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16日清晨,台北川端町刑场的一声枪响,带走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张志忠的生命。多年后,曾亲自审讯他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写道:“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这一评价出自当年对手之口,折射出张志忠生命的最后四年如何在沉默中铸就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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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就看出来他那股硬劲,1910年嘉义出身,家里穷,少年在岛上碰到反日游行就跟着走,被殖民当局赶走,背着书跑到厦门集美中学,1927年在台北组织“台湾黑色青年联盟”,人被日本警察带走,放出来又去做事,1933年到上海卷进“反帝同盟”,又被抓,他装疯,争到保释,出了门人没再回头,一路绕,到1939年站在延安抗大课堂里听讲,这一段一段,摔了爬起,身上带的东西多了,后来坐在审讯室里照着灯,他那条线不容易被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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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从华东局领了任务回台,地下工作开起来,台工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找人凑队伍,“台湾民主联军”搭起来,二二八嘉义那边枪声起,他人在前面,蔡孝乾习惯藏,张志忠把人往街上叫,这样的节奏,等到国民党退到台湾,名单上他位置靠前,1949年基隆市工委被破,保密局往下查,线头牵到他,台北新公园旁的住处被人盯了三个月,12月29日门口被拦住,和妻子季沄一起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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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狱门,保密局的招数一件件上,刑罚,软话,亲情,人都到面前,谷正文找来已经倒向那边的蔡孝乾来劝,他不说话,特务把季沄带到审讯室里坐着,他还是不说,俩人对着,屋里安静,1950年11月季沄去义,他在墙上刻了“革命者死不足惜,但不能死在耻辱里”,四年里唯一落下的字,蒋经国两次进牢房,开口说合作就能放家人,他回一句,“你若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审讯室桌上翻页,话不再多。
谷正文后来写到他,笔下是那种在角落里不动的身形,蔡孝乾把四百多个名字交了出去,陈泽民、洪幼樵在刑房里撑不住,张志忠面对妻子已去、幼子没人照顾的局面,嘴还是闭着,组织的线没被他吐出一根,他的沉默像一道屏,地下那点人能多留一阵,牢里每天唱《国际歌》,还把人凑在一起对着蔡孝乾开会批,蔡那边精神出了问题,被送医院,审讯记录翻来翻去,边上写着“无进展”。
这条路的代价落在家里,季沄就义时29岁,儿子张思中被贴上“匪谍家庭”的标签,找工作住校都不顺,1968年元旦在台北旅社结束自己,留给作家柏杨一封信,一个句子,“父亲的名字叫张志忠”,幼女张素梅走得也早,1998年夫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谷正文的回忆录,从对手视角把人写清楚,特务头子那句“我对他的评价最高”被放在书页上,这段沉默,不在谁的旗帜里找意义,放在时间里看,能看出一个人把信念握在手心里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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