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清、赵克生 |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 ①

张显清（193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师从吴晗先生学习明史。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院科研局史学片学术秘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出版专著《严嵩传》、《孙奇逢评传》、《明代社会研究》、《张显清文集》，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明代政治史》、《孙奇逢集》、《明史研究》等。

作者简介 ②

赵克生（1967年—），从事明代政治史、社会史、礼仪文化研究，肇庆学院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2000年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张显清先生。曾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者。出版专著《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明代地方礼教史丛论：以私修礼书为中心》、《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合著《一本书读懂明朝》，主编《第三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

从创造到普及：

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张显清 赵克生

提 要：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开创了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开拓出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课题，而且对这些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吴晗由学者变为社会教育家，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关键词

吴晗 学术贡献 明史研究 历史知识普及

吴晗先生（1909年—1969年）以明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而享誉学林。由学术而政治，最后蒙受奇冤，其间的是非荣辱，任凭世人评说。今年值先生百年冥诞，作为吴晗后学，我们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也许就是：揭示先生治史之进路，阐发先生学术之创造，表彰先生普及史学之贡献。倘若此文有助于人们对先生多一些了解与敬意，我们将感到无比的欣慰。

▲学生时代的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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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插班二年级。此时的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黼正在进行历史课程改革，改变以往“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的现象，决心起用能讲一时代或一方面历史的年轻教师，取代那些只能讲授传统学问的教师。由于胡适对吴晗的器重，同时也因为吴晗有《胡应麟年谱》这样的学术表现，蒋廷黼有意吴晗将来留校，从事明史教学。蒋廷黼这一安排深得胡适赞许，在写给吴晗的信中，胡适说：“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力劝吴晗放弃先前的汉代研究，改治明史，因为明代的材料多，容易整理，对于初学者而言，“只要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吴晗欣然接受蒋、胡两先生的建议和安排，随即投身于明史学习。

胡适并不精于明史，但在无人可以为师的情况下，他以通家之才，不仅给吴晗指明将来的学术方向，还给出一个循序渐进、科学合理的治明史的方法，使吴晗受益菲浅。胡适说：

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Monographs)；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针对吴晗初治明史，胡适向他传授的都是切实可行、易窥门径的经验之谈。概括而论，就是以《明史》为根本，了解一代史实之全貌；以《明史纪事本末》为补充，把握重要史事之前后发展；以《明实录》为参照，理解史实的繁简、差异；渐次扩大史料的范围，以至于文集、杂记等等。前后次序分明，而中心在《明史》。欲通一代之史，必先读一代全史，这是一个打基础、立根本的过程，治史必须先因而后创，没有对旧史的充分了解，就不可能创立新说。因而，胡适要求吴晗在读完一代全史之后，可以作一些小而专的研究，训练自己处理史料的方法。

吴晗听从胡适的教诲，随后买来了一部《明史》，逐日点读。准备读完《明史》之后，“再照（胡）先生指示的逐步做去”。一段时间之后，吴晗从《明史》中读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叫人疑心的一个是胡惟庸事件……这事叙述得非常可疑，关系非常重大，中日诸记载又均有矛盾。”吴晗以胡惟庸事件为中心，排比不同史料，考证事件之真相，最后成《胡惟庸党案考》一文。吴晗自己对这篇文章始终看重，认为是他明史研究三部曲的第一部。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关于建州史研究，这也是由读《明史》而发现的问题，“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篡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都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吴晗因此决心重写建州史，以补历史的空白。

