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寻人启事,竟让侯镜如耿耿于怀整整十六年,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
1931年某天,上海《时事新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XX胞兄,我找不到你,心急如焚,你若再不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去找工作了……我始终是孝敬父母的——侯治国”。谁也没想到,这既不是寻常的亲情呼唤,也不是薄弱的生计焦虑,而是刻在共产党特科同志心底的暗号。可更令人费解的是,消息发出后,波澜不惊,竟然杳无回音。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就在眼前,侯镜如见到陈赓,才知道原来当年自己在上海失联,根本不是组织怀疑他,而是那一次突如其来的“上顾顺章叛变”让所有人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轻易和陌生面孔打招呼。
侯镜如,河南永城县侯楼村人,1902年生。永城县,是河南最贫瘠的地方之一。家家户户,连口饱饭都难寻。所谓“四眼粥”,就是一碗稀粥里,只漂着几粒米,低头喝粥时,米汤里会映出自己“清澈”的两双眼睛。侯镜如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十岁那年,家里好不容易攒钱,把他送进学堂,除了念书,他还得扛着锄头下地。一人要当两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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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温不火,直到十五岁那年,他一鸣惊人,考上了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新环境让他开了眼界。同盟会成员的老师把中华民族的危机、革命的要义,讲得既热血又理直气壮。1924年,22岁的侯镜如放弃留学,投考黄埔军校。主考官是谁?当时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靠着那一关,他才拿到路费,南下广州,成了黄埔一期学生。
1925年,第一、第二次东征,他屡立战功。那年冬天,周恩来把他拉入党,笔架山上几个人对着天发誓。可好景不长。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国共摩擦升级。陈独秀对蒋介石还抱幻想,把北伐第一军里三百余名跨党同志的名单一股脑交出来,导致大批党员不得不辞职。侯镜如因入党时间尚浅,尚未暴露,党组织安排他“潜伏”在第一军。于是他一边当着师政治部主任,一边暗中联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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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组织让他回上海,参与策划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毫不犹豫,以“家母病重”为由,从福州赶到上海。跟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并肩指挥,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声炮响,周围同志纷纷倒下。他的右胸中了一弹,被迫退到郊外疗伤。伤愈后,他跟随贺龙,先是当教导团团长,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可以说,革命的火焰,在他胸膛里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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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组织派他回河南,任军委书记。一次接头时,他被反动派逮捕,关进河南第一监狱,与未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牢。关了一年多,1929年7月才被释放。安子文调去了北方局,而他则被派往香港华南局。1931年,最后一纸调令,把他送回上海,去中央特科报到。这才有了开头的“寻人启事”。
消息发出去后,过了好几天,杳无音信。侯镜如焦急万分,一遍遍揣摩,是不是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是不是组织怀疑自己身份?他拿起笔,写下那段话,用假名“侯治国”当暗号,用“孝敬父母”当结尾,无不透露出他的迫切与无奈。可上海街头依旧人来人往,而他像个落单的旅人,摸不到一点同伴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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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心存芥蒂的是,当年组织怎么会弃他不顾?他一度怀疑——难道曾经的功劳都不值一提?一直到1949年春天,他在北平,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身居高位,才与周恩来旧友重逢。周恩来一句“我们有20年没见了”,替他抹去了许多疑云。可更重要的对话,是在随后迎来陈赓的那天。陈赓说:“当年上海,正是上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央特科差点被一锅端。钱壮飞抢在特务之前,把机密送回组织,大家连夜转移。风声鹤唳,岂能冒险接生面孔?”这一席话,让侯镜如恍然大悟,原来并非组织冷落了自己,而是那场叛变让所有人唯恐避之不及。
可饶是如此,仍有不少同志没能安全转移,葬身法网。这让他对此后进一步行动,多了几分谨慎,也感激那些来不及相认却愿意背水一战的同志们。
值得一提的是,失联后的这段时间,抗日烽火已起,袁守谦想借他的兵家之才,就拉他去服役。侯镜如没打算回头,可面对“国之将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他还是接下了这个“家常便饭”的邀请。于是,这位共产党党员又一次穿上军装,成了吉鸿昌麾下的师政治部主任,不久被提拔为少将旅长。为了表明抗日决心,他给每个孩子都改名:伯岳、伯羽、伯援、伯兰——岳飞、关羽、马援、花木兰的化身;家里军号一响,妻儿便得跟着翻山越岭,融入营盘生活。
从北京周口店到武汉会战,枣宜会战,他带着第九十二军与日寇血战数日,硬生生在敌人南下的路线上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当地百姓冒着炮火送水送饭,抬伤员、运弹药。侯镜如感动地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钢铁决心。”1937年底,他晋升中将军长,八年抗战,他只回家一次。可每隔一段时间,妻儿都会跋山涉水来看他,让他在枪火里有了家的温暖。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湖北参加授衔仪式,美国空军专机来接他,成为北平授衔时的风光人物。授衔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在这里他和周恩来相见,随后又与陈赓长谈一小时。这一次重逢,让他当年失联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听完陈赓的讲述,侯镜如感慨万千:命运让他在最危险的时候自保,也让他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
解放战争中,他以第17兵团司令身份奔赴辽沈战场。在锦州告急后他的部队慢吞吞抵达,使得解放军得以合围,辽沈战役由此取得决定性胜利。此举让蒋介石震怒,也为新政权的到来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8月,他率部起义,受到陈赓等人热烈欢迎。那一瞬间,所有旧日恩怨和误会,都在欢呼声中烟消云散。
新中国成立后,侯镜如把毕生精力投身建设。他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长,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他用他的军事经验和组织能力,为国家安全和政党合作事业贡献力量。
1994年10月25日,这位经历了共和国风雨洗礼的老人,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九十二岁。葬礼上,来送他最后一程的,有从前的战友,也有后来党政机关的同仁。有人在送葬队伍旁,低声叹道:“若不是那次上顾顺章的叛变,若不是那封‘寻人启事’,侯将军或许早有机会与同志们携手作战。可有些真相,只有等到风平浪静后,才能拨云见日。”
史海茫茫,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等待解开的宿命。侯镜如和他那封历经风雨的“寻人启事”,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看似一纸孤注,实则暗藏全局。直到真相大白,才恍然惊觉,许多阴影,只是为了让前行的路更牢靠。信息来源:[原始资料提供的侯镜如传记摘要] 参考资料:[《中国军史人物传》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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