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的北洋海军也曾威慑过日本,甚至被日本视为国耻。当时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抵达日本长崎港访问。期间北洋水兵与日本民众、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冲突发生后,北洋舰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定远和镇远舰的主炮对准长崎市区。日本政府迫于军事压力,主动提出道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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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被日本视为国耻,也刺激了其发展海军的决心。谁曾想,仅仅8年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北洋海军,导致其全军覆没。关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历史课本中的说法是,根本原因是清朝统治腐败,重要原因是清朝奉行避战求和政策,其他原因还包括清军防务松弛、官兵临阵脱逃、武器装备落后等。
那么,清朝当时究竟腐败到何种地步?北洋水师实力并不弱,而且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为什么还会避战求和?今天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
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场惨败。拥有庞大陆军、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最终被长期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彻底击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这场战争的失败绝非偶然,而是清朝从顶层统治到基层执行,从军事体系到国民意识全方位崩溃的必然结果。
清朝失败的根源,首先藏在紫禁城的权力核心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将个人享乐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从根源上瓦解了备战基础。1894年恰逢慈禧60寿辰,这场庆典早在数年前就开始筹备,耗费的人力财力堪称天文数字。
为了让庆典体面风光,慈禧明确表示不愿因战争败兴,直接给清廷的备战决策套上了紧箍咒。当时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成军后,就几乎再未添置新舰,甚至连关键的炮弹、燃煤都长期短缺。
不是清朝没钱,而是钱都被挪去修颐和园、办寿宴了。据史料记载,仅颐和园的昆明湖换海工程(将昆明湖改造为模拟海战的训练湖),就挪用了北洋海军近300万两白银的军费。寿宴期间,紫禁城、颐和园的装饰、宴席、戏曲演出等花费总计超过1000万两,相当于北洋海军全年军费的1.5倍。
这种“祝寿优先”的心态,直接导致清廷在战争爆发前陷入消极备战的怪圈。1894年6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日本趁机出兵朝鲜,局势已十分紧张。可李鸿章多次请求朝廷增兵拨款,都因寿典筹备正紧被搁置。
直到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偷袭清军运兵船,战争正式爆发,慈禧仍不愿打乱庆典节奏,甚至要求前线尽量避免大规模冲突。朝堂之上,官员们也忙着迎合慈禧,对战争形势避重就轻。有人甚至说“日本小邦不足为惧,寿典如期举行方能显天朝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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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大寿
顶层统治的腐朽,不仅让清朝错失了战前准备的最佳时机,更传递出“国家利益服从个人享乐”的错误信号,整个官僚体系随之懈怠敷衍,为后续的全线溃败埋下了伏笔。
很多人以为清朝输在武器不如人,但事实上,甲午战争前清朝的军事硬件并不弱。北洋海军有定远和镇远两艘7000吨级铁甲舰,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主力舰。陆军总兵力超过100万,远超日本的24万。
可清朝的军事体系早已落后于时代,看似庞大的军队,实则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北洋海军的衰败从1888年就已开始。当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海军正式成军,可此后清廷就停止了海军建设,理由是海军规模已足够震慑列强。
反观日本,从1888年到1894年,每年都拿出财政收入的20%投入海军,先后添置了吉野、秋津洲等新型穹甲巡洋舰。吉野的航速达23节,是当时世界最快的巡洋舰,装备的152毫米速射炮每分钟能发射7发炮弹。而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的305毫米主炮,每分钟仅能发射一发,火力密度相差近10倍。
更致命的是北洋海军的软实力全面落后。弹药短缺且劣质,海战爆发时,北洋海军的开花弹仅存数十发,且多是1888年购舰时的配套弹药,部分已过期。天津机器局临时改造的开花弹因工艺粗糙,有近三分之一无法装入炮膛。士兵们只能大量使用只能击穿装甲、无法爆炸的实心弹。
