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日本亲戚：岳母娘家是日本北海道望族，妻子表哥生意很大

文/大壮实验室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钱学森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这位“中国航天之父”用他的一生书写了科学报国的传奇。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家庭背景中，竟隐藏着一段跨越中日两国的复杂亲缘关系。

钱学森与蒋英携手共度一生，而蒋英的父亲就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名望的军事家蒋百里，只不过母亲却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究其原因，其实是因为钱学森的岳母蒋佐梅身份比较尴尬，这位出生于日本北海道赫赫有名的佐藤望族，为何会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并嫁给了当时中国顶尖的军事家蒋百里？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返回祖国，他的妻子蒋英始终相伴左右，这位优雅知性的女性，是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三女儿。

1889年，佐藤屋登出生于北海道札幌一个显赫家族，佐藤家并非传统武士阶层，而是凭借明治维新的东风迅速崛起的实业家族。

他们拥有千亩良田，经营着木材厂、水产铺，甚至垄断了札幌周边的煤炭运输，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豪门。

佐藤屋登的父亲佐藤荣作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迷”，他早年留学中国，师从晚清大儒俞樾，不仅能熟背《论语》《孟子》，还收藏了大量中国古籍。

这种浓厚的汉学氛围，深深影响了幼年的佐藤屋登，颇具反差的是，尽管出身富贵，佐藤屋登却选择了当时被上流社会视为“低贱”的护理职业。

18岁那年，她不顾家族反对，执意报考东京护理产科学校，“医者无国界，能救人性命的工作，从来都不低贱。”

1913年，日本公使馆招募赴华医护人员，佐藤屋登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她想去亲眼看看父亲口中那个“有长江黄河、有万里长城”的神秘国度。

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有时候，命运的安排比小说更精彩，一个日本名门的千金，就这样踏上了通往中国的船只，而她的人生将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就在佐藤屋登踏上中国土地的同一年，30岁的蒋百里正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作为留日归来的军事天才，蒋百里年仅30岁就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领少将军衔。

他立志将这所军校打造成“中国的西点军校”，却屡屡因军费问题碰壁，旧军人抵制改革，政府敷衍塞责，理想主义者蒋百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1913年6月18日清晨，在又一次向段祺瑞政府申请经费无果后，蒋百里在军校操场上举枪自尽，枪声响起，幸运的是，子弹穿透肺叶却偏离心脏，蒋百里奇迹般地被抢救过来。

消息传到日本公使馆，日方立即派出医疗团队，而团队成员中，正好有刚来中国不久的佐藤屋登。

第一次见到蒋百里时，他躺在病床上眼神空洞，反复念叨着“报国无门”，佐藤屋登没有过多安慰，只是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你一个日本姑娘，为什么要帮我这个中国人？”

有一次，蒋百里突然抓住她的手问，佐藤屋登平静地回答：“我帮的不是‘中国人’，是一个想救国家的人。”

没有华丽辞藻，这句朴实的话语却深深打动了蒋百里，在佐藤屋登的护理下，蒋百里不仅身体逐渐康复，内心的创伤也开始愈合。

缘分妙不可言，1914年初，蒋百里转入北京一家日本医院进行后续治疗，而佐藤屋登恰被调往该院工作，重逢后，蒋百里对这位聪慧温柔的日本女子展开了热烈追求。

尽管彼此倾心，但国籍差异、家族压力仍如大山般横亘其间，不过蒋佐梅还是在蒋百里锲而不舍的追求下嫁给了他。

1914年冬天，两人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简单婚礼，蒋百里为妻子取了中国名字“蒋佐梅”，“佐”是辅佐之意，“梅”象征坚韧，希望她像梅花一样陪伴自己走过风雨，婚礼上，没有娘家人出席，但蒋佐梅眼神坚定。

婚后的蒋佐梅，彻底将自己当成了中国人，她脱下和服换上旗袍，放弃日语改说汉语，甚至学会了蒋百里的家乡话绍兴方言，说得比许多本地人还地道。

蒋百里忙于军务，经常不在家，蒋佐梅就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更难得的是，尽管出身日本望族，她毫无贵族小姐的娇气，反而勤俭持家，亲自教育子女。

