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大军副政委兼任地方一把手，后下放工厂7年，晚年重返部队

1971年3月的一天，贵阳郊外，“蓝政委，你先坐，我们马上开始。”邱会作压低声音，示意身边工作人员退到门外。对话短暂，却决定了蓝亦农从军区副政委转身成为贵州省委“一把手”的命运。

蓝亦农听惯了急行军号角，却没想到接到的是地方“号令”。军队干部临危受命支援地方，六十年代不稀奇，但由副大军区级直接主政一省，依旧罕见。贵州山高路险、工矿薄弱、派性纠葛，中央急需一位政治基础扎实又敢碰硬的人物。

时间拨回到三十多年前。1938年，日机轰鸣的津浦线上，一名来自湘南的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被老兵笑称“瘦得像竹竿，却有一股子倔劲”。这就是蓝亦农。他在抗大三期学了不到一年政治课，就被派往敌后。他对宣传、组织、后勤都干过，典型“全活”干部。

1945年日本投降，内战硝烟又起。冀察热辽的寒风中，蓝亦农与黄永胜、邱会作、丁盛同在二十二旅。几个人住一间破庙，半夜常被冷醒。有人调侃：“干脆把枪当被子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蓝亦农对部队政治工作有了更深体悟——“熬得住的人，才能带得动兵”。

1947年，东北野战军整编，八纵成立，随后又演变为四十五军。蓝亦农任二十三师团政委，辽沈战役中负责动员。前线拼刺刀，后方要稳士气，他把百姓家里仅有的苞米面给伤员，自己啃冻苞米粒。部属说：“蓝团政委嘴里磨出血，也不肯多要一口热汤。”

新中国成立后，蓝亦农没有转去地方，而是留在四十五军，后随部队并入五十四军。丁盛主抓训练，他主抓政治。1952年入朝作战，夏夜炊烟不能升，用冷饭夹雪水送进阵地，他照样在弹坑里做思想工作。志愿军撤回时，他的政工年鉴被评为“样板”。

五十年代末国防工业快速调整，部队筑路、修机场任务繁重。1960年，蓝亦农升任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粤北、川西、青藏，留下他的脚印。1962年对印边防自卫反击战，他在南伞高地亲自督战，部队列队前，他只讲一句：“今天不需要口号，只需要坐标。”

1964年，被调为五十四军副政委，两年后升任政委。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军内外，他被要求带工作组赴贵州“支左”。那一年，贵阳街头横幅林立，机关、工厂对立严重。蓝亦农白天调解，夜里在省军区旧招待所写谈话提纲，常常熬到凌晨三点。

1969年中央决定昆明军区对口支援贵州，他出任军区副政委兼贵州核心领导小组代组长。两年时间，先抓铁路复工，再抓粮食调运，还盯住磷矿扩产。周总理在一次全国会议上评价：“贵州情况复杂，能这么快稳住局面，蓝亦农用的是笨功夫，也是实功夫。”

正当工作进入正轨，九一三事件爆发。因与邱会作的旧属关系，他被隔离审查。1973年春天，军代表通知：“去三线工厂，劳动锻炼。”一句话，军装换工装。他被分到贵阳郊外发动机厂，干最苦的车床倒角。冬夜零下两度，他穿旧棉衣守在机床旁，铁屑溅起烫穿袖口，也只能用厂里发的肥皂水冲洗。

工厂七年，他不谈过去职务，只管完成产量指标。工友们知道他当过兵，却不知道他曾是正军职。有人问：“蓝师傅，你真不打算回部队？”他淡淡一句：“现在我的班就是阵地。”一句话，让车间小伙子对这位“老兵”多了尊重。

1980年，中央发文为受牵连干部甄别。昆明军区政委亲到工厂接他回昆明。老同事递上一封通知：“任昆明军区顾问。”蓝亦农看完，沉默几秒才说：“组织信任，心里踏实了。”三年后，名册正式恢复，他岁数已过花甲，再无晋升可能，但仍坚持每天到机关阅报、批示，指导年轻政工干部。

顾问身份并不清闲，他参与整理五十四军抗美援朝史料，审读对印反击战总结。一次会上，有人提议淡化个人名字，他摆手：“谁战功谁血汗，不可含糊。”这句话，定下了史料原貌保留的基调。

1988年，蓝亦农离休。军区送来慰问，人还未到门口，老同志已立在院内相迎。有人打趣：“蓝政委，你该歇歇了。”他半开玩笑：“只要还有呼吸，文件就能看。”那侧脸皱纹深，目光却清。

纵观蓝亦农的一生，从抗日烽火到地方治乱，从军区高位到工厂车床，再归部队讲历史、传经验，既有起伏，也有温度。军人意志、政治理论、群众路线，在他身上交织成一种独特气质。贵州老矿工回忆：“他走过车间，脚步稳，一句话能压住场子。”部队年轻军官称他“笔杆硬，胆子硬，心更硬”。这三句评价，或许可概括这位老政工的全部底色——忠诚、担当、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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