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圈禁：盛唐长安的里坊制兴衰

在备受后人敬仰的唐朝，大部分城市的设计、建造和管理与今日有着诸多不同。无论高低贵贱、不分男女老幼，几乎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某个狭小空间内，过着按部就班的有序生活。

这就是堪称古代网格化巅峰的里坊制，一种致力于将所有人都管起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尽管没能延续到唐朝以后，却在特定阶段留下浓墨重彩的时代印记。

自古以来的传承

最原始的里坊制起源于西周时期

事实上，里坊制的起源相当古老，至少能被追述到周朝。在西岐大举入驻中原后，全面推广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社会。随即产生相对立的“国人”和“野人”阶层，以及更多微如草芥的被奴役人口。尤其是后者，必须与特定土地相互绑定，分组形成里坊雏形。

因此，王候城邑及近郊实行乡制。通常是民5家为1比、而5比为1闾，分别交由各自的比长、闾胥进行管理。边远农村则实行遂制，通常是5家为1邻、5邻为1里。既能方便贵族圈养奴隶，也能对自由民实施有效节制。但并无专门承载商业职能的市场，暴露出许多地方的贸易较为欠发达。

汉朝正式将里坊概念融入城市规划

汉朝建立后，真正意义上的里坊制开始进化，让包括长安在内的大都会采取棋盘布局。随着具备商品交易功能的“市”出现，彻底与只有居住属性的“里”分开，朝廷对个人的把控程度进一步加深。至此，各里之间开始用高墙阻隔。而且仅开一门用于白天进出，到晚上就必须迅速关闭，绝无通融走动可能。如有胆大妄为者越过雷池，立即会遭至守夜、打更人举报制裁。

同时，里坊规划能配合户籍制度，最大程度限制住人口流动。在强调编户齐民的秦制时代，同一里坊内的居民可相互监视、监督，将矛盾与不稳定因素化解于萌芽状态。或是向类似乡村保长的头人揭发，反映给上级府衙另做定夺。

两汉的长安与洛阳基本是按网格化概念设计

这套严密且不近人情的制度确立后，不断被三国和魏晋时期的统治者所笑纳。譬如曹魏在河北建造大本营--邺城，将选择把宫城置于主城区北端中心，再将余下空间划分为若干方格。不仅市场、住宅区都安置其中，连部分近郊的名胜古迹或自然风景都要做相应圈禁。

唯有权贵扎堆的内城较为宽松，允许私家宅邸违制扩建成“坊”。但对更多生活在外城的普通人而言，自己只配拥有四面高墙包围下的一尺空间。

曹操的三国邺城是里坊制进化史上的里程碑

可能会有读者觉得，里坊制的设计初衷或许附带使用功能，乃至在洪涝与火灾中起延缓阻隔作用。然而，今人几乎找不到能支撑这些理论的历史案例。唯有隋朝建立后才重修的东都洛阳是个例外，因考虑到要重点震慑关东贵胄集团，特意将各里之间墙体做进一步拉高。至于夯土墙+粗糙木板的组合能否防水防火，则更像是某种基于常识的智商测试。

此外，那些专供达官贵人居住的“坊”，同样在该阶段被要求有高墙阻隔。可见古往今来的限制措施都讲究雨露均沾，绝不会漏过任何阶层，连久居深宫的帝王本尊都可被视为其中一份子。

哪怕帝王本尊也仅仅是享有网格化圈禁的VIP房间

秩序井然的盛世

城市里坊制的巅峰还要等唐朝建立

当然，里坊制的巅峰还要看盛唐时期。在推翻旧主、横扫各路诸侯、击败北方突厥后，李氏皇族就照搬洛阳新城规制，重建帝都长安。其中，最为关键的规划思路，便是沿袭南北朝的里坊结构，实行封闭式管理。

彼时的长安城规模宏大，仅坊级单位就可根据大小分为30公顷、50公顷和80公顷这三个档次。换句话说，一个坊的大小已相当于普通县城。整个城市布局呈方格状、整齐划一，内部结构鳞次栉比，再通过街道做区域划分，承担不同职责。

今人复刻的盛唐长安模型个里坊之间的围墙清晰可见

每当太阳西下，坊门就按律令关闭，确保街上空无一人。而且每道门都有守卒看守，共同维护长安的秩序与安全。里坊内部亦实行邻里相保制度，四家为邻、三家为保、百户为里。每里置正一人，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在交通领域，唐朝长安亦遵循祖制，分别构建三条纵向经道和三条横向纬道。这些主干道的中间部分多供帝王将相出入，甚至能直抵城门。只留下两侧给下里巴人通过。

