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为什么重要？

1030年至1059年，北宋仁宗时期。此时的中国，宋辽夏三方在边疆博弈中达成了微妙的战略平衡，缺马的大宋开创“以远制近”的全新战术体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重新定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士大夫精神为何在这一时期觉醒？从柳永的市井词作到《岳阳楼记》的千古绝唱，文学创作为何在此时迎来革新浪潮？大宋与西夏的历法博弈又如何体现了技术背后的权力较量？新近出版的《文明：1030年—1059年》一书，讲述了这看似平静的30年里，中华文明在多个层面同时发生着的深刻变革。

“1057年嘉祐二年，是中国科举史上的奇迹年份。这一科录取进士388人，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同榜登科，唐宋八大家在此集齐一半。”在近日举办的《文明：1030年—1059年》的新书发布会现场，作为该书作者的罗振宇，以这个历史切片展开，聚焦公元1030年至1059年的北宋“群星闪耀时”，也通过该书，展现了一个文明高峰期的人才辈出与制度演进。

在罗振宇看来，中国历史就是人类最大的“挑战与解决方案”课题库——如何在山河破碎后重归统一？如何从贫困危亡中重振旗鼓？如何化解草原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如何在超大规模社会中维持秩序？“每一个挑战，我们的祖先都尝试过多种解法。成功的、失败的、半成功的，都是宝贵财富。”

以下内容节选自《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

作者：罗振宇

版本：中国地图出版社

2025年11月

敦煌为什么重要？

1036年，这一年，党项李元昊一举拿下了肃州、瓜州和沙州，垄断了河西走廊，也切断了吐蕃和中原之间的联系通道。肃州、瓜州在今天仍沿用旧名，都属于甘肃省酒泉市。而沙州在哪儿呢？当时大部分的宋朝人估计都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但它今天的名字堪称闪耀，那就是——敦煌。

1036年党项占据敦煌，只是敦煌动荡历史上的一件小事。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四战之地，汉人、匈奴人、吐蕃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我们今天的人知道，这次占领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很大概率就是因为这次战乱，当地人在恐慌中把大量文献资料藏进了一个洞里，然后封闭了洞口。这个洞再次打开，就是1900年的事情了——一个姓王的道士偶然发现了这个宝藏，7万多份珍贵资料重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的“敦煌文书”。

这次发现的意义有多大呢？可以说，关于中国文化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都因为这批新材料而被改写了。陈寅恪先生为此讲了一句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研究中国文化的人要是没有用到敦煌文书这批新材料，就是陈寅恪先生眼中的未入流。

那我们就借着这一年党项征服敦煌来追问一下：敦煌为什么重要？它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知识论上的启发呢？

我们今天讲的敦煌文化，其实包含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时光中绵延始终未曾中断过的敦煌，也就是敦煌莫高窟的那些洞窟；另一部分恰恰相反，是中断过的——1036年被雪藏封闭，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的那些敦煌文献。这两个部分的文化意涵其实大不一样。

先来看没有中断的敦煌。敦煌莫高窟是在鸣沙山的岩壁上开凿的，从南北朝开始到元朝结束，近1000年里，工匠们就在山崖上凿啊，刻啊！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有735个洞窟，里面有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3000多座泥塑彩绘的佛像。如此巨大的规模，几千年来既没有上锁，也不收门票，路过的人想进就进、想看就看，怎么能说它中断了呢？

中国的三大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有一个共性：都在交通要道上，而且紧贴在路旁。比如，云冈石窟所在之处是从山西通往内蒙古的一条古道，所谓“走西口”就是走的这条路。现在云冈石窟还有一个古迹叫“古道车辙”。龙门石窟更是如此，它所在之处两山对峙，中间夹着伊水，就像天然的门阙，所以这个地方既叫“伊阙”，又叫“龙门”，古时候是洛阳通往关中的要道。

河西走廊石窟分布图。《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内页插图

那敦煌的莫高窟呢？它位于中原文明通往西域的大门。古时候的商队走到敦煌，向南走过阳关，就踏上丝绸之路的南线，向北走过玉门关，就踏上丝绸之路的北线。所以，敦煌自然是交通枢纽。

古人为什么要在交通要道上开凿石窟呢？要知道，古人开凿石窟花费甚多，除了斩山、开窟、造像、涂彩，还要养一大批手艺人，毕竟一个石窟要建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图什么呢？可不是要搞艺术创作，而是为了弘扬佛法、积攒功德，自然得选址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只有让南来北往的客商行人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份功德，才能把它传扬到远方。

