图上轻点：“办法总比困难多。”直到1973年再次病重，他才彻底放下公事。

有意思的是，《芦荡火种》这部沪剧，就出自他和秘书的那段口述稿。后来改成《沙家浜》搬上京剧舞台，毛主席看了连声说“好”，江青也点头定版。他本人极少公开谈这段事：“剧火了就行，我只是故事里的人，别让人以为我成了戏台上主角。”

1966年许世友请他当顾问，他也没推辞，边境巡逻新难题、后勤要改线、退役安置流程堵塞……哪儿有人问，他亮地图就能给答案。直到1973年彻底病倒，这位从三十六个伤员里爬出来的将领，才真正回到家中。

他一生反复说：如果再重来一次，遇到同样的困境，还是要撑下去。因为你身后，可能是一条根据地的命。别人忙着算编制、排花名册，他偏要把那些数字背后的生命想清楚。今天官方档案里，这支血与火中锻造的队伍，定性为某军前身——一万四千六百余人、三十七门榴炮、三百余辆汽车的整编主力。可外人看不见的，是那股“不肯死在医院”的倔强底色。

刘飞辞世前，在手稿末尾写了两行字：“将来谁想再写这段事，请先去阳澄湖边坐坐，感受风吹芦苇的声音。听见了吗？那是兄弟们在点名。”芦苇飒飒作响，好像在诉说：留在湖里的，没一个倒下。

信息来源：抗日战争史料汇编；《芦荡火种》口述手稿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