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被俘最高将领，回国后因不肯“坦白”被除名，62岁终被正名

一九八〇年三月，北京的春风带着微寒。人民大会堂里，花纹地毯吸走了脚步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缓缓步入会议厅。他的胸前没有佩章，军装也已褪色，可那双经历过战火的眼睛仍透出坚毅。中组部工作人员递上一纸公文，黑色钢笔字写得工整：“吴成德同志，恢复党籍、军籍，享受正军级待遇。”短短二行字，却足足让这位将近花甲之年的老人等了二十七年。

往回推二十多年，吴成德的履历相当亮眼。河北景县贫苦娃出身，十六岁参军，抗日烽火中一路历练。辽沈、平津、衡宝会战屡立战功，一九五一年被任命为志愿军六十军一八〇师代政委，时年三十六岁。论资历、论年龄，他正处在指挥员的黄金阶段。

一九五一年四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酝酿已久。双方都在集结，炮火尚未铺天盖地，情报与后勤的较量就先行一步。此时的志愿军三兵团虽然人数可观，但弹药和补给线拉得过长，后方运输困难已是隐患。战役打响后，一八〇师在汉江南岸撕开缺口，却因为弹药粮秣无法及时补充，被迫滞留前沿整顿。

五月下旬，美军第十军和韩军部队利用机动装甲与空中侦察，对汉江一线实施钳形穿插。一八〇师奉命阻击三日至五日，为主力回撤争取时间。抵抗圆满完成后，部队刚准备北移，却发现退路已经被堵死。师指挥所急电六十军军部，请求火力支援，得到的答复却只有四个字：自主突围。

凌晨，战地上只有照明弹映亮的白雾。吴成德召集师、团干部在山沟里商议。沉默持续了好几分钟，他率先打破僵局：“分散成小股，遇溪过溪，见山翻山，不可恋战。”会议结束，他巡查每个阵地。当他看见成排担架上的重伤员，脚步停住了。有人劝他随主力先走，他却脱口而出：“同志们，我和大家在一起，谁也不能落下！”那句话，日后被幸存者反复回忆。

夜色里，数批小分队陆续摸黑突围。可惜，缺乏电台联络，再加美军雷达锁定谷口，零星队伍大多折回。战后统计，一八〇师一万余名官兵，仅四千余人闯出魔网，其余轻重伤散布山岭。吴成德带着百余名伤员辗转游击，靠缴获的步枪和山民支援苟延。一年零两个月，队伍只剩三人。

一九五二年七月，美军加强山地清剿。搜捕过程中，吴成德因腿伤失血被俘。他的真实身份未被立即识破，押往釜山战俘营，编为普通在押人员。美方情报人员曾用高官待遇、赴台承诺轮番劝降，他不为所动，也未透露任何编制详情。战俘营里条件恶劣，他却每天记录天气、人员分布，用细小文字塞进牙膏皮保存——这是他对组织唯一能做的“汇报”。

停战协定签署后，大规模遣返战俘启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日，吴成德踏上归国列车。车厢里的镜子映出的是面黄肌瘦、双颊凹陷的中年汉子，他却挺直脊梁；他确信，祖国不会忘记流血的兵。可到达辽宁昌图归管处后，流言与审查扑面而来。那个时期，“被俘即有嫌疑”的观念根深蒂固，绝大多数战俘被要求“坦白”受敌拉拢的情况。吴成德面对调查，始终坚持“未泄露机密”四字，拒绝编造自责材料。结果，他与其他数千名战俘一同被处以上处分：开除党籍、军籍，遣返回乡。

河北老家，土坯院子，半旧军装。上访信一封接一封，厚厚一摞。有人劝他认命，他摇头：“总有一天，历史会说话。”靠乡镇企业临时工工资，他勉强养家，却保持着五公里晨跑的习惯。那是军人骨子里的自尊。

七十年代后期，党内拨乱反正开始推开。志愿军战俘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中编、总政多次调档核实。卷宗里，釜山营的原始记录、同营战友的证言、吴成德牙膏皮字条，一项项摆上桌。专家组得出结论：吴成德无泄密、无叛逃、战俘期间表现坚定。中共中央第七十四号文件下发，明确“对被俘同志应实事求是区分对待，凡表现坚定者应予纠正原处分”。

一九八〇年春，那纸公文终于摆到他面前。签字后，工作人员轻声提示：“吴老，组织上为您安排了疗养，您可以先休息一段时间。”他笑了笑，把公文折好揣进上衣口袋，转身先去给父亲坟前烧纸。这一天，他六十二岁。

后来的档案补充记录写得简洁：吴成德，享受正军级医疗、住房和抚恤。可纸面数字之外，是一位老兵青春与信仰的代价。有人问他后悔吗？他回答：“军人做的选择，战场已经盖了章，哪能再去涂改。”

在河北景县的乡路上，常有村童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晨练。孩子们并不知道，他曾经是志愿军战俘中级别最高的将领，也不知道他等了整整二十七年才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身份。他们只知道，天还没亮，老人已经跑到了村口的那棵槐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