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唐传艳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在线下办理电话卡时，被电信营业网点要求提供额外证明材料，有的还需预存千元不等的话费。有媒体记者实测移动、联通和电信在多个城市的线下营业厅办卡业务时发现，他们的审核标准差异显著——有些城市的营业厅仅要求本人带身份证即可办卡，有些则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中的一项，更有甚者，要求预存500至1000元话费、审核本人房产证或营业执照。
面对质疑，营业厅工作人员多以“反诈需要”回应。当前电信网络诈骗高发，运营商确实承担着源头管控责任。通过提高办卡门槛限制诈骗分子批量获取电话卡，在技术手段不足的阶段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当“反诈”成为唯一解释时，具体政策依据却屡屡“说不清楚”。比如有客服称“应反诈要求”，但却无法提供文件依据，也有工作人员提及“工信部规定”，却指不出具体条款，这种模糊说辞暴露出执行相关措施的随意性。
必须看到，这种“为反诈而反诈”的严格审核，已对普通用户造成不小的困扰。比如，异地务工人员可能因无法提供本地工作证明被拒之门外，小微创业者可能因营业执照缺失被迫预存高额话费，本地居民办卡可能会为提交各种证明材料而多跑了几趟。这些额外材料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还会让“办张电话卡”从日常小事变成了复杂任务。当办卡门槛高于实际风险时，所谓“防诈骗”就容易产生“防用户”的现实结果。
更需追问的是，在“反诈”名义下，可能存在的利益捆绑问题。比如有营业厅要求预存高额话费，有的将预存金额与套餐绑定，这种“材料+预存”的双重要求，难以排除部分营业厅通过提高预存率来增加业绩的嫌疑。如果反诈与创收发生关联，就有可能指向这样的前提，即部分审核并非完全出于反诈风险防范，其中还可能夹带着追求经济利益等“私货”。
事实上，便捷办卡与反诈并非不可兼得。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模式、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机制，对普通用户简化流程，对高风险用户加强审查，就能实现科学管理。比如对短期多次办卡、异地频繁换卡等异常行为自动预警，既可避免对材料审核“一刀切”，又能精准拦截诈骗分子，这才是“反诈”与“便民”的平衡之道。
用“办卡难”反诈，某种程度上是将管理成本转嫁给普通用户，如此操作无异于因噎废食。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电话卡办理，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比如某些地区要求办理营业执照需提供无犯罪证明，部分社区将“人脸识别”作为进出小区的唯一凭证。这些做法虽冠以“安全”“管理”之名，实则暴露了服务意识的缺失与管理手段的粗放。用“办卡难”反诈的做法要叫停，对其他通过办事难代替管理的做法，也要进行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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