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当过总后勤部长的他，在西安生活，有人想认识他，见见他

“1981年3月的一个阴冷早晨，’老首长，真的是您？’门外的小伙子话音发颤。”隔着半掩的木门，邱会作靠着一张旧藤椅点了点头，这就是他在西安平淡日子的日常音符。

两年前，他结束长达十年的“特别监管”被安排在西安市东郊一片老旧家属区，21平方米，水龙头滴哒不停，墙皮大块脱落。收拾妥当后，房里只剩四条木凳、一张单人床、一盏已发黄的钨丝灯泡。按文件规定，每月生活费一百元，外带三十斤全国粮票和半斤菜油票，仅此而已。

对比二十年前的行政六级待遇，落差肉眼可见。可彼时的工厂技工月薪大多三四十元，街坊们对他那一百块仍觉得“挺阔气”。邱会作心里有数：买煤球、添棉袜、寄信，都得算到分。

暖气是奢望，冬天只能靠一只土炉子撑着。炉膛烧旺，室内温度可到十九度；炉膛一闷，寒气立刻钻进骨缝。1982年腊月，炉盖没扣严，他在睡梦中吸进大量一氧化碳，幸亏帮工阿姨刘秀梅冲出屋子高声呼救，邻居们破门而入，抬到院子里抢回一条命。“这炉子是个祖宗，侍候不好要命。”他事后自嘲，却依旧不敢添置电暖气，电费贵。

那几年，票证好似第二身份证。粮票、肉票、布票、油票样样分档次。因无正式户籍，邱会作只能逢月拿到那三十斤粮票，其余全靠七拐八拐托人送。老战友孟庆和在信里写道：“我这儿攒了二两化纤票，你要不要？”字里行间尽是诙谐，更带无奈。

有意思的是，排菜市场的长队，他从不插队。可摊主或买菜人一认出他，常嚷：“让老红军先来！”他推辞无果，只好低头埋进棉帽。那一幕让周围人指指点点：风云人物也有如此普通的一天。

慢慢地，西安的老干部口口相传：邱部长住在东郊那排平房。于是，陌生的、熟识的、在职的、离休的，隔三差五上门。有人带来一包开封熟牛肉，有人塞两张内部电影票。邱会作大多礼貌接受，也只是把来者让进屋里坐坐，聊一阵旧事。

当年部属孔瑞云有次到西安开会，专程坐出租车寻他。他们对饮一碗稀小米粥，连菜都没来得及炒。孔瑞云放下筷子，悄声说：“首长，咱们都老了。”屋里灯泡发出嗡嗡响，谁也没有接这一句。

1985年起，中央出台老干部生活补助细则，他的月费升到二百元，增幅不小，但票证制度依旧。空荡的口袋里多出的那张十元票子总被他攒下来，到月底去书摊淘旧书——《军需管理学》《红军卫生简史》一摞摞扛回家。邱会作常念叨：“钱用光了，书留得住。”

不久后，改革开放带动市场温度上升，票证制度松动。西安城里的国营浴池开始收现金，他再也不用揣着破旧布袋兑换洗澡票。只是他仍保持着每周五下午“蹭公共浴池”的习惯，惹得年轻人窃窃议论：这位瘦老头究竟什么来头？

生活逐渐顺畅，可身体状况在走下坡路。1990年春，腰椎旧伤发作，他拄拐也要自己去粮店领票。售货员看不过眼，硬拉他到柜台后把米面打包好，再找辆三轮车送回家。邱会作道谢，小声感慨：“我从前管过千军万马，现在却需要人扶一把，世事啊。”

1992年，转机降临。陕西省老干局征得批复，将邱会作接往省干休所。搬家那天，下起小雪，院里几位邻居帮着抬行李，最沉的是一只柳条箱，里面不是衣物，而是十几册手稿和旧书。干休所给他安排了带暖气、独卫的套间，还配一辆红旗轿车供就医或外出。对比十一年前的寒灯旧椅，简直天壤之别。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专车”并不热衷。多数时候，仍握着公交月票挤13路去书店、去碑林。“坐轿车抖得腰疼，公共汽车晃几下筋骨舒坦。”他给司机解释，司机连连应声，却只能怏怏跟在后面。

干休所日子规律：清晨读《参考消息》，上午抄写回忆录，午后到操场慢走二十圈。偶尔有部队青年干部来采访，他端起茶杯说一句：“后勤是打仗的另一条战线。”说完不再延伸。对外他很少谈个人沉浮，既不辩解，也不渲染。

1994年春，邱会作伏案写完《红一方面军供给简表》最后一页，关掉台灯，窗外槐芽新绿。他没有对任何人提笔者是自己，只在扉页夹一张便笺：供今后研究者参考。此后，他把更多时间交给体能恢复，偶尔参加干休所组织的老兵座谈，听大家争论“数字化后勤”时，露出不习惯却又欣慰的神情。

生活起伏二十余载，他始终以一本日记折射时代：1981年记取票证、记煤球；1987年记录新币、记副食品提价；1992年开始写暖气片漏水、写专车油耗；1994年以后，字里行间逐渐从琐碎家用转向专业思考，连页码都用军需编号格式。

时针拨到1996年，老部下再次探望。对方递过一截带锈钢枪机零件——长征途中留下的纪念。邱会作抚摸片刻，说了句：“那时候后勤车还是骡马。”两人沉默。窗外走廊传来收音机播放的流行曲，新旧交叠，像极了他此生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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