为什么元朝之后敦煌莫高窟默默无闻了几百年？

那为什么元朝之后敦煌莫高窟默默无闻了几百年呢？因为敦煌不再是交通枢纽了。明朝觉得自己的力量延伸不到西域，干脆把嘉峪关封上，我不出去，你别进来，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商贸往来渐渐就断绝了。而嘉峪关位于敦煌以东约400千米的地方，嘉峪关一封，就把敦煌孤零零地隔绝在了塞外，敦煌就成了周边部落放羊的地方。虽然后来清朝又能控制西域了，但敦煌成了一个普通的内陆城市，不再是交通枢纽。不过，莫高窟还在那里，任何人想看随时可以去看。

即使不看明清后面这一段，只看敦煌从南北朝到元朝这千年的辉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多改朝换代的战乱，那么多来来去去的部落，敦煌莫高窟怎么就能保持超然的定力，靠着一面山崖不断地凿洞、不断地塑像，用千年时间累积出世界级的文化奇迹呢？说到底，这就是宗教的精神力量的体现。

宗教的第一种精神力量是超越性。因为要超越空间，所以要塑很大的佛像；因为还要超越时间，所以要用塑佛像来追求永恒——太小、太脆弱的艺术形式无法体现宗教精神的超越性。

漫长的千年间，莫高窟每个洞的基本模型都一样，无非是洞开得大还是小一点、佛像塑得多还是少一点、壁画画得简单还是精美一点，丰俭由人。这就是“基本模型不变+时间长期累积”的“莫高窟式”文化红利。

唐《四观音文殊普贤像》。《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内页插图

宗教的精神力量还有一个特征：“核心长期不变+末端持续创新”。宗教总是要追求纯正的源头，所以早期形成的一些文化要素是稳定的内核，诸如教主、圣地和一些象征符号都是长期不变的。但是，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适应时代和区域的变化，那就得改变非核心的元素。以敦煌为例，佛和菩萨的基本形象是不容改变的，那就动一些无关紧要的童子、天女、药叉等人物，其中最典型的是飞天。飞天是天上佛国里的乐师，佛经没有对他们做过具体描述，于是留出了艺术创造的空间。所以，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画得最传神、最独特。

有人打过一个比方。敦煌就像一辆公交车，一路往前开，每一站上上下下的乘客多少都要改变些这辆车的风格。到最后，车的结构、材质、装饰全都换了，但是定睛一看，老司机释迦牟尼没变。这就是在稳定性和创造性之间达成了一种有趣的平衡机制。

宗教的精神力量还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一种宗教一旦在某个区域建立了优势地位，往往会长期不变。无论世俗力量如何为仇作对，谁来到这个区域都得信仰同一种宗教，这就是精神信仰的超级稳定性。

继续以敦煌为例。传说最早在当地开凿佛教洞窟的是乐僔和尚，那是366年，统治敦煌的是前秦。之后是北魏、隋唐、吐蕃、唐朝的藩镇归义军、张家和曹家的归义军，敦煌这个地方不断地换主人，但是佛教信仰一以贯之、从没变过。

就连党项人占领敦煌后，当地人都继续信仰佛教，继续在鸣沙山上开凿石窟。而且，后来李元昊建国称帝需要各种各样的合法性资源，其中之一就是宗教。

这个时期，大辽拥有五台山，北宋拥有洛阳白马寺——汉传佛教的祖庭在那里，而党项人拿得出手的佛教名片只有敦煌。所以，后来的西夏人把敦煌称为“朝廷圣宫”，非常重视。尤其是榆林窟第3窟的那幅《普贤变》壁画，美轮美奂，创造了敦煌壁画自唐朝以来的第二个高峰。

有了宗教的精神力量，敦煌的艺术就有了三种对抗时间的工具：一，它选择了能够超越时间的艺术品类，不怕时间的消磨；二，它在不变的内核和可变的边缘之间找到了一种精妙的平衡，不怕风格的变化；三，它拥有了某种程度的普适性，不怕世俗政权的更迭。这可能就是敦煌文化能够在千年间持续积累的原因。

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埋藏这么多文献？

虽然敦煌的艺术具备了对抗时间性，但敦煌文化还有一部分妙就妙在它的中断、它的神隐——7万多份文献被埋进莫高窟的一个洞里，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光。后面的故事，你大概率已经知道了。这一大批宝贝面世，吸引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也纷至沓来，从王道士手里买的买、偷的偷、抢的抢，5万多件文物很快就星散到世界各地，如今留在国内的只剩15000件左右。

藏经洞位置图。《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内页插图

这部分敦煌比起今天我们去旅游排队看的洞窟、塑像和美轮美奂的壁画，对现代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震撼，其实更大。

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埋藏这么多文献呢？早先的学者猜测，是因为党项人要打过来了，本地人为了保护重要资料，所以封闭了藏经洞。后来，又有学者认为存在其他可能性。首先，藏经洞中的资料里明明白白写着年代的最晚时间是1002年，所以藏经洞关闭的时间可能比1036年还要早。其次，藏经洞刚打开的时候，里面的东西是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摆着的，文件还被很高级的丝绸包了起来——这些丝绸放在现在都是顶级的艺术品。要是为了躲避战乱，恐怕没有心思做这么好的整理。而且藏经洞门口就有壁画，很像是把这个洞门精心地封存、包装了起来，反而不太像是因为战乱而随手一关的。