读史之时，抄写札记，这是胡适传授的另一个治学方法。札记，本是清代学者治学的手段，梁启超曾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实际研究中，学者通常是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再以此问题为中心罗列同类或相关的材料，比较、研究而立一说，最后证实，一篇论文就完成了。札记实是一种困知勉行的功夫，高明者喜用，初学者更应时时抄札，惟如此学问才能日积月累，不断进步。胡适得清代学术之遗风，自然十分熟悉札记的功用，故谆谆告诫吴晗“札记最有用”，要他读史之时，须作札记，分为若干专题，亦即读史的过程中，要对史料作专史或专题式的分类和整理，以备将来作研究之用。这种专题研究，胡适极其重视，认为它是史学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吴晗一遵师法，做了几千张卡片，准备了札记簿。一边点读《明史》，一边按类填写卡片，复杂问题就写到札记簿上。从此，笔记本和卡片箱是吴晗治学的两大宝物。李埏先生曾是吴晗任教云南大学时的学生，据他回忆，吴晗在云南大学时，曾举“靖难之役”为例，向他传授札记之法，让他见识储满札记的卡片箱。由明史、明实录、李朝实录到野史小说，吴晗在离开清华大学前积累了几万张摘抄资料的卡片和大量的札记。最著名的要数抄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连续四、五年时间，先后抄了80本（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共有12册）。这些材料既为吴晗自己重写建州史准备了条件，也为后来其他学者研究东北历史、中朝关系史提供了参考。

札记是吴晗研究论文写作的基础。吴晗曾说，他写作时一般先根据札记而作资料长编，由长编而成论文，由论文而成专书。《记明实录》是吴晗1940年写的一篇长文，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篇文章是关于《明实录》整体研究“最深入最权威的著作”，而此文就是根据“数十百条”札记而成。吴晗关于明初历史的论文写作无不依靠札记而成，最后在论文的基础上融合贯通，写成《朱元璋传》。吴晗一生学术成就得益于札记，故“多读多抄”就成为他的一贯主张，指导学生，教育大众，随处点化，入手处都离不开“札记法”。

胡适在传授治学之道时，还特别要求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时过境迁之后，这句话易生误解。近年来，有些学者在回顾吴晗学术的时候，就对胡适的治学方法提出批评，以为他要吴晗只搞考据。胡适所谓的整理史料，其实就是运用包括考证、比较等科学方法研究传统学术，搞考据只是手段，考据之中自有“义理”。否则，上文“立说”之言则不可解释。胡适之所以要求吴晗“不要做一部新明史”，是因为胡适不赞成将学术与任何“主义”联系起来，主张治史学以实事求是为重要，防止初涉史坛的吴晗走上凌虚蹈空的一途，以“主义”来剪裁历史，这样成就的“新明史”当然是要不得的。时间证明，旧史学越高明, 新史学才能越有实效。民国时期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再晚一辈如吴晗等人，或专注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或埋头于专史的计划与撰写,其成就不可谓小。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一不注意，就会发现自己当下所进行的研究，民国学人早已开始。因此，我们不能片面苛评考据或史料整理之类的治史之道。

对于自己的治学方法，吴晗从不讳言深受胡适的影响。40年代，虽然吴晗与胡适师生关系日渐疏远，直至断交，其原因在立场，不在治学方法。建国以后，吴晗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指导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学习明史，采取的仍然是自己学生时代亲身体验的学习方法。对于一些业余爱好同志，吴晗则把这一套专业学习的方法通俗地表达为“多读多抄”、“打好基础”。

上述二点之外，先生治明史还有没有其他心得？细绎先生留下来的文字和他人回忆先生的文章，我们发现《明史》之外，另一本工具书颇为先生重视，那就是《四库总目》，全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931年，吴晗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基本应用书如《明通纪》、《明通鉴》、《四库总目》之非自备不可。”时先生经济拮据，欲廉价卖稿而购之。李埏在一篇回忆吴晗的文章中也提到有关《四库总目》的事情：

（1940年）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 ……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藏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