夫妇二人先后生下五个女儿，被称为“蒋家五朵金花”，与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不同，蒋百里和蒋佐梅给予女儿们最好的教育和最深的爱。

蒋佐梅的童年并不快乐，她的母亲连生五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日本家庭中备受冷眼，正是这种经历，让她决心让自己的女儿们免受性别歧视之苦。

这种开明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的中日两国都极为超前，风云突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两个国家，也让这个中日结合的家庭承受着巨大压力，蒋佐梅的日本亲属多次来信，劝她带孩子们回日本，甚至承诺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

面对诱惑，蒋佐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为表明立场，她做了两件决绝的事：一是烧掉自己的日本护照，二是让五个女儿在户口本上注明“汉族”，在那个动荡年代，这些举动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决心。

1938年，蒋百里因心脏病突发在宜山逝世，年仅56岁，丈夫的离去让蒋佐梅痛不欲生，但看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她知道自己必须坚强。

最艰难的时候，她靠典当衣物维持家用，却从未让任何一个女儿辍学，在蒋佐梅的精心培育下，五个女儿个个成才。

大女儿蒋昭成为医生，在抗战中救死扶伤，二女儿蒋雍投身救护队，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冒死抢救伤员，三女儿蒋英成为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四女儿蒋华在比利时发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小女儿蒋和则成为一名教师，扎根基础教育。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三女儿蒋英，她不仅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更传承了父母报效祖国的精神，1947年，蒋英与钱学森喜结连理，当时钱学森已是世界知名科学家，而蒋英也在欧洲乐坛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阻挠和威逼，蒋英坚定支持丈夫回国，这句承诺的背后，是蒋家“报国为先”的家风传承。

在蒋英的协助下，钱学森最终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

就在蒋佐梅在中国相夫教子的同时，她的日本家族也在续写着与中国的特殊缘分，佐藤家族在二战后由蒋佐梅的侄子佐藤寿氏接手经营。

令人惊叹的是，在佐藤寿氏的带领下，家族企业从一家普通水产铺发展成年营业额超500亿日元的行业巨头，“札幌佐藤水产”。

佐藤寿氏从小受姑妈蒋佐梅影响，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能说一口流利中文，他抓住日本经济腾飞的机遇，将北海道的帝王蟹、三文鱼出口到欧美市场，同时还与中国水产公司合作，将中国大闸蟹引入日本。

如今，“札幌佐藤水产”的帝王蟹产品占据日本高端市场30%的份额，成为北海道的一张名片。

更难得的是，佐藤寿氏始终不忘促进中日友好，他多次到中国探望蒋佐梅的女儿们，并在杭州设立“蒋佐梅奖学金”，资助中日留学生交流。

除了直系亲属，蒋家还与中日文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查良镛）的同族姑母，因此金庸称蒋英为“表姐”。

金庸曾回忆：“小时候常去蒋家玩，表姐蒋英比我大五岁，会弹钢琴，还会唱外国歌，是我心中的‘女神’。”

而徐志摩的姑姑嫁给了蒋百里的堂兄，使蒋英成为徐志摩的“表妹”，这些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让蒋家成为民国时期文化圈与军事圈的重要交汇点，一个家族的命运，竟如此紧密地连接着两国的历史与文化。

1978年，蒋佐梅在北京协和医院安详离世，享年88岁，遵照遗愿，蒋英将母亲骨灰撒入钱塘江。

那天正值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仿佛在迎接这位跨越国界的母亲，蒋佐梅用一生回应了曾经的质疑与非议。

从佐藤屋登到蒋佐梅，不仅是名字的改变，更是身份的彻底转变，她用实际行动证明：爱可以超越国界，文化可以交融，和平值得追求。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段家族往事提醒着我们：国籍或许能界定一个人的出身，但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是他们的选择与信仰。

参考资料

中国作家网——蒋佐梅与蒋百里：爱上他，爱上他的国！2017年11月29日

北京晚报——蒋百里的多重人生202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