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两汉：古代人是如何看病的

汉代医疗体系的顶层，是服务于皇室与中央政府的宫廷医疗网络，其核心机构与医官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掌控。

中央层面设有 “太医令” 这一最高医官职位，且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隶属于奉常（后更名太常），负责全国医疗事务的规划与协调，包括整理医籍、制定诊疗标准。

另一个隶属于少府，专门掌管皇室医疗，服务对象涵盖皇帝、后妃及宫廷贵族。

这种分工明确的设置，既保证了国家医疗政策的统一性，又凸显了皇室健康的优先地位。

太医令之下设有太医丞作为副手，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再往下则细分出各类专职医官。

中央医疗体系的另一重要职能，是通过行政渠道向地方传递医疗资源与标准。

居延汉简中保存着一则元帝永光四年的诏书。

它记录了太医令与丞将 “中常府医方” 通过少府下发至郡太守、诸侯相的全过程，明确要求 “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这种以诏令形式推广医方的做法，确保了中央的医疗经验能快速传至地方，尤其在应对疫病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此外，中央还会定期派遣太医到地方巡诊。

敦煌悬泉汉简就有 “太医万秋” 在驿站接受接待的记录，可见太医巡诊已形成制度化安排，将高端医疗资源向地方延伸。

在地方与边疆，汉代构建了以 “医药所” 为核心的基层医疗网络，形成了 “医吏 - 府医” 分级诊疗的鲜明特色。

敦煌马圈湾汉简中 “致医药所” 的记载，证实了候官治所均设有专门的医疗机构 “医药所”，配备 “医吏” 或 “官医” 负责日常诊疗。

这些基层医官的职责清晰而具体：不仅要接诊病患，还要定期开展巡诊。

同时，他们必须详实记录医疗档案，包括 “病卒名籍” 与个体病历，如居延简中对 “杜充头痛、四肢不举” 的病情描述，已具备现代病历的雏形。

当遇到疑难重症时，基层医疗体系会启动转诊机制，由更高层级的 “府医” 介入治疗。

据专家根据简牍测算，居延地区戍卒的发病率仅为 4.28%，治愈率却高达 77.65%，这样的成绩在古代社会堪称惊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边塞戍卒享有免费医疗的优待，现有简牍中均未发现诊病服药的费用记载。

且皇帝会专门下诏强调对戍卒的医药抚恤，将其视为 “仁恩” 的体现，这种政策安排极大地稳定了军心，保障了边防战力。

内地郡县的医疗体系虽不如边塞完备，但也形成了基本的保障框架。

郡一级行政单位通常设有专职医官，负责官吏与百姓的诊疗及疫病防治。

县以下的乡里则依赖 “里医” 或民间医生，他们多为师徒传承，掌握当地常见病症的治疗方法。

汉初的《二年律令・赐律》规定，官吏需 “循行其部中，有疾病色者收食，寒者假衣，传诣其县”。

也就是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排查病患并提供救助，将医疗保障纳入吏治考核范畴，形成了 “郡县主导、乡里协同” 的地方医疗格局。

民间医疗作为官方体系的重要补充，构成了汉代医疗的 “毛细血管”。

其主体是遍布城乡的民间医生、方士与药商，他们的实践让医疗服务触达最广大的民众。

民间医疗的发展离不开药物的流通网络。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不仅输送丝绸与香料，更成为药物传播的重要通道。

药物流通的繁荣，为民间医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民间仍存在 “医巫并存” 的现象，但巫术的影响力已逐渐减弱。

统治者虽未完全禁绝巫术，但更推崇 “辨证施治” 的医学理念。

汉武帝就曾多次召见 “本草待诏” 征集医方，汉成帝校勘医籍时亦将医药与神仙巫术区分开来。

民间百姓在求医时，也更倾向于选择有实际疗效的医生，而对巫术无效的抱怨也屡见于文献，这种社会需求推动着民间医疗向科学化方向发展。

汉代医疗体系的运转，还依赖于一套从选拔、考核到监管的制度规范，确保医疗质量与秩序。

医官的选拔注重 “德艺双馨”，除了精湛的医术，还需具备仁爱之心，《为吏之道》将 “体恤老弱癃病” 视为官吏的基本修养。

考核则与待遇直接挂钩，借鉴《周礼》“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 的标准，根据治愈率确定医官的俸禄与赏赐，这种激励机制推动了医术的精进。

在监管方面，王莽时期曾明确规定。

医生需申报收入并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医生纳入工商管理的法规。

从中央太医令到边塞医吏，从宫廷诊疗到民间药铺，从医籍整理到优恤救助，汉代构建了一套覆盖层级广、功能较完备的医疗体系。

它以官方为主导，民间为补充，通过行政渠道实现医疗资源的上下流通，借助优恤政策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形成了 “统一标准、分级诊疗、多元参与、保障民生” 的鲜明特征。

这套体系虽有时代局限，如巫医尚未完全绝迹、医疗资源向权贵倾斜等，但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医疗体系的基本框架，至今仍能带来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