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被院长陷害关进疯人院，晚年贺子珍：院长不过是个打手罢了

一纸诊断书上，潦草地写着两个俄文词，意思是：疯了。

就这么两个字，给一个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东方女人定了性。

这事发生在1942年的苏联，这个女人叫贺子珍。

搁在十几年前的井冈山，她可是个传奇，是第一个拿枪跟着队伍上山的女兵，人称“双枪女将”。

可现在，她没拿枪，手里攥着的，是一张证明她精神失常的破纸。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38年，贺子珍到的莫斯科。

她不是来观光看红场的，是来办两件事：一是治病，二是念书。

打仗那些年，她身上留下了十七块弹片，跟勋章似的嵌在肉里。

尤其是一块在肩膀里的，赶上阴天下雨就疼得钻心。

她寻思着，苏联老大哥家医疗水平高，兴许能给取出来。

再一个，就是想进大学，好好学点文化。

革命胜利了，不能当个睁眼瞎。

她带着这点朴素的念头，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

片子一拍，苏联专家围着看了半天，最后摇摇头，摊开手说：“大姐，这弹片取不了。

它跟你的骨头、神经长一块儿了，硬要动刀，你这左胳膊就得废掉。”

这消息跟一盆冰水似的，从头浇到脚。

贺子珍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那就不取了。

留着吧，让它在里头没事动一动，也算是个念想，省得生锈了。”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的那股劲儿，算是卸了一半。

身体的伤治不好，那就去补精神的。

她进了东方大学，跟个刚入学的学生一样，从最基础的俄语字母“А, Б, В”开始学。

那阵子，她就像一块干了很久的海绵，一头扎进知识的水里，拼命地吸。

可命运这东西，专挑人最脆弱的时候下手。

先是她带到苏联的小儿子廖瓦，才十个月大，一场肺炎就没了。

孩子病危的时候，她人还在学校，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紧接着，一封从延安来的信，彻底断了她和过去的一切念想。

还没等她从这两记重拳里缓过劲儿来，德国人的炸弹就扔到了莫斯科。

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

整天价的防空警报响得人心慌，上课的铃声被炮弹的爆炸声盖了过去。

个人的那点悲欢离合，在铺天盖地的战争面前，小得就像一粒灰尘。

贺子珍手里的俄文课本，再也看不进一个字。

她的求学梦，跟莫斯科郊外被炸毁的房子一样，碎成了一地瓦砾。

1941年秋天，德国鬼子打到了莫斯科城外。

城里待不住了，所有在莫斯科的外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都得往后方撤。

贺子珍领着自己的女儿娇娇，还有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几个，挤上了一列闷罐火车，往北边走。

目的地是三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工业小城，叫伊万诺沃。

那趟火车坐得人直想死。

车厢的窗户玻璃早就被炮火震没了，零下几十度的寒风跟刀子一样往里灌。

几个孩子拿破棉袄堵着窗口，还是冻得直哆嗦。

火车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好几天，外面除了雪还是雪。

贺子珍看着窗外，跟身边的人说：“这路可比长征还难走。

长征是心里苦，身上累，可有盼头。

现在呢？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到了伊万诺沃，他们被安排进国际儿童院。

说是儿童院，其实就是个大杂院，里头住着十几个国家的孩子，都是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

战争时期，啥都缺。

吃的、穿的、烧的，样样紧张。

为了换点吃的，贺子珍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得跟男人一样，大冬天跑到林子里去伐木头，扛着沉重的原木在雪地里走。

晚上回到漏风的木屋，还得借着昏暗的灯光织毛袜子，给前线的士兵当军需。

一双手，冻得又红又肿，跟胡萝卜似的。

最难熬的是冷。

伊万诺沃的冬天，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十多度。

屋里没有足够的柴火，跟冰窖没两样。

晚上睡觉，贺子珍就把小娇娇紧紧搂在怀里，想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

早上起来，盖在孩子被子上的口水，都结成了一层白花花的冰。

生活苦，贺子珍能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都过来了，这点苦算啥。

可有些事，不是光能吃苦就能忍的。

儿童院的院长，是个苏联官僚，管着这帮“外国同志”，威风得不行，尤其看不起中国人。

有一次，娇娇病了，发高烧，烧得小脸通红，说胡话。

贺子珍急得不行，跑去找院长，求他给找个医生。

那院长头都没抬，不耐烦地挥挥手，嘴里吐出一句恶毒的话：“病得那么厉害，还治什么治？

我看直接送太平间得了。”

