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省委书记被点名思想作风有问题，之前是大军区政委，被迫转业

“1966年3月，北京西山小礼堂，宋任穷朝身边工作人员压低嗓音：‘名单得尽快确定，中央等着各省交卷。’”一句不算起眼的催促，却将东北一位省委书记周桓推到了风口浪尖。几天后，《辽宁日报》头版出现了“思想作风有问题”的字样，署名直指周桓，全省干部一片哗然。

会议室外春寒料峭，辽宁省委大楼里却气压沉重。周桓身材魁梧，说话带着部队口音，往常见人先握手再拍肩，如今沉默寡言，只埋头批阅文件。知情者回忆，他翻最后一页时手停了几秒，仿佛在确认某个结局已无法更改。两个月后，辽宁街头贴出大字报，内容与报纸呼应，“文艺黑线”成为高频词。

如果仅从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看周桓，很容易忽略他此前的大军区政委履历。1930年参军、1931年入党，这位陕西籍知识分子在红军初期并不起眼，资历比很多上将都浅。但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善做敌工统战，长征之后他被调进政治保卫系统。抗战时期，周桓在冀热辽边区主持情报、宣传、保卫三线，日常工作多在后方，却与前线进攻配合紧密，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敌工专家”称号埋下伏笔。

进入解放战争，东北局面迅速扩大。林彪急需既懂战场动员又懂心理战的干部，周桓被派去协助谭政。长春围困期间，他主持“空飘传单”和瓦解俘虏行动，曾泽生、新七军相继倒戈，无形中缩短了攻城时间。辽沈战役结束，主力大军南下，周桓留守沈阳，出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5年军衔制实行，他与邓华搭档，成为沈阳军区第一任政委。彼时东北重工业建设刚起步，工厂里什么都缺，军区干部常被请去宣传“保卫大后方”。周桓乐得参与，高声朗诵诗歌，给工人鼓劲儿。底下士兵开玩笑：“咱政委像剧团团长。”也是这份对舞台的热情，让他后来自然而然分管文艺。

时间推到1959年，庐山会议风向突变，他虽未被点名，却因“同情右倾”被列入“需进一步观察”的名单。1960年初，中央决定让部分军队干部下放地方，他被安排到辽宁省委，头衔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艺”。几乎一夜之间，大军区政委换了办公室，成了文化厅的常客。对于突然的转折，周桓告诉身边人：“干部到哪儿都是工作，别多想。”

转业后的头三年，辽宁话剧、歌剧的确迎来黄金期。省里组织“辽沈文艺巡演”，请到陈其通、栾吉甫等名家，不少剧目后来还进了京。周桓每次彩排必到，被演员戏称“那位爱摘军帽的老书记”。遗憾的是，这些成绩在1966年春天统统被归入“资产阶级文艺黑线”。

宋任穷奉命“各省点名”，辽宁省委必须交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黄火青当时病休在京，省委班子几经衡量，发现周桓身份特殊：具有军区高层背景，又负责文艺，符合作为“朝中有人”的样板。于是，点名决定迅速拍板。文件写得并不长，核心只有一句：“思想作风有严重问题，长期放任资产阶级文艺泛滥。”

消息传回沈阳，军区老部下不敢相信。有人悄悄给周桓递条子：“政委，要不要写信喊冤？”他摇头：“运气不好，硬撑吧。”不久后，他在省委礼堂“作检查”，台下数百干部静坐。知情人透露，周桓只说了六百字，最后一句是：“任何组织决定，坚决服从。”话音落，交接手续次日即办完，他被隔离审查。

运动急转直下后果超出所有人预料。接下来的数年，周桓辗转两个“学习班”，健康急速衰弱。沈阳军区几位老将多次在内部场合提到他，要求查清事实。1978年，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原对周桓“思想作风问题”的定性缺乏依据，予以彻底平反。复查结论出来时，他已经64岁，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写下简短答复：“此结论足慰后人，当年同事亦可释怀。”

平反之后，周桓获安排担任省政协顾问，偶尔为地方军史撰稿，文笔依旧锋利。1986年冬，他因病去世。讣告里特地写了两行：“曾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东北解放事业和文艺发展作出贡献。”一句看似平淡，却暗含历史起伏。那些年辽宁街头贴出的标语、那份薄薄的点名文件，已经尘封在档案室角落，再难复现当时的喧嚣。

周桓的人生转折说明，在政治高压与舆论风向交织的年代，个人能力、资历甚至军功都无法确保安全；更复杂的是，干部转换岗位并非总能顺利完成角色适应，一旦大势骤变，才华与热忱往往抵不过一句“思想作风有问题”。在军事与文艺之间来回穿梭的周桓，既体现了军队干部文化素养的一面，也暴露了制度震荡时人事处理的脆弱。他的遭遇，让后来者对“政治安全感”这四个字多了几分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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