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莫言的一锅“乱炖”——评历史剧《我们的荆轲》

作者：唐小林 来源于当代文学批评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我们的荆轲》是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趁热出版的一部话剧剧本。在这部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这样两段推广语：“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新作”；“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诺贝尔奖评委会”。在该书的“莫言采访之三”中，莫言告诉记者说：

我们一直将《史记》当信史读，但其实这部书里，司马迁想象的成分很多。他写的也是他自己心中的历史。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我写《红高梁》时就认识到，历史其实就是传奇，因为最初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人们在传说历史时，都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夸张神话。我现在还活蹦乱跳，但在我家乡，已经有人在“神话”我了，譬如说我过目不忘，说我能背诵《新华字典》，其实，我记忆力很差。所以，我建议将历史当成文学看。

读罢莫言的这段话，我真佩服其卓越超群的想象力和将历史当作儿戏的放言无忌的“大嘴巴精神”。如此不靠谱的话，既是对司马迁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所有历史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和不懈努力，都被莫言的信口开河全盘抹杀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历史，更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历史学家，所有的历史学科，都应该迅速取消掉，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真正的历史都没有，哪来真正的历史学家？莫言之所以敢于挑战司马迁，一方面说明，他偏激的思维方式有失全面和客观，另一方面则说明，莫言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仍然是晃来荡去的“半桶水”。

司马迁在写给任安的信中，说出了自己对于写作《史记》的宏伟理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司马迁忍辱负重，耗费了毕生精力。他广泛地阅读了《诗》《书》《易》《礼》《春秋》《秦记》《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禹本纪》《山海经》，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汉家档案文书等。

为写《五帝本纪》，他从长安出发，来到了湖南省宁远县境内，寻访古代传说中帝舜南巡中去世埋葬于此的九嶷山；为了写《屈原贾生列传》，他千里迢迢，来到古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楚国诗人屈原投江的汨罗江乡亲。即便是写那些远古的历史，司马迁也并非像莫言所臆断的那样，凭空想象、虚构历史，而是满怀着对文字的敬畏和对历史的尊重，东浮大江，南登庐山，一路悉心思索，一路实地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然后顺江而下，来到了会稽山，考察了传说中禹王曾经居住过的“禹穴”。

为了写作《孔子世家》和《秦始皇本纪》，司马迁不顾道路艰辛，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拜访了孔子墓和阙里，瞻仰了孔子庙堂，以及里面的车服、礼器等遗物。他还到了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故乡和事件的发生地，考察历史事件发生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他到过孟尝君曾经封邑的古城，对当地的父老乡亲进行口述记录，并到过楚汉战争的必争之地、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以及刘邦、萧何、樊哙等历史人物的故乡……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从来就没有像莫言所说的那样，把人们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的东西胡乱写进书里。

事实上，如《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完全就像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口述史”。司马迁特意在文中解释说，荆轲刺秦王的事，是公孙季功和董生讲述给其父亲司马谈的，刺秦这件事离司马迁出生，也仅仅只有82年。而书中的许多资料，都是司马迁在调查了众多的古代传闻和故事、接触了当代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之后，所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

对历史一知半解的莫言，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尽管历史有时会被当成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更有许多史官“据事直书”，如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兄弟这样，在崔杼弑其君齐庄公，强令改写历史的强权面前，不怕淫威、不怕杀头，毅然据实书写，执着地将真相告诉未来的历史学家。

也许莫言更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更有董狐这样秉笔直书的“良史”。在撰写《史记》时，司马迁始终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在《封禅书》中，他无情地抨击了汉武帝不顾民生，热衷鬼神，享乐于方士们对自己的欺诈。对于老子思想中的糟粕，司马迁同样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力图为后来的人们观察历史提供一种有效的借鉴。

正因为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批判锋芒，司马迁的《史记》，才被鲁迅先生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古往今来，无数卓越的历史学家，都对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西汉的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无不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的“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

由于对历史存在着片面的误解，莫言在写作历史剧的时候，采取的则是当今某些影视剧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增加票房而进行的大胆解构和戏说。莫言的“历史剧”，除了剧中人物的名字是“历史”的，事件和故事简直犹如一锅被“乱炖”的猪下水。莫言说：

“《我们的荆轲》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我想这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所记载的五位刺客，除了曹沫缺乏可信之外，其他如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四位，都已得到历史学家的首肯，而这些刺客都体现出了弱者在强者面前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小国如何抵御外来入侵和污辱以及“士为知己者死”这样一种昂扬向上的壮丽人生。