里坊制的街道亦会根据地位划分通行区域

尤其是地位崇高的朱雀大街，全长约7959.6米，最宽处可达134米。官府特意在两侧挖掘沟渠、并种植高杨，以便“善意提醒”不同阶层的行人“切勿侵犯路权”。

其他道路亦会根据等级，分别在两侧种植槐树或柳树。在视觉上强化道横平竖直观感，呈现出规整的方格网几何秩序。

朱雀大街是盛唐长安的最大主干道

另一层目的，自然是在高耸城墙之内，配合内墙、围栏等其他标识物，充当划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界线。不但能把住宅、商业、行政、外交设施囊括其中，连园林池塘、宗教庙宇都分门别户，形成相当隔绝的里坊规制。

纵使庙宇园林都会设置相应里坊

值得一提的是，长安城中最大里坊，莫过于皇帝本人居住的宫城。其位置就在北部正中区域，东西长2820米、南北宽1492米，面积约有4.2平方公里。四周亦围墙，其中的北墙与外城北墙直接重叠。宫城内主要建筑群，由中部的太极宫、东部的东宫和西部的掖庭宫组成，外侧另有西内苑和大明宫。

总体来看，整座城市规划严谨、布局整齐，外郭城、皇城、宫城三块区域都有城墙分隔，体现除“官民不相参”的基本思想。通过三套方城的区域布局和中轴对称的规划手法，将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思想在城市建设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李氏天子的宫殿也是里坊的组成部分

不过，这种过分强调整齐划一的设计，必然给商业活动带去负面影响。几乎所有买卖都被严格限制在特定“市”内，而且与里坊间有明确界限。市内不允许住人，四周有高墙围绕，仅开几个门方便进出。每天定点开门、关门，对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严格干预。一方面可以防止商业活动无序扩张，避免商业与居民区的混杂，保持城市的整洁和秩序。另一方面，也有利进行集中管理和方便征收赋税。

唯一的非官方受益者，恐怕要数某些特殊行业。毕竟，每当市场与里坊的大门关闭，来不及撤退的恩客就要留下过夜。既然冒险翻墙的结果可能是又丢人又丢命，那还不如留下来继续寻欢作乐。

深色场所无疑是宵禁制度的少数收益方之一

不可逆的消亡

安史之乱的浩劫倒闭里坊制走向消亡

尽管里坊制存有不少缺陷，但中央王朝秉持传统御民要术，绝无可能轻易做出修改，乃至不留情面的断然抛弃。奈何盛世终结，维护硕大都市的成本沦为高昂负担，只能对各基层的违规举动听之任之。

首当其冲的便是官僚贵族阶级。他们为扩大宅院而拆掉坊墙，用私人府邸侵占街道，甚至能一路违建到其他坊和市场。由于中晚唐的帝王普遍弱势，不敢轻易得罪过多群体，类型行径便成为常态。

达官贵人的府邸率先打破里坊制束缚

接着，赋税压力催促管理者给城市商业解绑。许多店家为扩大经营，也纷纷侵占街道修建房子。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娱乐业蓬勃发展，形成今人都很熟悉的夜市场景。

换言之，持续千年的宵禁政策丧失效力。加之官府没钱雇佣充足人手巡街，只能闷不吭声的放弃管制，转而将注意力聚焦于如何收税。

商业扩张直接洞穿里坊制城市规划

最终，城市居民也追随潮流行动。他们为出现方便，直接在坊墙上挖洞开门。原先的坊门形同虚设，连造型规整的道路都难以幸免。于是，各类自然形成的弯曲小径孕育而生，成为普通人抄近道、赶时间的不二之选。

直至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各政权为增加岁入、招揽流亡人口到辖区内定居，绝无动力复兴里坊传统。倒是赵匡胤的北宋建立后，曾试图予以强行矫正。但由于后周扩建开封时，根本未划出里坊范围，以至于百姓散居而强行安置阻力过大。

北宋前期还试图恢复里坊制

赵家天子只能“曲线救国”，分别设置城内设8厢+城外9厢，用专门的厢吏代替巡街使管理治安。顺便承接案件诉讼，继续将社会矛盾做大事化小处理。

百多年后，宋朝当局同样出于经济利益考量，完全取消城市宵禁制度。许多残存的坊墙被陆续拆除，城市布局逐步往街巷制过度，延续太长时间的封闭式管理也就告一段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