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奥地利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908年6月12日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1]登基六十周年。这一天，维也纳举行了五彩缤纷的庆祝活动和盛大游行。我就出生在这一天的下午早些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还是个孩子，所以我对战前岁月的记忆完全来自父母讲的故事。按照他们的说法，一战之前是个黄金时代。从之前几个世纪里撰写的书籍，尤其是传记中可以看到，每一代人都把上一代称为黄金时代。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欧洲人仍然对一战之前的奥匈帝国时代赞不绝口。而一战及其可怕的后果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动荡的海洋，其影响甚至波及今日。在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每个人都相信，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和整个世界都会迎来安全稳定的未来。只有极为傲慢的民族主义者才对现状不满。我对这个“黄金时代”的末尾，也就是一战爆发之际还有这么一段记忆。1914年7月，我的母亲、哥哥、姐姐和我在不来梅港附近的一个北海疗养地度假。我的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当时留在维也纳处理公务，计划随后与我们团聚。8月初，当我们在北海之滨的浅滩涉水漫步时，可以看到远方有庞大的灰色船只全速航行，那是德国海军在执行最初的战术任务。我们当时还很难理解这个震撼景象的意义何在，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它代表着四个漫长战争年头的开端。几天后，我们离开了北海海滩，前往不来梅。1914年8月，不来梅的夜晚湿气很重，英军对不来梅港口和桥梁的第一轮空袭就是在此时开始的。虽然这种空袭和二战时相比造成的损失甚微，但还是导致不来梅城内实施灯火管制，高射炮开火还击。这些充满了战争喧嚣的漫漫黑夜，我们永生难忘。后来，我们最终离开不来梅、返回维也纳，途中发生了一件令我母亲焦虑不已的事情。由于战时的铁路系统优先执行军用运输，所以到维也纳的行程长达96个小时，途中还发生了很多延误。在德累斯顿，火车停了几个钟头，我趁母亲不注意溜下火车，跑到大街上，想把手里的一个硬币花掉。我自豪地走进一家糖果店，买了一块糖。随后我还能顺利地找到火车站台，完全是凭运气。
幼年时代的我非常顽皮，但在学校过得还算顺利。在小学第一年，我一下子体会到，奥地利从一个富足社会猛然间变成了一个物资紧缺的战时国度。我小学一年级那一年，一个夹香肠的白面包卷只卖20海勒；而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我们的早餐就只能吃到涂着少许果酱的粗粮面包。我上小学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发生了很多动荡，这让我们都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我的中学[2]时代（1919—1926）也很平静。年轻一代对旧帝国的垮台没有任何惋惜。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过去，为经济的每一步复苏而高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国际红十字会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我们通过红十字会得到了美国、荷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包括食品和衣物，帮助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不幸的是，由于贫困，社会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甚至孩子都能察觉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子弟和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学生之间经常打架斗殴。有时我也卷入了这些斗殴，受了一些轻伤。我很轻松地掌握了算术、几何、物理和化学，但英语和法语对我来说很困难。我经常受罚留校，但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整个班级受到了集体惩罚（这种惩罚在今天颇为流行），我们班的同学也活该受到这些惩罚，一般是因为恶作剧和无意中损害公物。我们一般不会把犯错的人招供出来，于是老师不得不把全班一起惩罚，我们有难同当。 我们很讨厌期末考试，另外老师也不喜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尤其是因为他们仅仅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如果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作没教养的野孩子的话，一定会为我们的团结精神欣慰。中学一共八年，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90多人，到最后一年已经只剩下17名学生。因此我们这个小集体凝聚力非常强，绝不会允许任何同学在期末考试中掉队。在中学期间，我对各种体育运动都兴致盎然，尤其痴迷健身。我们学了各种球类运动。我经常参加校队，在夏季的中学联赛与其他学校的队伍比赛。虽然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但没有真正成为优秀的运动员，不过还是大出风头。我的职业选择早已确定——工程师，就像我的父亲和哥哥一样。我对技术问题很有天赋，而且我的创新能力也在日渐增长。1926年秋季，我进入维也纳工业大学[3]，第一学期学习机械工程。我的很多朋友是医科学生或医生。因此我常常去解剖学院参观，听了一些相关课程，对外科手术产生了兴趣。有时我会怀疑，机械工程是不是真的是我的理想职业。有好几个月时间，我对自己的未来职业犹豫不决：工程学还是医学。最后我还是决定学机械工程，但直到今天我对医学的进步仍然很感兴趣。我在学习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课程要求我作大量的技术绘图，我很喜欢这项工作，很快就掌握了绘制高质量设计图纸的技能。