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结束后，还有哪些省份！依然是由地方军阀把持

【1929年初，南京】“阎老总还是不肯交枪，北方那摊子怎么办？”蒋介石压低嗓子问旁边的顾孟余。短短一句埋下悬念：北伐大功告成，可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仍然遥远。

结束北伐的庆祝礼炮尚未散尽，各路督办却已各怀心思。徽墨未干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写得漂亮，执行起来却撞上了坚硬的地方武装利益格局。北洋旧制度被推倒，新旧势力却在省城和县府里继续掰腕子。

先看西北。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名义上挂着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实际上是一家三兄弟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轮流坐庄。军饷、盐税、马队全自给，南京只能发一纸任命。试想一下，公文飞越秦岭贺兰山，落到兰州时，已被地方军法处的图章压得死死，中央想伸手并不容易。

晋绥区域的阎锡山更麻烦。山西兵工厂昼夜轧钢，他的20万部队衣食住行都能自产。晋系不仅守住太原，还伸到绥远，对外高喊“武装自治”，对内发行自己的纸币“晋钞”。蒋介石多次电令阎部整编，第一个被扔进抽屉的文件就是中央拨款表。不得不说，财税自主就是阎老西山军的底气。

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横跨陕西、河南、山东。冯氏向来标榜“信义”，却在编制、军械、粮饷上处处自成体系。陇海铁路沿线全由西北军把守，北京、开封、济南之间的关卡茶水费几乎都是他们的帐本收入。蒋介石若想调兵，只能先问冯玉祥要不要“商量”。

再往东北走。张学良在沈阳升起青天白日旗，但东北边防军的番号并未改变其独立财政、独立外交的实质。海关、盐运、关东工业税全归奉天省政府。南京向东三省派来的“监察专员”在奉天火车站就被客气地请去泡温泉，公事暂缓。张学良一句“先练内功”，中央也只能暂时忍让。

华南局面同样复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被称“新桂系”，打着整军经武的旗号重整桂军。李宗仁在南宁筑飞机场、修省道，实力稳步提升。广东则是真正的“南天王”陈济棠天下。他把粤省港澳海关收入握在手里，除了缴一点“人情费”，其余全投向珠江三角洲的船厂和炮台。广州城内“广东不出省”俚语的背后，便是这一套经济独立逻辑。

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气候地形各异，却在权力结构上如出一辙。龙云、王家烈、刘湘、刘文辉各占山头，分别靠茶盐专卖和少量矿税维系军费。中央曾试图派财政整理专员入滇，但专员刚到昆明机场就被以“山路崎岖，稍作休整”为由拖了半月，随后以“地方经费紧张”婉拒一切接管要求。

湖南的唐生智虽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他对长沙城防布置得密不透风。湘江以东的省税先入湘军账目，再由省府划拨行政经费。有人揶揄长沙“城门洞里过中央”，形象地揭开唐系把控下的财政闭环。

有意思的是，真正受南京直接节制的省区并不多。江浙皖闽赣加湖北、山东大体听令，可这些地方多是旧南方根据地，本就离中央政府最近。蒋介石只要在南京吹哨，这片区域能迅速集结；然而想让江南兵马压向西北、东三省，先要解决交通补给和地头蛇的“路条”。

统一迟迟难以完成，除了武力威慑有限，还因为各省保留下来的税警、护路队、民团、卫戍司令部等半军事机构形成藩篱。缴枪容易，撤销衙门难。每个军阀背后都有复杂的地方士绅、商会、外资矿业公司利益圈，中央若贸然动手，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并非没有布局。1930年春，他命陈诚在合肥成立“中央编遣特派员公署”，意图逐步裁减地方武装。然而特派员们走进地方部队营房，仅凭一纸命令便要人交枪，结果连门牌都没摸清。地方军长一句“中央经费先到”，就让裁军计划陷入拉锯。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结盟南北对峙，动摇了辛苦维系的表面统一。战火烧到河南许昌，这才让众人看清，北伐留下的残局并非一纸易帜可以抹平。军阀与中央的博弈，需要的不仅是枪炮，更是财政、交通、舆论以及国际环境等多方合力。

历史推演到这里，可以清楚看到：1928年虽高唱“统一”，然而各省兵权、财权、治权依旧分散。北伐并未送来真正的中央集权，而只是把“北洋”牌匾换成了“国府”招牌。随后的十年里，不断上演的地方与中央角力，都源于这一年留下的多中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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