但在《我们的荆轲》中，一位千古英雄，却成了不学无术、四处钻营行贿、獐头鼠目、一心想出名的无耻宵小。莫言借剧中人物秦舞阳之口，大肆矮化和妖化荆轲，称其

“每到一处，就提着小磨麻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哪里有名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继而又将荆轲塑造成了一个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的卑鄙之徒：

“我曾经欺负过邻居家的寡妇” “我还将一个瞎子推到井里” “我出卖过朋友，还勾引过朋友的妻子” “总之，我干过你能想象的所有坏事”。

如此的“妖化”，难免会让读者产生怀疑乃至愤怒：太史公怎么会如此“有眼无珠”，居然把荆轲这样无恶不作、人面兽心的人渣，打造成了千百年来为人所景仰的一代豪杰？

运用这样一种解构方法，莫言动辄对那些历史人物肆意抹黑。在另一个剧本《霸王别姬》中，莫言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千古英雄项羽，也进行了如出一辙的“解构”。莫言说：

“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代的事”，项羽“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典型更为合适”。

在莫言看来，项羽这个人物，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他都可能是假的，因为所有的文学典型，都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按照这样一种推翻、“强拆”历史的逻辑，为了建构所谓的新发现和新观点，所有的历史和人物，都有可能遭到强行解构——如此行径，就像“黑旋风”李逵一般，看谁不顺眼，就抡起板斧，一路砍去。

莫言的这种“历史剧”，最终只能给人们认识历史造成新的混乱。莫言的文史知识可谓肤浅得惊人，这从《我们的荆轲》一书就能看出来；但他不但没有感到羞愧，反而因一时的“成功”而宣称，支离破碎的教育经历，是他最庆幸的地方：

“很庆幸我读书较少，保护了我的想象力。”

事实上，我国并不乏历史剧方面的优秀编剧，优秀人才被弃之不用，历史知识、素养严重匮乏的人却被奉若神明，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罕见的奇谈怪论、井蛙之见，无疑是对知识的诋毁和对读书人的公开凌辱。

纵观莫言的创作，谁也无法否认，正是因为读书少，他虽然从事写作数十年，但文字功夫一直不过关，甚至连最基本的“的”“地”“得”都分不清楚。大量的文史知识“硬伤”，更是使他的作品常常不知所云，乃至洋相百出。形形色色的差错，在他的“历史剧”中随处可见，实在是令人错愕——

1、张冠李戴，货不对板

因为缺乏必要的文史知识，莫言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常常是云里雾里、张冠李戴。当秦舞阳拿荆轲开涮时，荆轲居然说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这本属陈胜的话。当项羽四面楚歌，被汉军围住的时候，侍卫久久没能寻找到失踪的虞姬而被霸王怒斥，侍从如此禀告：“大王，敌军围困万千重，只怕夫人她进不来了……”

“敌军围困万千重”语出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只是两千多年前的侍从居然都能吟诵，怎不让人联想到关公战秦琼，张飞杀岳飞？燕太子丹为了拉拢荆轲，竟然派人将捉来的猫头鹰的脑子烘干，研成粉末，让荆轲服用补脑。当燕姬劝荆轲服用这补脑汤时，说了一句：“病笃乱投医”，而这句话，要到清朝时，才第一次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紫鹃说出来。

2、缺乏科学和文化史知识

在《我们的荆轲》中，田光举荐荆轲时，勉励荆轲说：

“你不要辜负了我这颗白发苍苍的头颅啊，荆卿！”

为了奉劝荆轲抓紧刺秦，田光现身说法地说：

“仅仅三年，我就老得骨质疏松，行动不便，遗憾啊遗憾，可惜啊可惜。”

在《霸王别姬》中，侍卫告诉虞姬说：

“大王让传令兵带来了一只睢水镇脱骨烧鸡和一瓶睢水大曲，请夫人享用。”

在古代中国，只有中医而无西医。我们今天所说的骨质疏松，中医称为“肾全虚性骨痹”，或者叫作“骨痿”“骨枯”“骨痹”等。所谓“骨质疏松”，则是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随基督教一起到来后才出现的；而“曲酒”之说，也是人们真正搞清楚什么叫作“糖化发酵剂”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

我总觉得，莫言写历史剧实在是太不考虑后果了。一个作家要想摔得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读者当阿斗，而去胡写、瞎写。莫言曾说：“写作时我是个皇帝。”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皇帝心态”，他在写作时才总是不尊重笔下的人物，不尊重历史，将信笔瞎写当作思维敏捷，将胡编滥造当作才华横溢。由此一来，文史“硬伤”便难免铺天盖地了。