1962年，吴晗在一次新闻工作者如何学习历史知识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学习历史要学会查阅文献的本领，掌握目录学这把钥匙。他说：“过去的藏书家把他们所收藏的或见到的书籍分门别类，编出目录，有的还给每一本书写了内容提要，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分类，有提要……目录学方面的书上千种，不必都看，选一种重要的看看就行……经常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熟悉它的分类情况，需要查用的时候就很方便了。”清朝乾隆时期，为了编修《四库全书》，在全国范围内征调各种古籍，所收文献最为齐全，虽然许多被禁毁，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只是所征调文献的一小半，但四库馆臣对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都作了的内容提要，清代以前主要书目（明代文献最多）都包括进去了。对于治明史的学者，《四库总目》就是查照文献的指南，故吴晗一入清华就措意此书，后每每金针度人，把此书当作史苑之津梁，诱导后进。

若干年前，随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等大型丛书的出版，笔者苦于明代文献繁多，难有一整体了解，尝试着按照吴晗先生的方法，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细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特别致力子部、集部文献，注意其内容特点、著者为官经历等方面，丹黄一遍，豁然开朗，收集史料的眼界大大地变宽了。摩挲厚厚两册大书，感叹良久，深深服膺吴晗先生舍其余而独重《四库总目》，可谓得其要领，直接而实用。

综上，吴晗治史是以《明史》为根本，以专题为起点，以札记为手段，以《四库总目》为索引。这些方法既有师承，亦有独造，融会贯通，富有成效，不仅揭示吴晗本人为学之进路，也是吴晗学脉传承之心法。

或许有人会问：电子检索时代，这些方法还有意义吗？电子检索确实是一种高效的资料采集手段，但不要忘了它只是点式抓取，很少有整体感；它可以完成非常具体的关键词搜索，但同义异形的其他表达却常常遗漏。治史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整体的关照，既要有时间序列的前后贯通，又要能把握史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的历史感显然不能靠电子检索来获得。而且，电子检索的作用因人而异，对于那些有过系统史学训练的学者，其作用是如虎添翼；对于初入史门者，其作用似有实无，因为他们的“根本”未立。我们坚信电子检索不能代替系统、扎实的专业训练。从这一角度讲，吴晗治史方法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可以为今天历史系研究生的专业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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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勤奋好学，善疑求真，又得名师指导，在明史研究方面多所创获，成绩斐然。1945年顾颉刚著《当代中国史学》，称明史的研究“以吴晗、王崇武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此时，吴晗才30几岁，英姿勃发，驰骋史坛，羡煞我等后学。

回顾20世纪的明史研究，吴晗首先是一位开辟榛莽的拓荒者。30年代，明史研究刚刚起步，文献零落，人才匮乏。由于反满和中日关系恶化等政治原因，关于明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末和晚明史、明代东北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以传教士为中心的中欧关系史等5个方面。此外，还有钱穆、嵇文甫等对明代思想史、钱基博等对明代文学的专门研究，真正意义上对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很少。吴晗后来说，那时无人研究明史，清华大学历史系没有老师懂明史，他的明史研究是靠自学，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而言。不过，对于吴晗来说，明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就是他学术创造的新天地，具有无比的魅力。数年之后，吴晗不仅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第一位讲授明史和明代社会史的教师，而且在当时明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上都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例如，1934年，吴晗有《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分析了明末的农民的反抗斗争，给明末历史的研究吹来清新之风；1936年吴晗参加了对郑和下西洋性质的讨论，提出了“国际贸易说”，又发表了《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这篇长文对自秦汉至明嘉万时期的中国与南洋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考察，尤其是对明代的对外关系作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论述。他还从经济、政治、文化、华侨等方面论述了永乐、宣德之间努力向南洋发展的积极意义，特别对华侨开拓南洋的巨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颂扬。这些研究使吴晗成为明朝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1935年、1937年，吴晗取域外史料，先后发表的《 <朝鲜李朝实录> 中之李满住》、《后金之兴起》，皆为明代东北边疆研究的代表作。

