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利己的高智商教授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本文为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1939年1月30-）的一次发言，来源新京报，特此分享。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中国重庆市，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安顺学院终身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

钱理群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周氏兄弟研究和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曾提出“文学与人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字批评概念，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神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他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曾被评为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老师”，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现代文学研究人才 ，获得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一、“社会活动家”与“二道贩子”

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北大和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学问，只会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点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竭力推销自己的东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报。一旦有了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

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正有与时俱增的趋势。

另一种类型，王瑶先生称之为“二道贩子”，即向中国人贩卖西洋货，又向西洋人贩卖中国货，王先生说他们贩卖的还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说的“西崽”，他们“倚徙于华洋之间,往来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总而言之自我感觉极端良好。这样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为靠山的；但鲁迅又提醒我们注意，他们“都是国粹家”。这非常深刻，可谓一语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时时把“中国特色”挂在嘴边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在80年代概括出这两种类型知识分子，但那时他们还处在萌芽状态，还在形成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八十年代在北大占主导地位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当然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都是自有底线，精神底线、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的。

以这两类知识分子作为北大的主导，北大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对未来北大的走向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的是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

北大之忧，主要就忧在这里。

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再来讨论“国际化”的目标。

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当时叫“与国际学术接轨”。我在文章里就指出,这就是要“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和美国化”为目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语教学是学校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论，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了”。

当然2014年重提国际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国学，强调中国“主体性”，似乎是对前面说的美国化倾向的一个纠正，校方也是这样自辩的。但实际上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经指出的，这还是隐含了一种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焦虑，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补充的：西方的中国想象也是复杂的，除了希望用中国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西方中心论者之外，还有一种思路，特别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就把中国理想化，乌托邦化。这样的“主体性”还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基础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是真正的主体性。这倒是很能说明2014年提出的“中国学”的内在矛盾和实质：它一面打着中国自信、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一面却暗恋着西方，至少是不能摆脱西方主体性。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过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的。我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为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指标？”

听说2014年这一回提出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谁要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们学者要吗？是北大老师学生要吗？那么，“他们又想通过什么手段、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做就一定能达到吗？”这背后又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不同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的。也不存在所谓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吸收、互相吸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收、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对世界文化、教育做出独特贡献。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也许“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如果你预设一个所谓世界的标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国标准。记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学作为标准的，因为那时认为苏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了。

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实际上就这么回事，这样，就必然导致“大楼有了，却没有大师”的结局。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外国留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就像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也会接受其影响一样，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完全没有必要将主动引导什么世界潮流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这段文字对高校现状的剖析振聋发聩，戳中了当下学术与教育发展的核心痛点。对两类功利化知识分子的批判，到如今精致利己主义的隐忧，道破了学术底线失守的风险；而对 “世界一流大学” 目标的质疑，更直指教育中民族性与自主性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