吕雉对虞姬拍马屁说：“我早就知道你是菩萨心肠，不会杀阶下之囚。” 项羽在拔剑自刎时激动地呼喊虞姬：“虞，你慢些飞去，等着我。让我扔掉这臭皮囊，让我拉住你的裙裾——”

“菩萨心肠”和“臭皮囊”，都是来自于佛教的词，而佛教传入中国，却是在汉朝的时候。“阶下囚”的说法，却是来自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白门楼上，吕布向刘备求助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这些，都不是生活在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的吕雉所能提前知晓的吧？

项羽不满范增没有回到江东，生气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走就走，何必挽留？！”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出自这样一个典故：皇帝欲招进京赶考的书生朱耀宗为驸马，朱说，母亲含辛茹苦，将自己抚养长大，且多年守寡，请皇上为其竖一个贞节牌坊。皇上非常感动，欣然应允。可是母亲听闻此事，却感到不安；她告诉儿子，她早就和他的恩师张文举好上了，之前只是怕影响他考试而没有告诉他，而如今正打算结婚。这样一来，朱耀宗就犯了欺君之罪。母亲却长叹说：“儿子，咱们听天由命吧。明天你替我把裙子洗干净，一天一夜晒干。如果裙子晒干了，我就答应不改嫁；如果裙子不干，就说明老天爷要我改嫁。”想不到，头天还是大晴天，第二天却突然下起了暴雨，母亲的裙子始终是湿的。

母亲只得告诉儿子说：“孩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事已至此，朱耀宗只得向皇上据实以告，请皇上治罪。皇上非常理解，御批说：“不知者不怪罪，天作之合，由他去吧。”——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民间传说的背景是科举考试，而我国的科举考试，最早萌发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才真正成型。那么，项羽又是如何早早就知道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呢？

吕雉与虞姬争风吃醋，告诉虞姬说：“你那子羽是与你一样的痴情种子，他怎么会喜欢我？你这是往耻辱台上推我……”

古今中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耻辱台”，而只有“耻辱柱”这样的说法。而耻辱柱，也是西方国家用来惩罚罪犯的工具，即把罪犯钉在上面，展示给世人，以儆效尤。

田光：荆卿啊，今日太子殿下派车把我接到宫中，屏退左右，对我说：“先生啊，燕秦两国，誓不两立。秦王亡我之心不死，三五年内，必将对我燕国发起进攻。”

如此的穿帮，让我就像在古装电视剧里看见了天上的飞机一样，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亡我之心不死”，出自毛主席语录。在那个非常年代，毛主席曾用“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时刻提高警惕”来告诫国人。

虞姬告诉荆轲，侠客的性命本来就不值钱。对于侠客来说，最重要的是用不值钱的性命，来换取最大的名气。一次成功的刺杀，就像“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平庸。

或许，莫言并没有读过《西厢记》，倘若读过，就应该知道该剧第五本第四折中“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句唱词，它绝不是从虞姬口里说出来的。

吕雉与虞姬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夫人也能发河东狮吼？”

苏东坡的好友陈季常十分好客，并喜欢“蓄纳声妓”，每来客人，就以歌舞宴客。他的妻子柳氏脾气暴躁，常为此醋意大发，不断用木棍敲打墙壁，客人尴尬不已，只好散去。为此，苏东坡就用佛教中“狮子吼则百兽伏”来戏谑她。

虞姬与吕雉谈论美容，虞姬说：“这眉毛还应画得更细。”吕雉说：“你还要贴上两片花黄映衬我的云鬓。”

花黄是古代流行的一种女性额饰，又称额黄、鹅黄、鸭黄、约黄等，是把黄金色的纸剪成各种装饰图样，或是在额间涂上黄色。这种化妆方式，缘于当时佛教的盛行。爱美和追逐时髦的女性，从涂金的佛像受到启发，将额头涂成黄色，于是，逐渐形成了风气。在虞姬生活的年代，连佛教都没有传入中国，吕雉懂得哪门子“花黄”？

大概莫言根本就不知道虞姬和吕雉究竟是什么头饰，或许只是半生不熟地读过北朝民歌《木兰辞》，知道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句子。

虞姬告诉吕雉：“吕雉，霸王和汉王正在相持，鹿死谁手，还没定局。在这关键时刻，只要项王能得到一个贤内助，那刘邦之败就不容置疑。”

“鹿死谁手”出自唐代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石勒载记下》：“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鞭而争先耳；朕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贤内助”则出自《宋史·后妃传下·哲宗孟皇后》，宣仁太后语帝曰：“得贤内助，非细事也。”