当然，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在这些方面开拓出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而且，这些问题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纷纷追踵其后。（一）政治方面，他第一次对元明更迭和明朝建国作了最为系统的研究。他的《胡惟庸党案考》用缜密的考据揭示了这一大案对于明初政治的影响，奠定以后关于朱元璋、明代中枢政体变迁、建文逊国等研究的基础。他的《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论述了太祖定都南京——封建诸王——靖难之役——成祖重用“厂、卫”——成祖迁都北京等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由“靖难”和迁都而生发出的两京制度、漕运和“金花银”、亲王守边到皇帝守边的边疆政策变化等问题，都是涉及有明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问题，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比如，（美）范德、万明等人对两京制的研究，其实是在吴晗研究基础上的深化。（二）军事方面，吴晗《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论述了明代的军卫法以及军兵逃亡、卫所制度崩溃的原因。他又于1937年发表了《明代的军兵》一文，系统地考察了明朝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分析了京军与卫军的废弛，募兵的兴起与国家财政状况的关系，揭示了明代的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了很高的史识，功力最深，分量最重。尤可注意的是，吴晗的军事史研究，隐含着许多论题，如关于军屯、军户的研究，关于边防政策的演变，关于边镇经济，关于明代国家财政问题等。以后，王毓铨、于志嘉、南炳文、李龙潜、赵轶峰等人对这些问题各自都有更加精专的探讨，而他们的学术回顾无不追溯到吴晗先生相关的军事史研究。（三）社会方面，吴晗的《元明两代之“匠户”》、《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明代之农民》是研究明代地主、农民和农民反抗斗争的论文。论述了明代地主阶级的形成、政治经济特权、剥削方式和奢靡的生活。这些文章接触到了明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农民起义、历史发展趋向等问题，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在现代史学家中，他是最早研究这些课题者之一。吴晗把《金瓶梅》看作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以历史证小说，认为它描写的是万历以后的社会情况，进而通过小说观察明代后期各阶层的社会生活。把这种文史互证的方法引入明史研究，吴晗是先行者，开启了以后明史学界对诸如三言、二拍等小说的重视和研究。

综合分析吴晗先生的明史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些研究有的是当时热点问题，有的是吴晗自己开辟的新领域，在面上已相当广泛。令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吴晗对于内阁、巡按、督抚等重大问题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专题性著述。从研究的次序上讲，他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已经提到此案的结果在政治方面就是永废丞相，分权六部、五府等衙门，接下来理应重点研究中枢机构的新变化。但是，吴晗把重点放在其他重大事件、社会集团（军、民、匠、士）方面，展开系列的政治、军事、社会史研究。他以考据为手段，但又在考据之外给予明代重大史事通透的解释，广博之中，另具深刻。这样的学术取径，源自吴晗怎样的史学思想呢？

▲吴晗《元明两代之“匠户”》，《史学》第44期，

《益世报》1936年12月20日。

吴晗的明史研究是新史学思潮的一大硕果。20世纪初期，自梁启超揭帜“新史学”，赓续者不断，史学革命遂成潮流。吴晗师辈中，胡适、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都是新史学的积极倡导者，诸贤学术虽不尽相同，却有共同的主张：社会的、民众的历史应该反映时代变迁、文化进退和民生苦乐；扩充史料，用比较的方法来处理史料；研究问题要“小题大做”、“以小见大”。吴晗史学的精进受惠于新史学的滋养，不数年他就成长为新史学第三期的中坚。1934年5月，吴晗等人组织了“史学研究会”，旨在“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一年后，他们主办了《益世报·史学专刊》，由吴晗主笔、集体讨论形成的《发刊词》宣称他们新史学的主张：“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各人的兴趣和所学，向每一个问题作广博深湛的检讨，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理想中的新史乃是社会的、民众的。”宣言延续了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精神，要写出社会民众史，治史方法因此亦有新变化：

我们既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的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借；我们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有参考价值。我们不愿依恋过去枯朽的骸骨,也不肯盲目地穿上流行的各种争奇夸异的新装。我们的目标只是求真。

