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师长到北京饭店办事,偶然扫一眼柜台:这有个特务

1938年春天，华北平原上烽烟四起。在霸县附近的乡间小路上，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背着简单行李，加入了当地抗日游击队。这个年轻人叫马学刚。他跟着队长朱占魁打日本鬼子。他们这支队伍刚开始时只有三十多人，主要在永清和霸县交界处活动，经常破坏日军控制的平津铁路支线。

后来，在九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开始整编各地的抗日武装。朱占魁的队伍被正式收编为“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加入了冀中军区。在整编过程中，军区派来了特派员刘秉彦指导工作。

刘秉彦是从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年轻干部。他在清点武器时认识了马学刚。在一个秋天的晚上，两人在油灯下清点枪支数量。马学刚看着墙上的作战地图，突然说：“等打跑了日本人，我一定要去读军官学校。”

到了1939年四月，日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春季扫荡。马学刚所在的连队在永定河右岸掩护群众转移时，不幸遭遇伏击。为了守住河堤阵地，他带着战斗小组抢占制高点。就在这时，他的左腿被日军机枪子弹打中。因为后方医院缺医少药，伤口反复感染，使得骨头坏死，最终他终身残疾。

在养伤的日子里，马学刚听说朱占魁因为战功突出，已经升任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有一次，马学刚看着以前的战友骑着战马从卫生院门前经过，他默默地把写好的归队申请书撕得粉碎。这个曾经满怀报国热情的青年，在日记本上用力划下一道深深的痕迹。

后来，马学刚的伤渐渐好了，但他不能再上前线。到了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实施了“铁壁合围”，根据地的药品供应几乎完全中断。冀中军区通过地下渠道筹集到三百万元边区票，派马学刚利用他家做药材生意的人脉，去天津采购急需药品。

马学刚刚到天津时，住在法租界的长春旅社。他每天按照约定到劝业场钟楼下和交通员见面。可是，当他看到以前的同学在租界里过着奢侈生活时，他心里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第三次采购时，他通过家族关系从日本药行低价买进药品，却按照黑市的价格虚报账目。他把多出来的钱存进了英租界的银行。为了掩盖这些行为，他开始主动结交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人，甚至还在对方母亲过寿时送上了贵重贺礼。

日本投降后，军统天津站在清理日伪档案时，发现了马学刚和日本人来往的记录。1945年十一月，马学刚在天津的住处被捕。军统看中他和晋察冀军区老战友们的特殊关系，提出可以戴罪立功。

这时，朱占魁因为部队整编，离开了野战军，调到冀中行署当武装部部长，朱占魁此时心里很不痛快。当马学刚带着金条去找朱占魁，俩人几杯酒下肚后，马学刚感慨地说：“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何必过得这么清苦？”

经过几次密谈，马学刚又通过老关系，帮朱占魁在天津租界安顿了家人。1946年冬至那天晚上，朱占魁终于带着军事情报投奔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

两年后，1948年十二月，平津战役马上就要打响。毛人凤在北平组建潜伏特务网络，把马学刚编进了“秣陵小组”。靠着表兄在北京饭店当董事的关系，马学刚被安排进了饭店庶务科。这个职位让他能够接触到客房分配、食材采购等重要事务。

马学刚特意在办公室摆上佛经作为掩护，却把微型相机藏在经书夹层里。他定期去东安市场附近的杂货店传递情报。他把重要客人的作息规律用密写药水记录在报纸广告栏的空白处。这些看似平常的信息，都可能成为特务活动的重要线索。

1949年九月，北京饭店迎来了重要时刻。三百多位政协代表陆续入住，饭店停止了对外营业。全体员工换上了统一发放的蓝色制服，厨房专门添置了民族灶具，电梯由专职警卫看守。

马学刚此时已经升任前厅部经理。他用周到的服务掩饰着内心的紧张。他仔细留意着每个细节：比如202房间的客人喜欢深夜喝茶，315房间的客人习惯在走廊里散步。

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都被他认真记在潜伏档案里，等着上级的下一步指示。饭店里人来人往，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有礼貌的经理暗地里在做什么。

九月十七日中午，北京饭店西餐厅里飘着烤面包的香味。刘秉彦和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刚开完工作会议，正在靠窗的位置吃饭。透过玻璃墙，刘秉彦偶然看到一个跛脚的人在大堂指挥服务员摆放鲜花。

当那人转过身时，刘秉彦突然想起一九三九年在永清县野战医院见过的那个伤员。刘秉彦放下餐具，慢慢走向大堂。他在吧台前停下脚步，用冀中方言随口问道：“永定河边的苜蓿地，今年收成怎么样？”马学刚正在整理账本，他的手指突然停住了。这个细微的反应让刘秉彦证实了自己十二年前的记忆。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北京饭店员工通道悄悄布下了包围圈。公安警卫师副师长刘辉山带着便衣队员守在运货电梯旁边。当马学刚提着皮箱出现时，两名侦查员迅速上前制服了他。马学刚下意识要去撕衣领，这个动作说明他衣领里可能藏有毒药，但被经验丰富的战士牢牢按住手腕。

在随后的搜查中，警方在饭店地下室找到了隐藏的收发报装置，在锅炉房管道间发现了密写工具。根据马学刚的交代，另外三名潜伏人员相继被捕。其中一人想从客房窗口扔掉密码本，被在楼下守候的警卫抓住。

一九五零年三月，北京市军管会特别法庭开庭审理这个案子。起诉书详细列出了马学刚的罪行：窃取政协会议安保部署、绘制首长出行路线图、建立潜伏特务网络等等。

法庭出示的证据包括密写信件、电台零件和饭店平面图。这些物证完整地展现了一个抗日战士如何蜕变成敌特分子的过程。同案犯朱占魁在保定被捕，第二年受到了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