范增对项羽说：“大王，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方今刘邦已困守孤城，兵疲粮绝，正可一鼓而歼之……”

瞧，明朝万历年间才出现的《增广贤文》中关于“忠言”“良药”的警句，居然被范增用来规劝楚霸王项羽。

吕雉为了勾引项羽，谎称虞姬为了让项羽能够成为千古一帝，激励其奋发立志，于是急流勇退地将吕雉推荐给了项羽，项羽听罢此言，不禁满腔怒火，大声斥责道：“你这信口雌黄的贱妇，撒谎也撒得不着边际！……”

古人书写的时候，用的是一种黄色的纸，如果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抹重写。“信口雌黄”的说法，来源于《晋书·王衍传》：王衍每天都在清谈玄说，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于是人们就将其言论称为“信口雌黄”。荆轲生活的时代，连纸都还没有发明出来，他怎么会知道后世的人们在书写的时候会用上雌黄？

项羽在四面楚歌时，悲痛欲绝。他思念虞姬时，简直就像一个“小文青”，特别富有文艺范：“月亮啊，在你的光辉下我们玩耍游戏，在你的抚摸下我们结成夫妻，在你的注视下我们伤情离别，在你的帮助下我们能不能破镜重圆？月亮，月亮，你这千古的媒妁，能不能告诉我，我的虞在哪里？月老啊月老，你能不能抛下万丈的红线。”

“破镜重圆”的典故，是南朝末年的事儿，陈国的驸马徐德言和妻子乐昌公主预料到夫妻必然分离，就将一面铜镜破成两半，二人各执一半，以作日后重逢之信物，并约定每年正月十五到街市去卖镜以为联系手段。后来，夫妻二人果然在集市上凭着破镜再次相逢。

而月老的传说，则是来自唐朝小说家李复言的小说集《续玄怪录·定婚店》。书生韦固夜宿宋城，在旅店里遇到一位老人，在月光下翻看“天下人的婚书”、带着一个装满用来“系住夫妇之足”的红绳的袋子，这就是俗语“千里姻缘一线牵”和“月老”的来历。

项羽痛斥吕雉编造的谎言，吕雉却一心要委身于项羽，并言之凿凿地说：“我那可怜的妹妹（虞姬），倾城倾国的美人，她……她已经自缢身亡……”

汉武帝时期，音乐家李延年有一个长得国色天香的妹妹，为此，他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诗，并谱成曲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汉武帝非常动心，问李延年佳人在哪里。李延年说，佳人就是他的妹妹。汉武帝见到李延年的妹妹，果然名不虚传，非常心动，立即决定纳其为妃。

吕雉在虞姬面前大秀恩爱说：“妹妹，你也许不知道，想当年，姐姐也是沛县城里有名的美人！我与那刘邦，也曾像你与项王一样，卿卿我我，片刻也不能分离……”

《世说新语·惑溺》中记载，王戎的妻子常称他为“卿”，王戎不高兴地说：“妇道人家称自己的丈夫为‘卿’，这在礼数上是很不敬的，以后可不能这样叫。”王戎的妻子理直气壮地说：“我亲近你爱恋你，所以才叫你‘卿’。我不叫你‘卿’，谁该叫你‘卿’？”

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触景生情，悲愤地猛击筑：“家有贤妻，可令愚夫立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登上广武城，观看到当年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交战的遗址，因为很蔑视刘邦的人品和才能，不禁叹息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历史剧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历史”。在莫言的这些历史剧中，这样的“穿帮”可说比比皆是。剧中的人物，能说出中国任何一个朝代中其他历史人物的话。在读莫言的剧本时，我仿佛是从曹操的古墓里发现了儿童时代的曹操遗骸，唯一的感觉就是牙快被笑掉。莫言自信满满地告诉记者说：

“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他却不知道，会写小说，却未必就能写历史剧本。正如鱼可以在水中畅游，却未必能够在岸上爬行。如果说，在小说中莫言知识的欠缺还勉强可以藏着掖着，但写历史剧，却真的就是在自己为难自己。

莫言总是以读书少为荣，其闹出的笑话，岂止是一箩筐。他读书最显著的毛病就是囫囵吞枣。高渐离对秦舞阳和狗屠说：“方今乱世，只要是真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习得屠龙艺，货与帝王家，让我们耐心等待时机来临吧。”在这里，莫言把“屠龙艺（术）”的意思，完全弄拧了，误以为，屠龙术是一门绝好的超强本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所谓“屠龙术”，出自《庄子·列御寇》。说的是一个叫朱泙漫的人，向支离益学习屠龙，耗尽了千金家产，三年学会了屠龙的一整套技术，却没有龙可杀——这种技术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因此，人们就将毫无用处的本领称为“屠龙术”。如此不中用的“本领”，怎么可能“货与帝王家”？

