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特务落网，他交代：你们调查了13年的宣侠父，是我杀的

“佟荣功，关于‘七三一号案’，你还想瞒多久？”——1951年11月初，沈阳公安局审讯室里，审讯员把一张发黄的便笺拍在桌面。短短一句问话，像刀子一样扎进这名军统老特务的心口，他的肩膀明显一沉。

让佟荣功瞬间崩溃的，不是审讯室的强光，而是那行醒目的铅字：“宣侠父，失踪时间：1938年7月31日，地点：西安。”自1938年至今，整整十三年。佟荣功原以为这桩旧案早已尘封，没想到公安人员翻箱倒柜，把线索连成一条细线，终于把他捞上来。不得不说，这一手“冷案复查”，着实让当事人心惊肉跳。

佟荣功供出第一句话就很直白：“人，是我杀的。怪他多嘴，还敢同蒋主任顶牛。”语气里透着疲态，也带着些恨意。随着供词铺开，一条当年军统在西安的暗线逐渐显形：张毅夫任西北站区长，李翰廷管理行动组，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是三把刀，专门处理“不便公开”的任务。

时钟拨回1937年春。卢沟桥事变硝烟尚未散尽，周恩来在西安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以统一战线之名联络各界。宣侠父调任高级参议，表面身份是顾问，实际职责却近似“政治穿针”。他个子不高，嗓门不小，“办事讲原则，吵架不让人”是同志们对他的评价。恰恰是这股子劲，惹得行营主任蒋鼎文头疼——一方要争取物资、救亡演讲；另一方必须维系上峰和军统的微妙平衡，两人碰在一起，自然擦火星。

有意思的是，蒋鼎文开始并没打算要命，只想“敲打”一下。可1938年4月南京高层一封“秘密制裁”电报，把局势推到极端。电报落在张毅夫手中，他只说了六个字：“动作干净利索。”李翰廷顺势挑了佟荣功等三人。这个小队此前干过几起暗杀，手脚狠辣，条线单纯，擅长事后抹痕。

暗杀计划初期一度受阻。宣侠父出入均有专车，住宅附近还常有学生串门，动手空间被挤到极小。三名特务在巷口守了十多天，热天蚊子咬得满腿包，也只能干瞪眼。转机出现在7月31日下午，宣侠父骑自行车回住所，中途拐进一条窄巷。正是这条无名巷，决定了他的命运。佟荣功后来回忆：“那一刻连背影都看不清，只记得必须完成任务。”

押人地点设在西安别动队一处废旧篮球场。李俊良举枪连扣七发，宣侠父倒下时仍带着怒斥：“你们终会受审判！”这句喊声在空旷球场回荡，留下目击者心头的一道裂纹。为了抹掉痕迹，三人把尸体扔进枯井，填土、压石，一夜完工。

杀人容易，收尾难。蒋鼎文深知政治后坐力，要编出一个“宣侠父叛逃”剧本。他让两名警察扮犯人，四名军统特务扮押解员，假装从西安押送至汉口，途经商县时“犯人越狱”。剧本写得挺细：县长出面备案，第一师师长谢辅三发电报核实，最后“逃犯”杳无踪影——看似天衣无缝，却被奖金分赃这一环拖垮。

奖金原定三人平分，结果“领导”徐一觉抢走一半，下面人心生怨气。有人喝高了吐槽，话传进我党情报员耳朵。国共情报战场历来暗潮汹涌，一个酒后碎语就可能掀翻盖子。这条线报很快送到延安，中共中央严正交涉：“必须交代真凶。”蒋介石恼羞成怒，表面推说“越狱”，私下却对身边人说：“宣侠父挑战校长威信，自取其祸。”

要说“校长”二字，黄埔校史里含义明确。1924年夏，宣侠父以25岁高龄进入黄埔一期，学员们都喊他“宣大哥”。编小组那天，校长亲自点名组长，宣侠父递交书面异议，要求民主投票。校长火冒三丈，此人却挺胸回答：“有章可循，何来冒犯？”结果被关紧闭、勒令写悔悟。三天期限到，纸上仍空空如也，宣侠父被开除，遂成黄埔唯一“退学”记录。两人梁子至此结下，十三年后终演悲剧。

再说沈阳审讯。公安干警早在1949年收复西安后就接收了部分军统档案，但缺乏最直接的证词。1951年朝鲜战场物资北运线收网行动中，佟荣功因私藏军统密码本被查获，这才牵出老案。调查员一点一滴对比笔迹、口供、档案编号，拼出了完整链条。佟荣功面对铁证，心理防线崩溃，写下八千字供述，签字摁手印。

不得不承认，军统特务训练精细，佟荣功能在东北潜伏四年仍保持警觉，可惜对手更强大。新中国公安体系在档案管理、口供核实、情报交叉等环节逐步完善，十三年未放弃的追查体现的正是制度韧性。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这条线索中断，宣侠父恐怕永远只是“神秘失踪”。

宣侠父牺牲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痛失骨干，周恩来在延安闻讯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记下姓名，将来必追真凶。”这句话成了调查组坚持到底的动力。1952年春，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对佟荣功、李俊良、丁善庆等人公开审判，判决书依次列出作案经过、证人证言、物证编号，字字铿锵。

案件落槌，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西安街头曾经贴出黑底白字公告：“宣公可以安息。”一些老同学自发到井旁奠花，学生们从档案馆抄录宣侠父的讲话，印成小册子。有人说，一句“民主选举”吵翻课堂，终让他付出生命；也有人说，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抗战时期的西安才显得血性不减。

至于蒋鼎文，后来在台湾闲居，常向部下感慨“当年西安那事是被迫无奈”。然而史料不会说谎，佟荣功等人的供词、张毅夫的签批、李翰廷的行车记录，每一份都盖着蓝色钢印。它们连缀在一起，就是一条无法撕裂的证据链。

宣侠父牺牲已逾八十年，围绕他的研究仍在继续。学者在陕西档案馆发现他手写的《战时动员讲稿》，旁注一句：“国难当头，一切向抗战让路。”这行遒劲的字，和1937年的西安街头、1951年的沈阳审讯室、以及后来法庭上的重重证据，共同刻画出一个坚定而倔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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