这里的旧史家当指固守考据之学者，新史家则为注重科学方法、运用理论解释历史的学者。吴晗等人折中新、旧，欲集合各家所长，创立一种包容更广的新史学。

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的明史研究选择一种实证与诠释并重的治史方法。考据仍是一种手段，但不是目的。吴晗理解的考据是一种“剥笋式的考据”，它“穷究其底，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还要问为什么如此。”考据的结果只是问题的提出，只是学术创造的开始。一方面，吴晗信奉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座右铭，撰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考据学的任务,而能通过考据阐明社会历史问题，论述历史的发展趋向，由史实考证进入史事重建，像《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皆是如此。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梁启超曾说，旧史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极重要之史迹阙而不载。作为新史学的后劲，吴晗当然不会回到旧的政治史研究上去，而把眼光下移，关注广泛的社会阶层，关注民生经济，寻求一种从社会的、民众的视角解读明代政治的轨迹。准确地说，主要从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着手。先看阶级关系，在吴晗那里，“阶级”更接近于一个中性词,脱去了道德、政治色彩,实质上就是“集团”。《明代之农民》、《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都是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进行整体考察的。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吴晗也注意到朱元璋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把它作为胡案发生的一个原因。因此，阶级分析不再将目光停留在个人身上,而更注意个体的集合,关心个人与集团、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吴晗把阶级关系作为分析明代政治的概念，明代政治史的主角就不会只是帝王将相，明代政治史的重点就不再是中枢机构。他把明代政治史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多元、动态的新境界，读者由此可以看到各色群体的登场，各种权力关系的交织。再看经济关系。吴晗对历史的经济解释有着浓厚兴趣，经济解释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使之成为吴晗研究明史的有效分析工具。例如，在探索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时，他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土地关系在封建经济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农民人数最多，和土地的关系最切”。封建国家为了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使之永远不能离开其所耕种的土地”，制定了黄册等制度。农民和土地相联系，是“统治阶级的基础”。由于“土地兼并”，“土地分配因之愈加不均，地主和贫农的关系也愈趋恶化”。农民叛乱是由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造成的，是封建经济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这种分析摆脱了旧史一贯的“朝廷立场”，直指历史的根源。《明代的军兵》的深刻之处，也在于把军与兵的变迁和明朝军饷、国家财政的关系联系起来，从看似简单的军制演变中揭示明代历史的大变局。

史家治史，讲究“横通”和“直通”。所谓“横通”，就是要把握某一史事与同一时期其他史事的关系，给予合理的解释；所谓“直通”，就是要于综的方面把握某一史事产生的源与流。通俗地说，前者即“左顾右盼”，后者为“瞻前顾后”。吴晗的明史研究重分析，“横通”和“直通”兼而有之。吴晗曾说：

研究专史、断代史，必须建立在熟悉通史的基础上，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概况，主要事件的变化、发展，应该首先弄清楚。对通史缺乏了解，研究专史是不可能的。同样，研究一个专史问题，一个历史人物，不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也研究不好。

因为有“横通”，吴晗的明代政治史研究、军事史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往往融为一体，畛域不再，上文所述已略见，兹不赘。而吴晗明史研究的“直通”之妙，向不为学者所重视，直到近年海内外学者有“宋元明变迁”的新主张，吴晗那种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才被重新认识。著名元史专家、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如是说：

关于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变动，几乎无人问津。国内外元史学者研究具体问题较多，但对元王朝给予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深重影响注意不够。即使有所涉及，也只限于军制、分封制、对外关系等具体问题。而明史学者除了吴晗、王毓铨、郑克晟等，很少涉及元代。