那藏经洞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历史学界有一个较为主流的解释：因为里面的佛经大部分是残本，所以藏经洞很可能是当时某个寺庙的图书馆库房，只是这个寺庙收藏的佛经不太完整，和尚们想把佛经补齐，就把要用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放在了这个藏经洞里。不过，不管哪种解释，现在学术界都还没有定论。

无论真相是怎样的，这批文献资料的宝贵性都不会被削弱。那么，这些被埋了800多年的敦煌文献为什么如此宝贵？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补齐了学术上的很多断层。文化的传承本身是连续的，但文化的载体经常是断裂的。有些文献一旦失传，就会导致学术上出现空白点。

举个例子。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学过“隋唐实行均田制”，简单说就是土地归国家所有，然后由国家分配给老百姓耕种，老百姓死后，土地被国家收回、重新分配。道理很容易懂，但我其实不太明白均田制是怎么执行的：唐朝政府怎么能有这么强大的行政能力，土地分出去后还能收回来呢？不仅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不知道，历史学家其实也不清楚，因为所有传世资料中对唐朝均田制的记载都太简略了，以致有很多学者曾认为均田令就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实行。可敦煌文书里有很多户籍资料都涉及了均田制的具体细节，比如一户人家有多少人、姓甚名谁、朝廷授了多少田，还欠他们多少田，全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有了这些资料，一个学术上的大悬案才得以解开。

再比如，从诗到词的演变过程具体是什么样的呢？没人知道，甚至连宋朝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看到最早的词都是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这些精致的、文人化的作品。至于更早的时候，长安教坊里的《清平乐》《浣溪沙》《菩萨蛮》《临江仙》《虞美人》究竟写了些什么歌词，没人知道。而敦煌文献里记载了上千首的“敦煌曲子词”，一下子就把这个断层给补上了。

举个例子。当时人们看到的最早的一首《菩萨蛮》是李白的作品：“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而敦煌曲子词里的《菩萨蛮》瞬间就变成了另一种风格：“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既没有章法，也没有结构，只是一连串的赌咒发誓——要我离开你，各种不可能，各种休想！

其实，同一个作者的同一件作品，也有逐渐演化的问题。比如李白的《将进酒》中有一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可敦煌的一个抄本里把前半句写成了“古来圣贤皆死尽”。哪个才是正确的呢？其实，“版本正确”是印刷时代的人才有的概念，因为印刷需要有定本才能进行机械化的大规模复制。可在手写时代，人们没有那么强烈的定本、对错的概念。“古来圣贤皆寂寞”和“古来圣贤皆死尽”，前者雅一点，后者俗一点，同时更狠一点、直一点，历史学者刘勃就觉得后者更好，“好就好在不雅”。李白原本的形象是飘飘欲仙，有了敦煌这个版本，醉酒的李白又多了些咬牙切齿、敢说狠话的面相。

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因为在敦煌文献里发现了隋朝陆法言的《切韵》，于是解开了中国音韵学史上的许多疑案；因为在敦煌文献里发现了大量的变文，即当时的说唱文学的底本，于是把中国通俗文学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可以说，只要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的学术领域，都因为敦煌文献的出现而有了重大的变化。很多学术大难题就是因为缺一份关键资料才解决不了，有时候一个关键点通了，就会全盘皆通。

举一个外国的例子。大英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叫“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人在前196年刻的一块石碑。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把同一段话用三种文字各写了一遍，分别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老百姓用的文字和古希腊文。有了这块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可以对照着解读了，因此，罗塞塔石碑的出土成了解开古埃及文化之谜的一把关键钥匙。

很多敦煌文献的作用与此类似。一份断简残篇也许就会推倒一张多米诺骨牌，然后引发连锁反应，让很多学术大难题从此有解。

什么是重要的？敦煌文献的另一种价值

除了那些能填补空白的关键性文献，那些不重要的敦煌文献有没有价值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傻：不重要的文献，自然价值相对较低呀！未必。

北大历史系的荣新江教授讲过一个故事。他大学时的一位老先生讲过，中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编著出版的《敦煌资料》被日本学者挑出几百个错误。是中国学者水平差吗？不完全是。主要是因为中国学者当时没有条件出国去看敦煌文献的原件，只能通过二手资料进行研究，而日本学者是亲自跑到巴黎、伦敦去看原件的。