但我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所以有的课程会缺席，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间也很少。我有些要好的同学缺席很少，所以我会抄他们的课堂笔记。在我大学时代的早期，奥地利的大学里仍然能感受到战争的影响。大学生一般是十九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但也有很多年纪较大的学生。由于战争以及战后条件的艰苦，很多人上大学很晚，或学业曾经中断过，多年后又捡起了学业。我们从这些年纪较大的学生那里得知，战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让他们的雄心壮志受挫。他们给我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我们对那些事情没有直接体验），对我们产生了某种特别的影响。由于战争的缘故，年轻教师很少，大多数教授年纪都很大。很多教授在帝国时期都曾是皇室或王室顾问，他们和过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方面，我们也感受到了过去时代的影响。我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位是奥地利前皇室成员，克莱门斯·冯·哈布斯堡大公，他的大学学业没能完成。由于他的正式头衔比较长，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都称呼他为“同学先生”。我曾和这位上层阶级的同学一起参加皇室顾问赛德尔教授主持的一次考试，这是我们较早期的一次考试。赛德尔教授向大公提每一个问题时都要说“殿下”，我们听了都想笑。教授非常小心，总是只以廷臣的方式用第三人称称呼大公。 1928年至1929年冬天，我顺利通过了第一次国家考试，基本上完成了理论阶段的学习。随后是机械工程的实习阶段，此时我已经确定，这就是我的理想职业。 我于1926年加入了一个大学生社团组织“击剑兄弟会”，结交到很多朋友，和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大学毕业之后。在这个兄弟会里，我们的目标是成为能战胜生活考验的男子汉。直到今天，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的“疤脸”的这个绰号是怎么得来的。一般来讲，我不反对这一类诨名，但“疤脸”听起来就好像美国西部片或20年代黑帮片里的角色一样。我要说明的是，我脸上的疤痕是以光荣的方式得来的。我明白，大学生之间击剑打斗的古老传统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接受。在有些国家，决斗仍然很常见，也受到指摘，因为它与很多国家的人道标准不契合。如果某些阶级凭借这种习俗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特权，他们应当受到排斥，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如果这些阶层的成员因此产生傲慢自负情绪的话，就更可耻了。随着这些决斗的继续，决斗者也受到更多的耻笑。奇怪的是，我是在外国学到决斗这种可疑习俗的。大学生圈子里的很多传统都已经过时了，的确需要改良，但也不应该像在第三帝国一样强行对其加以干涉。这种兄弟会传统以一种保守的方式帮助维持我们国家的内在力量。另外，以锋利的剑从事击剑运动，也是一种教育手段。大学生的击剑打斗考验的是人的冷静，对观察者来说也是个学习的机会。被对手击中并不可耻，但如果闪避对方的攻击，就会受到处罚。考虑到这一点，我不相信拳击能取代击剑。我们学击剑的最初目的是学会自控。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始终保持进攻态势、避免被迫转入防御。这种训练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以消极被动的方式思考和行事的人很难取得成功；相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积极主动，结果也一定是积极的。积极主动的人比消极被动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影响力也更大。这是我在兄弟会学到的理论，为此我对兄弟会心存感激。在我的一生中，我能战胜遭遇的危险，恰恰得益于这种训练教给我的态度。[1]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1848年起为奥地利皇帝，1867年又成为匈牙利国王。1830年8月18日生于美泉宫，为弗朗茨·卡尔大公与索菲公主（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之女）的长子。1848年12月2日，皇帝斐迪南一世退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奥洛穆茨被推举为皇帝（他的父亲没有被考虑为皇位继承人）。（编者注）[2]中学这个概念对美国人可能有误导性。在欧洲，中学开始的时间比美国中学早一点，结尾在美国大学的开始阶段。（编者注）[3]奥地利的工业大学的学习时间覆盖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阶段，可以算作美国的研究生。（编者注）本文节选自我的译作：

斯科尔茨内回忆录

奥托·斯科尔兹内是二战中非常著名的德国特种部队指挥官，指挥并参加过营救墨索里尼、抓捕匈牙利摄政王、铁拳行动、米老鼠行动、格里芬计划等诸多二战重要事件。在这本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如实地将其指挥的最著名的行动一一记述，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书从作者的童年讲起，依次叙述了他的学校生 活、参军、战争中的德国和意大利、进军莫斯科、加入特种部队、解救墨索里尼、监狱生涯等。本书不仅展现了著名的德国特种部队的发展史，而且对二战期间德国、意大利、美国的关系及细节均有记述，兼具历史性和可读性。

另外，我和《忽左忽右》合作的新播客节目《首相塔》上线了，聊聊我和程衍樑觉得有趣的八个历史人物，都是首相或总理，借用《冰与火之歌》的典故，称之为“首相塔”。

详情见：

陆大鹏&程衍樑：一档新的播客节目《首相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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