李先生提倡历史研究的长时段，意欲打破王朝分期，注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实为灼见。因为元、明之间在政治体制、钞法、工商业、户等和赋役等方面有共通性，要了解明代，必须上溯元代，元史研究与明史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不容忽视。作为一位明史专家，吴晗的明史研究是以元史研究为先导，他的《元代之社会》、《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是1935年写的两篇文章，系统阐述元、明易代的问题，指出元朝的崩溃是由于长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结果，“与其说是被汉族用武力推翻，不如说是元帝国的自然崩溃。”政权更迭之后，明初政治设计始终不脱元朝的影响，或惩元之弊，乱世用重典；或明承元制，官制兵制和教育制度皆有所保留。吴晗以上的分析为理解明初政治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在《明教与大明帝国》一文中，吴晗为了解释明朝国号的由来，自元明而上，对明教问题作了通史性梳理。这种跨朝代、长时段的考镜源流，在许多专史或断代史研究中都会遇到，治史者欲追踪史事的来龙去脉，必须在专史之外别具通史的见识，把某个问题作一纵向比较，才能抓住其特点，求得前后一贯之解释。吴晗对明代钞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他写《记大明通行宝钞》之前，先写了《元代之钞法》，对元代钞法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元代钞法以金银或丝为钞本，符合金融规律，施行状况总体不错，其大坏在元末。接着分析明代钞法始终未得善法，其原因在于明朝“仅承其（元朝）制度之表面而忽其本根”，不知钞本、钞额之道理，推行一种“无本、无额、有出无入之不兑换现钞”的钞法，故明代钞法不行，一系列禁止民间用金银、物货交易的措施最终失败。吴晗对明代钞法的研究并不就此打住，他继续深入，论明代官俸折钞导致官俸之薄，由官俸之薄再论明代官场贪污的成因。吴晗这一研究涉及的皆为明代重要问题，而眼光是自元朝而下，一代史家深邃的历史通感于此可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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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集中研究明史的时间主要在三、四十年代，他定位于学界的身份是明史专家、大学教授。建国以后，随着吴晗涉足政治，他由学者逐渐变为社会活动家，工作重点不再是教学和研究明史，也很少发表专业论文。但是，吴晗那种学者的本色仍在，他对史学的挚爱之情不减。在新时期，他抱着“把知识普及给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呕心沥血，为普及历史知识做出了杰出贡献。

50年代以后，吴晗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首先，他对学习和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

（历史学）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两者不可偏废的，必须两条腿走路。单有提高，没有普及，只是少数人提高了，大多数人还是一清二白，这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的……必须把提高了的东西普及给全国人民，要使人人懂得点自己的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

吴晗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从政治的高度强调了史学普及的意义，而为大多数人的史学普及同时也是新史学的精神。因此，吴晗找到了一个政治与学术结合点，明确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重要的文化责任。其次，吴晗对普及历史知识的方法和途径有整体切实的规划。他认为，要做好普及，就必须通俗，道理要讲透，文字要让人尽可能地读懂；要深入浅出，化艰深的道理为日常说话，谁都听得进去，不要把简单的事物说得使人莫测高深。吴晗在史学普及的实践中，总结出两条经验性的标准：一是写好的文字先给小孩子读，他们读懂了而且有兴趣，就算通俗易懂；一是写好的文字交给外行读，比如史话之类的专业读物，外行人读懂了，才算达到通俗的地步。这两个标准使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诗、刘永的词，老妪能解，市井传诵，它们的艺术价值并不因为通俗而有丝毫的减少。可见，通俗不是低俗，通俗其实是一种大雅希声的平实，一种洗去铅华的纯净。当然，通俗的程度因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历史知识普及必须是多途径、有层次的。吴晗提出，需标点古籍（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以供高级干部和史学工作者参考，出版史话和历史小丛书以供一般的工农兵阅读，编写故事性教科书以供儿童学习。此外，吴晗还注意到百姓的历史知识通常得知于戏剧，编写历史剧也是普及的一个好方法。

