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高级干部又是书法家，拿着就餐券买东西，营业员：开什么玩笑

“1972年初夏的下午三点，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副食店柜台后的女营业员皱着眉，用比室温更冷的语气盯着面前那叠饭票。 舒同愣了几秒，把票子又往前推了推，声音不大却真诚：“在干校能用，在这儿怎么就不行？”

这位在红军时期就任过政治部主任的老干部，极少与现金打交道。抗战时期他忙写标语、抄指示，解放战争里写军歌、题口号，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整天在山东省委大院里转，粮、油、布票都有人按月发到家。钱，对他来说只停留在纸面概念。

年近花甲的他那天想替妻子买些桃酥解馋。五七干校发的就餐券一张张叠得整整齐齐，数量足够。可票子出不了大院，一到社会流通领域就失了效——这是他从未认真思考过的一点，毕竟在封闭的供给制环境里，生活与数字货币俨然两套系统。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只记得舒同的书法：抗日军政大学石碑上那四个遒劲大字，每次阳光照在上面都像镀了金。他在部队里号称“写字不要打草稿”，一管狼毫在手，指挥员的命令、动员简报，当场挥洒成篇。朱德调侃他：“你是我们军里的‘字司令’。”罗荣桓也说过：“舒同的字劲道足，比大米还紧俏。”

军中名号归名号，战事急时他也得披挂上阵。1935年长征后期，红一军团缺政治部主任，聂荣臻点名让他顶上。雪山草地没纸，他就在牛皮上写慰问信，战士们抢着传阅，干瘪的嘴角因为那几行隽永的楷书裂开笑纹。或许正是这种经历，让他把“写字”视作职责，至于琐碎家事就通通交给组织或家属。

抗美援朝期间，他被留在国内负责动员和后勤宣传。按资历，他与萧劲光、叶飞同一梯队，授上将衔毫无悬念。然而中央决定让他分管地方宣传工作。有人说他是“被错放的将星”，他本人倒不在意，闲暇时仍旧挥毫泼墨。山东不少县城的剧院门匾、工厂厂牌，至今还能见到他的笔迹。

生活上，他却几近“放空”。妻子石澜回忆，孩子发烧他能沉迷创作，等回神时温度计都被护士收走。朋友打趣他“离了笔就断线”，他常说一句自嘲：“南方人讲‘吃饭皇帝大’，我觉得‘写字更要紧’。”

1960年“大调动”后，他因政策失误被责令脱离山东省委主要岗位，改任国务院某部门顾问。那年物价飞涨，很多人省吃俭用。舒同工资虽未减少，却首次需要靠粮票、副食券维系日常。石澜把票据分门别类放在铁盒里，他根本没兴趣细看，甚至连米面在哪儿换都搞不清。

到了1969年，他被安排去陕西五七干校劳动。干校推行半军事化管理，学员每日三餐凭票领取。厨事班的战士知道“舒老写得一手好字”，时常用多余的白纸请他题写黑板报，算是一种礼遇。票子在那儿就是货币——也难怪他后来误把就餐券当现金。

再说那天买桃酥。街口的灰尘飘在空气里，舒同踏进副食店，货架并不富裕：两瓶白酒、一堆盐渍菜和几袋饼干。石澜看中了桃酥，舒同习惯性地摸出干校饭票，白绿相间一厚叠。营业员瞧了十几秒才回神，语气里掺着讥讽：“大爷，这东西只能在公社饭堂用，你要真买，得给现金。”

石澜红着脸翻包，结果没带钱，只得与对方反复解释。旁边排队的人交头接耳，议论“高级干部连一块钱也没有”。舒同没有恼火，轻轻把票子收起，自言自语：“票子虽小，倒也漂亮。”转身拉着妻子离开，步子一如平日散步那般从容。

后来事传到干校，工宣队有人笑，说这叫“空中楼阁式生活”。但凡在基层摸过爬过，早明白票证系统的边界。舒同解释得云淡风轻：“过去打仗，粮、盐、布全靠供给，我只管把政治工作做好。对不起，这习惯改不过来。”一句话堵住了起哄的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整风后，他重新被安排到陕西省政协任职。刚到机关，有同志拿出工资袋请他签收。他接过来，看见里面厚厚一沓十元、五元，楞住了：“这么多钱，我能干什么？”对方半开玩笑回答：“买桃酥，记得用人民币。”一屋人笑成一片。

那几年，他继续写字，字比人更忙。西安碑林馆长请他写《龙门二十品》序，他欣然应允，一挥即就。有书家评价：舒同的行楷带有军旅气息，方笔扎实，转折锋芒，体现出坦率性格。有人揶揄“字漂亮，人糊涂”，陕西作协副主席文言安静听完，摆手：“糊涂？他只是不把精力耗在细碎人情上。”

回溯旧事，农业供给制与市场流通曾并行不悖，干部家属经常成为两套体系的“翻译”。舒同撞出的那点尴尬，不过揭开了某种缝隙：长期泡在体制内，金钱概念淡薄，缺少与社会交换的敏感度。对普通百姓而言不可思议，对他似乎再正常不过。

1979年离休，他带着家人搬回济南。街坊时常看见这位身骨硬朗的老人提着菜篮，一一排队过秤，等找零找得耐心十足。熟人笑问：“当年买饼干闹出的笑话忘了？”他眯眼，答得干脆：“记得清楚。人总要知道自己在哪儿，钱在哪儿。”句尾带着微妙的停顿，好像又在斟酌笔画。

遗憾的是，舒同终其一生没出过专门的个人文集，留下的作品多散落在军史馆、地方档案室。不少后辈仍在追索他的战地日记、题词原稿。清点过手迹的人发现，他常在落款旁写一句座右铭：“谨守本分，勿以繁华误初心。”也许，正是这种执念让他在副食店里出现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却也让他的楷书、隶书在纸上立住了骨头。

有人把他归为“生活白痴”，也有人赞他“难得糊涂”。事件过后，他再没用错票，但仍经常忘带钱。石澜索性在皮夹里塞了几张崭新的十元大团结，还夹一行铅笔字：“人民币，可在所有商店使用。”舒同发现，哈哈一笑：“有券在手，心里不慌。”说罢，提笔琢磨下一个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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