黄海海战中,定远舰曾多次击中日本松岛舰,却因使用实心弹仅造成轻微损伤,未能击沉敌舰。北洋海军使用的八槽煤是开平煤矿的劣质煤,燃烧效率低,不仅让军舰的实际航速比设计值低3到5节,还会产生大量黑烟,老远就能被日军发现。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就是通过黑烟锁定北洋海军的位置,提前完成战术包围。
指挥体系同样混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陆军出身,虽忠诚勤勉,却缺乏海军专业知识。舰队内部派系林立,定远管带刘步蟾与致远管带邓世昌因地域差异存在矛盾,部分将领甚至不听指挥。黄海海战中,丁汝昌下令排成犄角雁行阵,可部分军舰因航速差异、指挥误解,阵型很快散乱,被日军分割包围。
清朝陆军的问题比海军更严重。表面上有百万兵力,实则是各省自守、互不同属的军阀武装,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能力。
甲午战争中,清朝投入朝鲜的陆军主要有四支:卫汝贵的盛军6000人,马玉昆的毅军2000人,左宝贵的奉军3500人,丰升阿的吉林练军1500人,再加上叶志超的残兵,总计约1.5万人。可这四支部队分属不同体系,盛军、毅军是淮军嫡系,奉军是东北地方武装,吉林练军是八旗子弟组成的传统部队。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甚至为了争夺军粮、营地发生冲突。
更荒唐的是,陆军总指挥叶志超是个逃兵将领。1894年7月的成欢驿之战,他率500人驻守牙山,刚听到日军枪响就弃城而逃,绕了1000多里退到平壤,却谎报“成欢驿大捷”,反而被李鸿章任命为各军总统帅。
平壤之战中,左宝贵率奉军在城北牡丹台拼死抵抗,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可叶志超却在城内向日军求和,深夜偷偷打开北门撤退,导致清军在日军埋伏圈中自相践踏,死伤1500多人,被俘六百八十三人,平壤拱手相让。
这种各自为战、将帅无能的陆军,即便人数占优,也根本不是经过近代化训练、指挥统一的日军的对手。
最严重的是清朝的战略决策失误。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朝的战略决策始终处于混乱、犹豫、误判的状态。核心决策者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思想,更是直接葬送了多次扭转战局的机会。
李鸿章对日本的实力始终存在误判。他认为日本虽有野心,但国力有限,不敢与清朝全面开战。因此从战争爆发前就主张“以夷制夷”,希望通过英国、俄国的调停迫使日本撤军。
1894年6月,日本出兵朝鲜后,李鸿章多次请求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出面调停,甚至表示清朝愿意承认日本在朝鲜的部分利益。可英国为了自身利益,根本不愿得罪日本,调停最终失败。
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仍坚持避战,试图保存实力。丰岛海战中,清军运兵船高升号被日军击沉,871名士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却下令北洋海军不得主动出击,“以免扩大战事”。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虽损失5艘军舰,但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舰仍在。可李鸿章却以“海军需要修复”为由,命令舰队躲进威海卫港,彻底放弃了黄海制海权,让日军可以自由运送陆军在山东、辽东登陆,从陆路包围北洋海军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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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舰
清廷的高层也对局势缺乏清醒认知。光绪皇帝虽想主战,却缺乏实际权力,决策常被慈禧和李鸿章左右。朝中的主战派翁同龢等人大多是文官,不懂军事,只会喊“严惩日本”的口号,却提不出任何可行的作战方案。
1894年9月,平壤、黄海接连战败后,清廷才仓促决定向辽东增兵。可此时日军已占领朝鲜全境,正准备渡过鸭绿江进攻中国本土。清朝的增兵行动完全成了亡羊补牢。这种既不敢战、又不会和的战略决策,让清朝在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一步步被日军牵着鼻子走。
一场现代战争,情报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器装备。可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情报系统几乎形同虚设。日本却通过周密的间谍网络,把清军的部署动向摸得一清二楚,实现了精准打击。
日本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向中国派遣间谍。这些间谍伪装成商人、教师、医生,深入清朝的军事重镇、交通要道收集情报。
1894年丰岛海战前,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买通了天津电报局的职员,截获了清军的运兵电报,详细掌握了“爱仁号”7月21日出发、“飞鲸号”22日出发、“高升号”23日出发的计划,并将情报传给日本联合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据此制定偷袭方案,在丰岛海域设伏,一举击沉高升号,重创济远号、广乙号。
反观清朝,不仅没有专业的间谍机构,甚至连基本的情报保密都做不到。清军的运兵计划、作战部署,常常通过电报公开传输,且密码简单,很容易被日军破译。