▲《海瑞罢官》剧照

大约从1955年，吴晗按照以上的思路开始组织、实施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为了把知识普及给人民，他以极大的热忱，不辞辛劳，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标点《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大史学工程，而吴晗则是实施这三大工程的主要组织者。谭其骧先生曾深情回忆吴晗在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付出的心血：“吴晗同志是（“杨图”）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我相信没有他的认真负责主持其事，这么多的单位这么多的人（其中包括好几位学术界的知名之士），是组织不到一起来齐心协力，花这么多时间干这件艰巨的工作的。每次开会，多数由他亲自主持，尽心尽力协调各单位之间的意见分歧，尽可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障碍与困难。”《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等是“文革”前编纂出版的几部大型通俗性丛书，而吴晗则是它们的发起者和主编。吴晗这个主编可不摆不管事的老板派头，凡事躬亲，一丝不苟。《中国历史常识》是1963－1965年之间出版的一套8册的丛书，吴晗作为主编，整个编辑过程，包括编辑方案的制订，初稿的审阅和讨论，编辑加工稿的审订等工作，都一一过问和参加了。对于一些细节，他也不肯放过，例如，对书中一些生僻字，要求编辑不仅用汉语拼音标注，还要用汉字注音（即用同音字），因为当时许多农村读者没有学过拼音。针对当时一些学者只搞研究，把“写通俗文章，写普及知识的小册子”看成低人一等，他写文章、做报告，呼吁各方面学者、专家能写一些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吴晗的工作是有效的，在小丛书的编委会里既有一批熟悉教育的中学教师，又有一批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像邓拓、侯仁之、邱汉生、周一良、何兹全等名家。在吴晗的精心布置和领导下，各类历史丛书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发行量之高，读者面之广，罕有与之相媲美者。为了普及历史知识，他还主持出版了《明经世文编》、《国榷》、《海瑞集》等古籍，对北京市小学历史教材进行改革试点，主持编写了《历史剧拟目》。他所组织的这些普及项目，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彪炳史册。

吴晗是普及历史知识的倡导者、组织者，更是一位真诚实践者。史学普及是20世纪新史学的应有之义——新史学不仅要研究社会的、大众的历史，而且要服务于大众。梁启超提出史学著述的“生人本位”，史学不是为死人树碑立传，不是供少数人专享，而是为全体国民涵养个性。胡适也说，把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此时，蔚然成风的新史编撰正是新史学催生的史学普及运动，旨在时局危艰之际，传播中华文化，振作国民之志气。受新史学的影响，吴晗早年就有志于史学通俗化和史学普及，他曾和好友张荫麟商讨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写作，“大要皆以可读为主。”他的《明太祖传》写得“生动翔实”，建国后，吴晗对此书进行改写，书名改为《朱元璋传》，保留了通俗、生动的神韵，颇受读者的好评。吴晗把它作为他明史研究三部曲之一，因为这本书代表了他在普及史学知识和追求史学通俗化方面的成就。吴晗的《明史简述》是六十年代他在中央党校的讲演稿，反映了吴晗对明史的整体看法，娓娓道来，简洁明了，是一本普及明史知识的好读物。由于繁多的政务，五、六十年代，吴晗难有大块时间做专题研究，但他的笔一直没有停过，在工作的缝隙间，吴晗还撰写了《海瑞的故事》、《民族英雄于谦》和许多普及性史学论文、散文、杂文，这些文字主要收录在《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等专辑里，成为吴晗新时期学术成就的标志。

吴晗普及历史知识的理论和实践，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也为通俗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真正通俗的史学一定不是宫廷秘史、离奇典故和无端戏说，仅靠商业操作、媒体包装不能打造出令人满意的精品。真正通俗的史学一定是深入浅出、喜闻乐见、启迪心智的精神盛宴，它需要专业的知识、严肃的态度、科学的规划和真诚的情感来成就。

纵观吴晗一生，学术始终是他生命的主轴，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为学术而学术”，致力于学术的传承和创造，为20世纪明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后一个阶段是“还学术于社会”，尽心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和普及，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谱写新篇章。两个阶段同样精彩，两种贡献同样辉煌。

原文载《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