正确的说法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为在古代的中国，文和武都被看作是一种艺，有了这种本事，就可以受到帝王的重用。古代的读书人曾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面对如此之多的文史差错，莫言难道真的就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一点儿都不会脸红吗？

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称：

“荆轲小国寡民，一向寄人篱下，眼界狭窄，没见过盛大场面。”

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小国寡民”，是指国家小，人民少。而莫言却将“寡”，当成了“寡人”的“寡”，将“寡民”误以为是荆轲在太子丹面前的谦称。莫言应该知道，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称自己为“寡人”，其他的人，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这样自称的。

又如，燕太子丹对荆轲说：

“久闻大名，果然是气韵生动，头角峥嵘，名不虚传也！”

南朝齐、梁间画家谢赫在其《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了绘画的“六法”，作为人物绘画创作和品评的准则，而“气韵生动”，则是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它指的是绘画的内在神气和韵味，达到了一种鲜活的生命洋溢的状态，并非是对人的评价。说一幅画气韵生动，是对其最高的赞赏，但说一个人气韵生动，就颇有点不伦不类，莫名其妙。

再如：

“凡是想在燕京侠坛立腕扬名的，必须去拜他的码头。”

荆轲生活的时代，燕国的都城叫“蓟城”，哪有燕京这样的说法？

尽管莫言宣称“我有成为一个戏剧家的野心”，但从实际的创作来看，莫言仅仅是在邯郸学步：

项羽：苍天啊苍天！你不公道啊！你善恶不分，良莠不辨，你算什么苍天！你说，你说！苍天啊，你欺负我项籍；月亮啊，你沉默不语…… ——莫言《霸王别姬》 窦娥：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汉卿《窦娥冤》 荆轲：燕姬，趁着这良辰美景，让我再看一眼你美丽的面容，让我再吻一次你娇艳的樱唇，让我再嗅一次你秀发的芳香。明天，就要在太子面前实战演练，后天就要启程远行。 ——莫言《我们的荆轲》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让我再看你一眼，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郭峰《让我再看你一眼》

莫言这种投机取巧的“模仿”，可说是由来已久。他甚至春风得意地公开撰文传授自己的创作“秘诀”，鼓励人们去做“文抄公”：“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妙不妙就是。怎样才能抄了别人又不让别人看出痕迹呢？

这就只能靠自己琢磨。”（莫言《旧“创作谈”批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言在历史剧中的“抄”，却并不高明地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莫言的历史剧中，我们不但感受不到什么历史的气息，反而觉得荆轲和燕姬、项羽和虞姬们，就像是生活在今天的90后小青年。他们“放电”的时候，不是甜得发腻，就是让人酸掉大牙。

荆轲对燕姬说：

“我宁愿做一只恋爱中的青蛙，翻开喉咙歌唱，然后尽欢而死，也不愿做一只长命百岁的蛤蟆。”

燕姬挑逗荆轲说：

“你做不了青蛙，也成不了蛤蟆，您是肩负重任的大侠。所以啊，先生，还是省点时间和精力，仔细谋划一下你的刺秦大计……”（笔者按：燕姬对荆轲前面用“你”，后面又用“您”，这种矛盾的称谓，究竟是何道理？）

荆轲问：

“为什么真理多半从女人的嘴里说出？”

燕姬说：

“因为女人更喜欢赤身裸体。”

在剧中，项羽不但称虞姬为“小宝贝”，而且还称其为“小鬼头”。总之，怎么甜腻，项羽就怎么来。

不仅如此，莫言还将当今现实生活中一大堆时髦的热词，诸如“人生哲学”“抢占道德高地”“小肚腩”“别闹了”“产权”“创意”“丫”等，下饺子般一股脑地倒进他的“历史剧”这口大锅里。要知道，在古代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这一说法，它来自东邻的日本。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随意组合，任意混搭，在莫言今后的历史剧中，很可能就会出现唐太宗召开电话会议，官员上朝时须先扫描官方的“二维码”，安禄山与杨贵妃半夜微信私聊、朱元璋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等荒诞不经的情节。

（转载自《孤独的呐喊》作家出版社2017年，原标题《莫言的一锅“乱炖”》，转载请保留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