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原因：被隐藏的太深，今人果然误解了汉武帝

公元前134，元光元年，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意思是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不是不让儒家之外学说存在，而是不让在“博士官学”中存在，民间依然可以学。

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同时提拔儒家门徒，《汉书·武帝纪赞》中称这一政策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910年，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的绪言中首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

问题在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好吗，汉武帝为何要独尊儒术，为何舍弃之前的官学“黄老之说”？我们都知道，如今很多网友指责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不利学术繁荣之类云云，乃至认为独尊儒术是一步千古战略错棋。既然如此，不妨先了解一下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

刘彻为何推崇儒家？

西汉建立之后，官方采用的是黄老学说，政治上讲究无为而治，经济上轻徭薄赋，思想上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因此，黄老学说是当时的“国策”，全方位的贯彻。这也与当时社会原因相关，因为秦末惨烈战乱，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不能过多干预社会，因此黄老学说与当时国情相匹配。

随着时移世易，随着国力增强，黄老学说逐渐就愈发不符合国情了，其实就是国策需要与时俱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汉初两大问题在汉武帝时变得越来越棘手了。

首先，中央统治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比如“三王叛乱”，即淮南王、平西王、江都王三个诸侯王密谋造反。虽然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但汉武帝时还有十多个诸侯国，都拥有造反能力，这对“大一统中央集权”威胁极大，乃至可能导致汉朝皇帝沦为周天子的结局。

其次，北方匈奴对边境的侵袭加剧。汉书记载，汉景帝连续三次和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不来和平，匈奴反而发起3次大规模的入侵，分别发生在雁门郡（导致太守冯敬战死）、上郡及陇西郡。汉武帝上台初期，匈奴入侵越来越严重，对汉朝的威胁越来越大。

可见，汉初国力较弱时，自然没办法“强硬”的处理这些问题，于是采用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但随着国力增强，随着中央与诸侯、汉朝与匈奴的矛盾加深，再用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就是任由诸侯和匈奴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汉朝就将越来越危险。

因此，汉武帝需要一种新学说，谁能为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提供理论解释，那么汉武帝自然就会推崇谁！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提供了相应的解释，而且是完美的解释，让汉武帝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采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

为何选择公羊学派？

谈及儒家，很多人误以为儒家全是迂腐的政治观点，全是清朝那一套（清朝落后文化统治先进文化的特性，导致其选择儒家中的糟粕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最利于其统治）。其实，这对儒家存在严重误解，因为从孔子后，儒家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很多不同的派别，公羊传是其中之一。

《汉书·儒林传》记载：汉武帝非常重视《公羊传》，不但自己“尊《公羊》家”，而且还“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因此，“公羊传”成为汉武帝时的真正“官学”。问题是：何谓“公羊传”，汉武帝为何推崇“公羊传”？

《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据传是由孔子修订而成，但这部书有两个基础缺点：其一是记事极为简略，比如只记录“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标题，然后就没有了；其二是所记之事各自独立、互不关联，如同流水账，读者没办法知道彼此因果联系。因此，宋代王安石批评它是“断烂朝报”。

由于过于简略、彼此又各自独立，显然就不利于理解春秋之义，于是春秋战国时的古人就对其进行“阐述”，因此在春秋战国期间，就出现了著名的“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其中，“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公羊高（他的老师是孔子最小的徒弟子夏，而子夏门徒中名气最大的多是法家人士），他的观点高度契合汉武帝时代的国家需要，比如以下两点：

首先，“公羊传”旗帜鲜明的提出“大一统”思想，而“大一统”不仅只是地理上的一统，还有政治上的一统，包括政权上的一统，即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诸侯分权。

虽然其他经典中也暗含不同程度的“大一统”思想，但都没有公羊传如此旗帜分明，没有公羊传这么系统论述。同时，不少经典甚至反对天子集权和臣子无原则地忠于天子，即政权上不像公羊传那样主张皇帝集权。

其次，根据齐襄公灭纪一事，即齐国第五代国君齐哀公因纪侯向周天子进言而被烹杀，到齐襄公已经经历九任国君，公羊传提出“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这就是大复仇思想。

汉武帝时，很多朝臣还主张黄老之说，主张对匈奴和亲、忍让，害怕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公羊传的“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就给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思想支持。

后来，汉武帝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遂坚决北伐匈奴，解决边患。因为，刘邦有过白登山之耻，吕后有过匈奴致书之辱，文景两代匈奴不断入侵，如此之仇焉能不报。

上述可见，公羊传的思想，非常契合当时汉朝和汉武帝的实际需求，而其他思想或不够明确、或不够系统、或甚至与汉武帝思想相悖。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不推崇公羊儒家推崇谁呢？

所谓时移世易，时代总在发展，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而要处理新的问题，首先就需要理论支持，公羊传显然有助于汉武帝解决当时的问题。

因此，所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尊的主要是公羊派，而不是整个儒家。如果误以为汉武帝尊儒，尊的是整个儒家各种学说、尊的是以德报怨儒学、尊的是清朝僵硬儒学，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后世儒家也根据时代需要调整相应学说，以符合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其中既有进步成分，但也有糟粕，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