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陶铸回家说跟李克农打了一架，曾志：他不你救命恩人吗？

有一回，我就纳闷了：救我命的恩人，怎么就被我一脚踹成了脑袋上一个大包呢？你没听错，1937年9月的某个凌晨2点半，在汉口的一栋民房里，陶铸气鼓鼓地从门缝里钻进来，脸黑得像锅底，头上一颗核桃大的包让人心疼，妻子曾志连声问：“你这是怎么了？被特务打了吗？”陶铸叹口气，说了句振聋发聩的话：“我跟长江局的李克农打了一架。”

曾志一听，差点没笑岔气：薅我家老头的威风？他可不只是个普通战士，还是那位把陶铸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来的“救命恩人”啊！当年，陶铸在上海被叛徒出卖入狱，李克农化装成少将军服，拿着“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的名片，大摇大摆进出各大监狱，用办法让陶铸等好几位同志重获自由，功劳不可谓不大。陶铸出狱后，曾多次想当面道谢，奈何天时地利人和凑不齐，这才成了多年心底的一桩遗憾。

可天有不测风云。那天，急性子的陶铸低着头，“噔噔噔”直奔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梯。对，他已经习惯把这座前日本大石洋行的四层洋楼当自家“地盘”了。走到二楼门口，眼前忽然窜出个身着绸缎、胸前挂着串珠、手拿蒲扇自称“富商”的家伙，一开口就喝：“什么人？站住！”陶铸头也不抬：“我是谁不关你事儿，这里又不是你家。”哪知对方一脚直踹过来，瞄准他胯下狠下毒手。陶铸眼疾手快一闪，顺势一个反击，二人就在窄窄楼道里你来我往，拳脚横飞。

“啪！”陶铸挨了一拳，疼得眼冒金星。可没等对方得意，他一个猛扑，把“富商”的眼镜敲飞。高度近视的对手一下子看不清东西，狼狈应付之下，被陶铸连打数拳。待周恩来闻声赶来，二人连忙停手。周总理一看，蹙眉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不知道什么人，硬要上楼！”“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指着扶着楼梯扶手、满脸狰狞的“富商”问。那人气得鼻梁都红了：“李……李克农！”周恩来一听，既惊又笑：“李处长，你这是不认人了？”原来李克农这回又乔装，化身成“富商”来检查地下电台的安全，才跟陶铸撞了个满怀。

两人尴尬地对视。陶铸揉揉脑袋，低声道：“不是我不识货。”李克农也不好意思地捡起眼镜，往脸上一戴。事后，陶铸头上的包出了名——那是他和救命恩人“见面礼”——不过，他也乐了：“高处不胜寒，这下子算是真正跟李处长打过交道了。”此后，两人在信函里常常互相调侃：一个感慨“你当时没戴眉目清晰镜，我难为你”；另一个说“下次换身衣服可先打个招呼”。

但这场乌龙争斗，背后折射的是特殊年代的艰难与曲折。陶铸，祁阳人，出身贫寒读书家庭，十岁丧父，十三岁上山砍柴；十七岁赴汉阳当录事，夜里旁听中华大学；1925年入黄埔军校，次年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里，他当连长；广州起义后，他策划起事；闽西岁月，他只带十一名“特务队”就解救了四十余名被捕同志。他和曾志的“夫妻作战”，也是假戏真做：1930年组织让他们假扮伉俪，结果假着假着就真了。

1933年上海被捕，福建地下党被叛徒陈之枢陷害，大半死里逃生的陶铸却拒绝背叛，硬是憋过了重刑监狱。狱中，他组建秘密支部，用点滴斗争换来同志们的生机。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周恩来拍板，让李克农出手营救被押同志。陶铸因此重见天日，却也只能匆匆来汉口与妻子相聚，继续奔走在宣传与文化工作的前线。

可是，越是紧张时局，误会就越容易发生。陶铸那日大清早去办事，背心敞着，裤脚卷着，一副要事在身的模样，李克农一时警惕，陶铸又没来得及说明身份，两人自然从你一句“这里是谁家”升级到拳脚相加。这就是人生——你以为早就算清楚的关系，哪怕是生死之交，也会在一次擦肩或一句问话里翻脸成仇。

不过，事情总会有转圜。打完架，李克农拂拭汗水，对视陶铸笑道：“打得好！”陶铸回了一句：“你也不差。”从此，两人的关系更近了，常常互相调侃，却也更懂得彼此的难处。抗战一打响，李克农留在京内搞情报，陶铸转到湖北省委，组织保卫武汉的游行，发动抗日献金。在东北战场上，陶铸做过野战军政委、政治部主任，战功赫赫；李克农则一路升到上将，1955年领了军衔。

两人都没能当个“老太“。1957年，李克农不慎跌倒脑溢血；1961年，爱妻赵瑛逝世；1962年，他也走完人生路，享年63。七年后，陶铸在合肥病逝，年仅61岁。可这段“掌掴恩人”的小插曲，却成了他们革命生涯里的传奇，后来的人提起，总会心生感慨：革命年代，谁又能说得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有时候，一句话没说清楚，就要动手试试水深。

光阴飞逝，那颗核桃包也早消了，可那一晚楼道里的拳脚声，却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两人面对大时代的真性情。他们都曾为了理想和信念拼了命，如今只剩下一段别开生面的“打闹往事”，在历史的长河里轻轻摇曳，却让后人忍俊不禁，也多了几分对那个年代的温度与无奈。信息来源：[《李克农传》《陶铸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