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的清晨,你愿不愿意到总后勤帮个忙?”邱会作对面的人抬了抬眉,略一点头,“部里早就听说缺人手。”就在这句对话里,邱创成的履历再次发生急转弯。
那一年,三机部到六机部交由军方接管,国防工业体系人事大洗牌。各路高级将领忙着安置“拆”下来的骨干,既要稳情绪,也要保生产。总后勤部眼见几个核心位子空缺,不得不向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伸手。邱会作手里正好有一枚“多面手”——邱创成。
邱创成的名字在炮兵圈分量十足,但他最早露头却是在供给线上。1933年,红三军团翻山越岭,运粮、修械、背弹药,全靠军团供给部。他被调来当政委,琐碎而关键的后勤事务让年轻人练出一双“察缺补漏”的眼。长征中几次绝粮,他总能腾出一包豆子、一捆盐巴,保证断炊时间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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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勤线暂告一段落。他却不甘当“粮草官”,主动请缨转入火线。1938年八路军特务团新建炮兵团,他挂上政委臂章“零起步”摸大炮。那时弹药奇缺,指导员喊了句“试射”,全团围着仅有的两发山炮弹算角度。邱创成把一颗炮弹拆开,画出结构示意图,教战士记尺寸。旁人觉得抠门,他笑说:“弹药是银子,拆一次顶得上讲三节课。”
到延安整训时,他又负责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炮兵团。丘陵地带炮阵地难选,他干脆把窑洞倒过来用:洞口搭木板,洞内挖浅槽,火炮后坐力直接吸进黄土层,既隐蔽又稳固。这种“窑洞炮位”后来在绥德一带推广,小股日伪军摸根本摸不到炮口火光。
1945年,东北炮兵学校筹建。朱瑞需要一个既懂政治又懂技术的搭档,名单挑来挑去还是那个姓邱的合适。白山黑水正逢严冬,夜里温度零下三十度。炮膛一冷就挂霜,他让炊事班多生两口大锅,热水泼炮管,向苏联培训教官解释中国炮兵“养炮”绝活。教官啧啧称奇。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东北野战军要组建炮兵纵队。邱创成坐镇政委位,不讲豪言,只盯细节:每门炮配两名识字班长记载弹药消耗;每枚炮弹都用粉笔写上“几纵几旅”。作战后清点弹药,误差常常不超百分之一。林彪私下说:“邱政委这人,管炮管得跟账房先生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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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炮兵仍是短板。1959年陈锡联离任,中央让邱创成挑司令员担子。他上任第一天就给参谋们出题:“东南沿海一年潮湿多少天?炮架防锈涂层耐盐雾几小时?”没人回答得圆满,他立刻派人下部队一线做环境数据汇总。这一套硬指标后来写进《炮兵装备防护规范》,成为型号研制的参考值。不得不说,他对细节的执拗,让技术口暗暗叫苦,却也把质量门槛拉高。
1963年,他被调到第五机械工业部——这意味着将从指挥炮兵变成管理火炮生产。有人替他惋惜,他却摆手:“打炮是门艺,造炮才是根。”五机部那几年,他主持改进某型榴弹炮液压复进机,减少回弹力15%,间接提高射速。不懂技术的领导评价不出门道,造炮师傅却直说“行家领导”。
时间来到1969年,大调整汹涌而来。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需要把五机部交给军队托管,邱会作想起老伙计邱创成。一句“到总后勤帮忙”,实则把五机部革委会主任和总后勤副部长两顶帽子都扣在他头上。有人疑惑:炮兵司令兼兵器部长,怎么又去管衣粮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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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并不玄妙。其一,总后勤缺的正是懂工业、懂战场、懂基层的综合型领导;其二,文革冲击下原班老干部多被“靠边站”,需要一位不带地方派系的“技术型老红军”坐镇。更现实的考量:后勤保障日益依赖工厂生产线,能把两端对接的人太少。事实证明调动有效。邱创成到位后,枪械配件与服装面料联合采购,节约成本数千万,军委点名肯定。
从1933年背粮的小供给长,到1969年握着后勤与工业双线资源的副部长,邱创成的轨迹像一条折线,却从未离开保障二字。有人笑他“万金油”,他一句淡淡回应:“线断在细处,人困在缺处,补上就是价值。”这句话后来被总后勤部印成标语贴在仓库大门口,直到八十年代仍在。
1976年卸任后,他安静进入老干部休养所,不谈过去,也不写回忆录。1982年病逝,军内送行的老炮手递来一束空炮弹壳做成的花,底座刻着四个字——“炮声后勤”。这四个字,概括了他一生的两条主线,也解释了当年那场看似突兀的人事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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