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毛主席力保他不去北大荒：他是好教师

1956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但他不会料到，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竟会十分的短暂。

钱伟长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钱伟长因5个月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大辩论，最终成了备受打击的对象。一时间，清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钱伟长的文章，并把他打成了右派。

当时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的共有6个人，只有钱伟长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原因是毛泽东保了他。毛泽东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就这样，钱伟长成了一名保留教授资格的右派，他继续待在清华园里，但已经没有上课的机会了。

在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的9年间，钱伟长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这些问题问题属于不同的专业，所以有人讽刺他是 “万能科学家”。但钱伟长不在意别人的讽刺, 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他觉得只要是国家需要的, 他都得干。

1968年10月，钱伟长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种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炉前工的工作很苦，必须使用一根52公斤的铁棒，一般人拿不起来。钱伟长是学力学的，他做了一个铁架子，然后把铁棒的一头放在铁架上，工人只拿一头，就省了26公斤的力，大家都对钱伟长的发明拍手叫好。

不久以后，上级让钱伟长到江西鲤鱼洲去参加劳动改造。鲤鱼洲是血吸虫很厉害的地方，清华大学先后去了800人在那里改造，死了两三百人。首钢的工人们为了保护钱伟长，找借口把他给留下了。工人们说：“钱伟长没改造好，我们坚决不放人！”

1969年，在中苏珍宝岛战役期间，解放军将缴获的一辆苏联坦克运到了北京。钱伟长专门去看了这辆坦克，他对身边的人说：“苏联的坦克十分笨重，它的前面装甲一定特别坚固。如果将坦克的前面放过去，从它的侧面去打，击穿率应该是百分之百。”

清华大学很快将钱伟长的意见转交给了中央军委。不久以后，解放军又从前线运回了两辆苏制坦克，并说明都是从侧面击中的。钱伟长得知这一消息后，又积极建议有关方面，要研制复合装甲护板，借以提高装甲抗弹能力，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迅速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钱伟长还在积极关注坦克、汽车等电瓶的研制与开发。钱伟长曾听人说起，我军的坦克只能走几十公里，再远就走不了了，因为我军的坦克电瓶用的是铅酸电瓶，坦克在启动时损耗的电量很大，需要4个铅酸电瓶，且只能启动15次，再多启动电就不够了，所以坦克打打停停，也就成了常有的事。

后来钱伟长找到了一位化学教师，与他一起研制新型高能电瓶，最终他们的研制成功了。新研制出来的机车高能电瓶可足够一辆坦克启动1000多次，这种电瓶还可用于野外作业，特别适用于作战的需要。1975年，钱伟长等人研制的这种新型高能电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1975年1月，钱伟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了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见到钱伟长后，微笑着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伟长同志，听说你这位力学家对装甲车很有研究啊！”钱伟长笑着对周恩来点了点头。

晚年的周恩来

周恩来又问：“伟长同志，你们研究的那个高能电池情况怎么样？我看到一份材料，做得不错啊！”面对周恩来的关心，钱伟长有些语无伦次，他激动地流泪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钱伟长头上仍顶着右派的帽子，他不能正式登上大学的讲坛，他所参加或主持的一系列科研活动，也只能“悄悄”地进行。钱伟长虽然并未发过什么牢骚，但他更渴望能早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便堂堂正正地去面对社会和公众，去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出力献策。

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布消息：民盟中央六教授错划右派，全部改正。这六人名单中，排在首位的便是钱伟长。但由于清华大学一位“左派”人士的阻挠，钱伟长的右派改正问题，后来竟又被拖延了两年多，才得以彻底解决。

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通知清华大学恢复钱伟长为学部委员。但是，清华大学在对该校的469名右派分子重新审查时，除3人下落不明外，462名都予以改正，仅4人未予改正，而钱伟长便是这4人中的一个。清华大学此举，不免使渴望早日能够公开工作的钱伟长大为失望，而更多的人则是为钱伟长鸣不平。尽管如此，钱伟长还是不顾年老体衰，依然到处讲学不辍。

1983年元旦，钱伟长的事惊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钱伟长的右派问题终于得以迅速彻底解决。1月12日，钱伟长终于收到了清华大学对他错划右派的改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