前线将领向朝廷汇报战况时,要么夸大其词,如叶志超从朝鲜一枪未打就狂奔1000里回国内,却谎报大捷;要么隐瞒败绩,如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临阵脱逃,却谎称击伤吉野舰。导致朝廷无法掌握真实战局。
平壤之战前,日军通过间谍得知清军主力集中在城南,城北牡丹台防御薄弱,于是集中7800人进攻城北。而清军驻守牡丹台的仅一千四百人。最终左宝贵战死,牡丹台失守,平壤沦陷。
黄海海战中,日军又通过情报得知北洋海军航速差异大、阵型易散乱,于是采用分队夹击战术,先打垮北洋海军右翼的老弱军舰,再集中火力围攻主力舰,最终取得海战胜利。
情报上的全面落后,让清朝在战争中如同盲人摸象,日军却能知己知彼,每一次进攻都精准命中清军的弱点。
清朝的官僚体系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早已腐朽不堪。贪污腐败、推诿扯皮成了常态。即便朝廷有正确的决策,也很难落到实处。
首先是层层贪污导致军备废弛。北洋海军的军费被挪用作办寿宴只是冰山一角,各级官员还通过虚报军费、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比如天津机器局制造的炮弹,因官员贪污原材料经费,质量极差,部分炮弹的炸药含量不足,爆炸威力大打折扣。
陆军的军粮常常被将领倒卖,士兵们只能吃掺了沙子的米饭,甚至有士兵因饥饿逃亡。1894年8月,卫汝贵的盛军在朝鲜哗变,原因就是将领克扣军饷达三个月,士兵们无钱无粮、无法作战。
其次是政令不通,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清朝实行督抚制,地方督抚权力极大,常常不听中央指挥。甲午战争中,清廷多次下令让山东巡抚李秉衡派兵增援威海卫。可李秉衡与李鸿章有派系矛盾,借口“山东兵力不足需防守本地”,迟迟不派援兵,导致威海卫的北洋海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李秉衡的部队仅象征性抵抗一下就撤退,让日军轻松包围威海卫,北洋海军最终全军覆没。
最后是官员无能,缺乏近代化人才。清朝的官员大多通过科举选拔,缺乏军事、外交、科技等专业知识,面对近代化战争完全手足无措。
比如负责北洋海军后勤的官员,不懂海军燃煤的质量标准,采购的八槽煤根本无法满足军舰需求。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大臣,对国际法则一窍不通,在与日本的交涉中屡屡吃亏,甚至不知道宣战的正规流程。直到1894年8月1日,清朝才正式向日本宣战,此时丰岛海战、成欢驿之战已过去一个多月,日军早已占据优势。
甲午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当时清朝的国民意识尚未觉醒。大多数民众没有“国家”的概念,只知朝廷、皇帝,对战争的胜负漠不关心,甚至出现帮助日军带路、给日军送粮的荒唐场景。
在清朝的统治下,国家与朝廷被混为一谈,民众认为战争是“朝廷的事”,与自己无关。1894年10月,日军渡过鸭绿江进攻辽东,占领九连城时,当地百姓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有不少人拿着鸡蛋、茶水慰问日军,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是朝廷派来的新军。
日军占领金州后,甚至有百姓主动为日军带路,指引日军进攻大连湾——因为大连湾的清军将领赵怀业早已弃城而逃。百姓们想的是“谁来统治都一样,只要能安稳过日子”。
这种麻木的根源在于清朝长期的愚民政策。清廷为了维护统治,刻意压制民众的自主意识,宣传“君权神授”,百姓只需纳税服役,无需关心国事,导致民众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反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早已培养起国民意识,民众认为战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责任。日军士兵在战场上悍不畏死,后方民众则积极捐款、参军,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战争氛围。
甲午战争中,清朝不仅是军队战败,更是国民意识的战败。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时,再强大的军队也难以支撑起战争的胜利。
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绝非慈禧祝寿、李鸿章误国等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从政治制度、军事体系、经济结构到国民意识的全方位、系统性失败。
当时的清朝,表面上是“天朝上国”,实则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封建王朝,面对已经完成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失败早已注定。
这场战争的惨败,也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它打破了洋务运动带来的“自强”幻想,让更多中国人意识到,仅靠学习西方技术无法救国,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此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中国开始了探索近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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