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营长受重伤，治了一年没好，结果在延安路上不治而愈

1943年，有位八路军营长受重伤，治了整整一年，动了7次手术，伤情还是没好转。上级决定，把他送到延安去治。谁也没想到，就这一路，他的伤竟然自己好了。
如果当年没有那场枪战，张中如的人生也许完全不一样，他是晋绥军区21团1营营长，1943年3月，带兵在山西交城沟口山打伏击。
突围时，子弹从左胸穿了过去，那一下，他感觉胸腔像被锤子砸碎，没有时间害怕，也没人能安慰他，前线只有简单的包扎和止血。
医疗条件极其简陋，连麻药都没有，德国医生米勒赶来，简单消毒后直接开胸，灯光下，米勒一边操作一边用生硬的中文安慰：“坚持住，不让你走。”
张中如手攥着担架，额头全是汗，麻木地感受着刀刃和手指在自己身体里翻找，米勒清理掉碎骨、脓液后，插了根引流管，那会儿，谁都没把握他能不能熬过去。
术后，张中如被送回后方医院，可伤口反复感染，高烧不退，胸腔里天天积脓，左肺几乎废掉。
他自己说过，那个时候，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喘不上气”，每次呼吸都像刀割，咳嗽时能感觉到血和脓在肺里晃，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脸色灰青，躺在床上，眼睛总是盯着天花板。
一年时间里，后方医院的医生们一共给他做了八次手术，切除了三根肋骨。
张中如的左胸塌陷得厉害，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身体虚弱到连坐起来都得人搀，没有亲人陪在身边，医生们轮流守着，夜里最怕的就是他突然高烧不退。
他躺在病床上，经常盯着窗外发呆，心里盘算着这日子还能熬多久，每当夜深，病痛让他辗转反侧，他心里清楚，能再撑过一天就多赚一天，比起喊疼，他更怕自己哪天再也醒不过来。
到1944年夏天，伤势突然失控，某个晚上，他感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塌了一样，整个左胸塌了下去，连背后的骨头都歪了，整个人一下就虚脱了，医生见状不敢怠慢，急忙上报。
很快，组织决定要立刻把他送到延安，说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或许还有希望救他一命，这一决定，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生死转折。
送去延安的路非常远，四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穿越吕梁山，夜里走，白天藏，得躲避封锁，张中如在担架上，胸口的痛和颠簸混在一起。
每过一个山头，他都要忍着咳嗽，不敢发出声音，途中一度高烧不退，几次咳嗽得喘不过气。
年轻的担架兵会悄悄问：“营长，行不行？”张中如嘴唇发紫，还是点点头。他知道，大家都在用命护着自己。
最离奇的事发生了。随着一路的颠簸，张中如感觉胸闷慢慢减轻，最初只是觉得呼吸顺畅了些，后来连高烧也渐渐退了。
引流管里流出了更多积脓，有时候咳嗽时还会排出脓块，陕北的空气干燥，山路把积在胸腔深处的脓液一点点“晃”了出来。
张中如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竟然慢慢恢复了，每天醒来，身边的战士都很惊讶：“营长，今天精神多了！”
二十多天后，他们终于到了延安，医院的医生检查后，发现他胸腔积脓几乎排净，肺部也在自我修复，医生一边庆幸一边感慨：“你这是被命硬给救了。”张中如笑笑，说：“颠过来的。”
他不是没怕过，但更清楚，自己不能就这么倒下，那时的张中如身体虚弱，左胸塌陷，只有一只肺能用。
但他没有多休息，组织上安排他去晋绥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他没迟疑，拄着拐杖就上了岗。
1945年8月15日，延安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张中如和战友们激动得一夜未睡。
延河边篝火燃起，大家围着火堆唱歌，张中如坐在人群里，手里握着一块石头，心跳得厉害，他觉得，这一夜比任何一天都长。
后来，张中如继续随部队南征北战，他身体一直不算好，跑步只能靠右肺支撑，但干起活来，没人觉得他比别人差。
解放后，他参与创办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亲自制定校训和训练大纲，有人觉得他要求太严，他却说：“部队就是要严，命是这样拼出来的。”他从不夸自己，只是经常叮嘱年轻人：“遇到难，先别认输。”
张中如活到100岁，晚年，他很少提起当年那八次手术和担架上的日子，偶尔有年轻人问起，他只是淡淡地说：“那时候大家都不容易，我只是命硬点。”
旁边的人都明白，这种“命硬”，不是光靠运气，更靠那股子不服输的劲。
他一生没写过回忆录，也没讲什么大道理，可他的故事，是无数抗战老兵的缩影，没有奇迹，只有咬牙坚持。
那些在枪林弹雨里挣扎出来的人，从不把苦难挂在嘴边，却用行动把生命的分量撑得很重。
张中如的经历没有传奇色彩，但每一个细节都扎实得让人心疼，他不是主角，也没谁为他专门写歌，可他的名字，永远刻在历史的褶皱里。
你或许记不住他的官职，但你一定记得，有个人被八次手术和山路颠簸救了回来，以一只肺撑起了余生。
有时候，命运的转机，就藏在最难熬的那段路上，张中如用整整一年和八次手术，再加上一段颠簸的山路，把命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他没说过“我一定要活”，但每一次睁开眼、咬牙坚持，就是最响亮的回答，这，就是八路军营长张中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