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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社交媒体上读到袁立女士的感言。觉得有必要写些什么。
我曾担任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理事,与袁立共事多年。在此期间,通过基金会的工作记录、财务资料以及她本人的讲述,见证了这位女演员帮助尘肺病人的努力。在陕西、湖北、贵州那些阴暗潮湿的矿工宿舍及贫困的农家,她不仅带去物资,更常常俯身跪地,亲自照护病人。
有一幕令我至今难忘:湖北农村一位尘肺病晚期患者拉着她的手说:“袁老师,您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位名人。”袁立俯身在他耳边轻声回应:“在这里,我不是名人,只是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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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近乎本能的悲悯,支撑她在公益之路上行走了近十年。关于明星的责任,她很少高谈阔论。记得有次理事会后闲聊,她疲惫地靠在椅背上说:“如果幸运成为‘明星’,那意义可能就是让一些人因为我的存在,日子能好过一点点,能被记住得久一点点。”这句话在她身上,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践行。
基金会运营最为艰难之时,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个人积蓄,她甚至推掉戏约或文艺活动,只为不让任何一个救助项目中断,不辜负每一位等待希望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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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她不移民的感言,是真情流露。于她而言,留下不是无奈,而是一种清醒而自主的选择。她坦言:“去了国外,我就没有这些需要关怀的孩子,没有这些要探访的弱者。”这让我想起她常说的一句话:“苦难需要被看见,而正是这些需要被看见的人,让我必须留下。”
有人质疑她不过是在“表演善良”。但基金会的同事都曾目睹她凌晨四点启程进山,一路颠簸数小时;也见过她在办公室通宵核对每一笔善款的去向;更曾见她因救助项目受阻而失声痛哭。她所面对的争议,某种程度上源于她不愿磨平自己真实的棱角。在这个讲究圆融与妥协的时代,她的直率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却也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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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立的选择,折射出当下社会某种精神困境。当“离开”成为许多人现实的选择时,为何仍有人坚持“留下”?她的回答朴素而真诚:“我和我的祖国,一天也不能分割。”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她与这片土地上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之间建立起的真实联结。这种联结,在一次次的探访中生根,在一声声问候中生长。
可以说,她那永不疲倦的身影,并非为了证明什么,只不过根须深植于这片土地,便再也无法从容地抽身而去。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回答:当所有人都向往远方时,总要有人,回头拥抱此处的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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