这话像一把刀子，捅在了贺子珍心窝子上。

她当场就炸了，冲着院长吼了起来，把这些天受的委屈、心里的火，一股脑儿全发泄了出来。

她据理力争，声音都喊哑了。

那是一个母亲最后的底线，谁也不能碰。

她没想到，这次发火，给她自己挖了个大坑。

第二天，她又因为取暖的柴火不够，去找院长理论。

那院长看着她，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笑。

他指着贺子珍，对旁边的两个壮汉说：“你们看，这个中国女人，她疯了。

把她送到她应该去的地方去。”

没有解释，没有辩驳的机会。

两个卫兵上来，拿根粗麻绳把她捆了。

一张伪造的“精神失常”鉴定，就这么决定了一个井冈山女英雄的命运。

她像个牲口一样，被拖着，塞进车里，拉到了当地一家精神病院。

那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一股福尔马林和消毒水混杂的怪味，呛得人喘不过气。

她被关进一间闷热的病房，跟一群真正神志不清的病人待在一起。

每天，护士都会过来，不由分说地给她打镇静剂。

那药打进去，人就变得昏昏沉沉，舌头大了，脑子也转不动了，整天像在做梦。

就是在这种地方，她还得拼命让自己保持清醒。

怎么保持？

靠疼。

肩膀里那块弹片，这时候成了她的“救命恩人”。

每当药效上来，脑子快成一锅粥的时候，那块弹片就开始疼。

一疼，她就清醒一点，告诉自己：“我没疯，我是贺子珍。”

她不是唯一一个被这么关进来的。

有个跟她一起从莫斯科撤过来的湖南老乡，也是个女党员，就因为性格直，顶撞了领导，也被安了个“情绪不稳定”的帽子，关在了这里。

有一天深夜，那女人隔着铁栏杆，用口型对她说：“小心，下一个就轮到你。”

贺子珍一看，心里全明白了。

这哪是治病，这就是“技术性关押”，是想让她无声无息地消失。

那个院长，不过是条奉命咬人的狗。

明白了这点，她就不再吵闹了。

她开始装傻，装顺从。

护士让干啥就干啥，让吃药就吃药，眼神变得呆滞，表情变得木然。

她的头发被剪短，又长长，再被剃光。

两年多时间，她就像个活死人。

但她心里清楚，只有活下去，才能有出去的那一天。

她的战场，从井冈山转移到了这间小小的病房里。

转机出现在1947年。

王稼祥夫妇到苏联看病，顺道去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

毛岸英和朱德的女儿朱敏，把贺子珍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悄悄告诉了王稼祥。

王稼祥一听，当场就急了，拍着桌子说：“这不可能！

子珍同志的意志多坚定，长征都过来了，怎么可能疯？”

他太了解这位战友了，立刻就明白这里面有鬼。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王稼祥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在伊万诺沃的政府机关之间来回跑。

他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人，查档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苏联人那套官僚程序走完，拿到了一张释放证明。

精神病院那扇沉重的铁门终于打开。

走出来的贺子珍，面黄肌瘦，眼神空洞，身上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破病号服。

她已经很久没正经说过话，语言功能都有些退化了。

看见王稼祥，她愣了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你怎么…

老了这么多？”

王稼祥眼圈一红，强忍着没掉泪，苦笑着说：“子珍，你先看看你自己吧。”

后来，在疗养院里，医生慢慢减少了镇静剂的用量，她的神志和语言才一点点恢复过来。

半年后，她带着女儿娇娇，坐上了回国的火车。

火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窗外的白桦林飞速向后退去。

贺子珍只是沉默地坐着，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左边肩膀的旧伤疤。

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很多年以后，有人在她面前提起那段往事，骂那个儿童院院长不是东西。

贺子珍听了，很平静地点了根烟，淡淡地说：“那个人算个啥？

他就是一条听命令行事的狗。”

她顿了顿，吐出一口烟，反问那个人：“你去追究一条狗的责任，有啥用？

你该问的是，当初是谁把那条链子给松开的？”

贺子珍的后半生，没有再回到舞台的中央。

当她一个人沉思的时候，她的右手拇指，总会下意识地、死死地扣进手心。

参考文献:李敏. (2009). 我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 辽宁人民出版社.

孔东梅. (2005). 翻开我家的老影集: 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行娟. (1998). 贺子珍. 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