《沙州都督府图经》（局部）。《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内页插图

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藏经洞里发现的敦煌文献虽然达7万多份，但绝大部分是和佛教有关的。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官方和私人的文书保留下来呢？比如跟均田制相关的资料。其实，这些资料本来是保存在衙门里的档案，时间一长被作废了。但纸张在唐朝很珍贵，寺庙就用这些废弃档案的背面来抄写佛经。所以，敦煌文献中大量珍贵的社会史、法制史的资料就这么歪打正着地被保留下来了。

那这跟看不看原件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衙门档案上面往往都写着文件的时间和县乡的名称，但是这些字会影响和尚抄写佛经，和尚就把这部分裁掉，再粘起来，这些字就被粘到文件的里面去了。中国学者看抄写的、影印的、胶片的二手资料是看不到这些信息的，只能自己费劲去考证。而日本学者到了欧洲的博物馆，对着灯一照，文件的原始信息马上就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们才能给中国学者挑出好几百个错误。

看完这个故事，你意识到了什么？其实，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仅仅是一时一地的判断；一旦我们抽身出来，站在更广阔的时空坐标下，对一份史料的价值衡量可能就完全不同。

中国人特别喜欢编史书，从孔子删订《春秋》，到司马迁、司马光、“二十四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这些不曾间断、规模庞大的历史书给中华文明的子孙带来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正是因为中国人太爱编纂史书，大量的原始档案被废弃了。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讲过，他刚到西方念书的时候，发现西方的教堂档案堆得满坑满谷，一个教堂里常常保存着附近居民几百年间的相关材料，而中国非常缺这种史料。这就是因为中国的编纂史学过于发达，历史书编完，原始材料就可以丢掉了。

比如，明朝修元朝的历史，最重要的依据是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朝十三朝皇帝的实录。可《元史》修完了，这批实录就被烧了。为什么烧了呢？当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明朝认为重要的或者愿意让后代看到的元朝历史全在这里了。

《孟姜女变文》（局部）。《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内页插图

但我觉得还有技术上的原因。假如我是《元史》的编纂者，我知道仅此一份的《元实录》将来不会留下来，同时任务重、时间紧，我会怎么做？有没有可能我就直接把原书肢解掉，需要的部分留下来，和其他资料混编，排好顺序粘贴完，再找人誊抄一遍。毕竟，这样做十分省事、高效。所以我怀疑，即使《元实录》不烧掉，也已经在编书的过程中被严重破坏了。这种做法甚至出自一种写作者的本能——史书编纂者花了那么大的精力编了一部历史书，当然认为自己已经把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搜罗殆尽，原始资料还有什么价值呢？就连我自己写稿时，桌子上各种资料热热闹闹地摊开，可一旦成稿了，我再去看那些被用过的资料，多少是有点嫌弃的。

编纂是什么？既是留存和珍藏其中一部分，也是在依据自己的价值观贬损和毁弃另一部分。保存和毁灭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敦煌文献的另一种价值了。它不仅保存了一些当时人觉得重要的、不该丢掉的文献，还帮助一些被当时人觉得不重要的文献逃过了历史编纂者的剪刀和炉火，穿越800多年的时光，在现代人面前展现出了它辉煌的价值。

我再举个例子。有一份敦煌文献是释放家奴为自由民的文书，大意是：有人因为修行不够，多少辈子的因果恶业加起来，这辈子才为奴。而我家有个名叫再宜的家奴，干了50多年活，从不偷懒，因此我念他有孝道，放他自由身。我这可是做了件福报很大的好事，我家祖祖辈辈和后世子孙都会因此无病无灾。老天爷，你给我做个证吧！日月星辰，我这可就不改了啊！

《家童再宜放书》辑校。资料来源：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文明：1030年—1059年 群星闪耀时》内页插图

我们细琢磨下这份文书的内容，明明是主人家榨尽了家奴最后一滴血汗，然后将他驱逐出门，还要把这件事解释为是自己家的一份大功德。这么一个千年前为富不仁、虚伪贪婪的大户人家的嘴脸，是不是顿时跃然纸上了？我们如果想理解那个时代民间生活的某个侧面，这份资料是不是非常生动？它的重要性是不是超过很多历史的抽象记叙？但它在当时不过就是一纸普通的民间契约文书。

荣新江教授还讲过他为什么爱研究敦煌，因为可以摆脱旧史家的束缚，独立地审视历史：“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提供给我们一批从未经过任何史家所整理、订正，甚至篡改过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可以利用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材料，来看这个事件本身。甚至我们可以从原始的文件揭示出旧史所掩盖住的某些历史真相。”

面对历史，我们会忍不住做评论、发感慨、分高下、得结论。但是，敦煌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自己当下的判断非常谨慎。说不定，我们当下视若珍宝、觉得理所当然的评论、感慨、判断和结论其实非常狭隘，它们也许正在伤害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我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原文作者/罗振宇

整合/何安安

编辑/张婷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