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要为他平反安排职务，找中组部部长没谈拢，对此事感到不平

“1976年3月的夜里，再拖下去，交通部的活谁来扛？”秘书低声嘀咕。叶飞放下茶杯，只回了两个字：“想人！”

说起“想人”，得从1975年春天说起。当时中央忽然把这位长期在军队里摸爬滚打的闽西老将调到交通部，连周围同志都愣了神。原因只有一句话——“老帅脾气硬，能顶事”。叶飞自己也清楚，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名派他来，绝不是为了让他在组里当摆设。

交通部那会儿不像现在路网纵横、船舶穿梭，桌面上的案卷高得能挡住窗外春光。更棘手的是，局里能签字拍板的干部几乎全被划成“走资派”或“叛徒”，一人干几人的活都不算稀奇。没有人，就算把文件批给他，也只能压箱底。

叶飞向来军人作风，说干就干，先从“人”字破题。他的原则简单：确有错误，该纠就纠；误伤无辜，立即纠正，赔礼道歉也得硬着头皮去。他先挑了彭德清开刀，这位副部长跟他当年有交情，也是受冲击最重的之一。核实、调查、走程序，前前后后折腾了小半年，好歹给彭德清恢复了名誉。成功平反的背后，却让叶飞充分尝到“落实政策”四个字的艰辛。

一个彭德清就让机关疲于奔命，剩下上百名司局级干部怎么办？叶飞心里有数，必须找个熟政策、能熬夜、身体还扛得住的人坐镇政治部。正好政治部主任病休，位置空着。叶飞很快想到了周惠。

周惠原来在湖南省委当书记处书记，庐山会议后连人带职一起被打下冷宫，降到交通部当副局长。叶飞翻档案才发现，此人不但懂经济，还善于做思想工作，拿他来主持干部政策再合适不过。

申请报告递到中组部，却被当头浇了盆冷水：“庐山会议点过名，不能升正职。”办事员的说法竟然是“口头交代”，没有红头文件，没有会议记录。对一贯讲究证据的叶飞来说，这理由简直荒唐。

叶飞不服，干脆找到时任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俩人坐在西长安街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墙上的六角钟滴答作响。叶飞摆出厚厚一摞材料，郭玉峰却始终摇头：“组织上有意见，风险太大。”谈到深夜也没结果。临出门前，叶飞忍不住说：“若是连档案都不算数，干部政策还怎么落实？”声音不高，却句句敲在对方心口。

郭玉峰的经历并不复杂：抗战时起步，解放后一步一个台阶，到了“运动”年代乘势上扬，一口气从军政系统跨进中组部。那几年，组织大院里流传一句话——“三八式干部”，说的就是像他这样在1946—1948年崭露头角、1966年后扶摇直上的官员。走到今天的位置，郭玉峰自有他的盘算，不可能轻易开口让步。

既然正门堵死，就另辟蹊径。交通部党委随即成立，叶飞拿出了“曲线救国”的办法：让周惠当机关党委副书记。副书记是党委职务，不属行政序列，无须经过中组部盖章。表面只是微调，实际把周惠请进了决策核心。有人揣测这是“打擦边球”，叶飞不置可否，只说了一句：“政策要落地，总得有人埋头干。”

局面很快见效。周惠坐镇后，一批又一批老干部重回岗位：刘亚雄重掌天津港，肖民回造船局，马辉之奔赴长江航运线，彭德负责基建，王西萍接手珠江水运……这些名字看似生硬，却直接决定了炼钢炉能否进料、万吨轮能否靠岸、春耕化肥能否按时北上。交通部沉寂多年的内线被重新打通，外界很快感觉到车皮调运顺畅了，港口的吊机忙了。

周惠也终于在1977年获得官方认可，补正为交通部副部长。第二年春，他又被中央调往内蒙古，出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草原上的形势同样复杂，但这位曾受尽坎坷的干部依旧拿出“肯磨、能熬”的劲头，先抓铁路通道，后推牧区养殖，自治区经济指标有了明显起色。

回过头看，叶飞当初的一次“顶撞”，不仅还周惠一个公道，更让几十万交通战线职工免于长期无序。倘若那杯凉茶后选择沉默，后面诸多工作恐怕要再拖数年。历史不讲假设，可决策者的担当与果敢，却实实在在写在档案里，也刻进了各大港口航标灯的闪烁频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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