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3岁，退休后我才明白：自己在别人眼里，根本没那么重要，对吗

我叫张建国，今年六十三。

在我弟弟张建军和我弟媳刘翠花，带着他们二十六岁的儿子张伟，堵在我家客厅，唾沫横飞地让我把退休金拿出来，再把乡下我出钱盖的老宅子过户给他们儿子结婚用时，我端着茶杯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那一刻，几十年的委屈和辛劳，好像都变成了一场笑话。

一个彻头彻尾的，关于我这个“大哥”的笑话。

我看着他们三张理所当然的脸，那神情仿佛在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我突然就想起了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费力地嘱咐：“建国啊，你弟弟……不争气，你……多担待。”

我担待了一辈子。

我像一头老黄牛，被亲情这条无形的缰绳拴着，在贫瘠的土地上，为他们犁了一辈子的地。

如今，我老了，犁不动了，他们却嫌我这头牛死得太慢，想在我咽气前，把我的皮和骨头，也一并榨干。

我的人生，是从“让着弟弟”这四个字开始的。

我们家穷，穷在那个年代，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一个鸡蛋，要打成一碗蛋花汤，让一家五口人都能尝到腥味儿。

可即便是这样的一碗蛋花汤，那几片可怜的、黄澄澄的蛋花，也永远只会精准地落在我弟弟建军的碗里。

娘总是说：“建军小，身体弱，你当哥的，让着他。”

我点头。

一袋粗粮饼子，是家里几天的口粮。

建军能挑那个最完整的，烤得最焦香的。而我，只能拿那个在袋子底下，碎成几块的。

爹会拍拍我的肩膀：“建国懂事，知道疼弟弟。”

我点头。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能埋住半个门。

娘用家里最后一点棉花，给建军做了一件新棉袄。

而我，穿着打了好几层补丁的旧袄子，在寒风里冻得嘴唇发紫。

邻居王婶都看不过去，跟我娘说：“嫂子，你也太偏心了，建国也是你儿子啊。”

我娘把眼睛一瞪，叉着腰：“你懂什么？建国是老大，就该有个老大的样子！他以后是要顶门立户的，吃这点苦算什么？”

我躲在门后，听着这话，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是啊，我是老大。

老大就意味着，我要承担一切，却不能索取分毫。

十六岁那年，我不想再念书了。

不是不爱念，是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

建军的成绩比我好，人也比我机灵，爹娘的意思，是想让他走出去。

我揣着爹给的几个干硬的窝头，跟着同村的二叔，登上了去城里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爹娘和弟弟越来越小的身影，没有流泪。

我知道，我这一走，身上就背着整个家的希望。

不，准确地说，是背着我弟弟的希望。

在城里，我什么苦都吃过。

在码头上扛过麻袋，一个麻袋一百多斤，压得我十几岁的脊梁都快断了。

在工地上筛过沙子，夏天的毒日头，晒得我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

在小饭馆里刷过盘子，冬天的冷水，刺得我满手都是冻疮，裂开的口子像一张张小嘴。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

留下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一分不留，全部寄回家。

我总是在信里写：爹，娘，我在城里挺好的，吃得饱，穿得暖，勿念。

我从没告诉他们，我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睡的是十几个人的大通铺。

我也从没告诉他们，我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工地上好几次。

家里的回信，总是很短。

开头是“建国吾儿”，结尾是“勿念”。

中间的内容，永远离不开钱。

“家里要买化肥了，钱不够。”

“你弟弟的学费该交了。”

“你娘身体不好，要抓点药。”

每一次，我都像接到圣旨一样，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寄回去。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是大哥，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以为，我的付出，他们都记在心里。

我以为，等我老了，我这个弟弟，会是我最坚实的依靠。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真是天真得可笑。

二十八岁那年，我攒下了一笔钱。

那是我用血汗换来的，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本想着用这笔钱，在城里付个小房子的首付，把我未来的家安顿下来。

可一封家信，打碎了我所有的计划。

信是爹写的，他说，建军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女方要求，必须在村里盖一栋新瓦房。

信的末尾，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建国，这事，只能靠你了。”

我捏着那封信，一夜没睡。

我看着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

我心里有过挣扎，有过不甘。

可最终，那种根植于骨血里的“长子责任”，还是战胜了一切。

我把所有的积蓄，三万块钱，一分不留地寄了回去。

那可是九十年代初的三万块钱。

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要攒上十年。

钱寄走后，我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

但我安慰自己，没关系，家好了，弟弟好了，爹娘就高兴了。

爹娘高兴了，我就心安了。

房子盖得很气派，是村里头一份的二层小楼。

建军结婚那天，我特意请假回了家。

酒席上，亲戚们都夸我这个当大哥的有本事，有担当。

爹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一遍遍地说：“我们家建国，就是有出息！”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那点不甘，也渐渐散了。

我看着建军和新媳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值了。

我甚至天真地想，这房子，我出钱盖的，将来我老了，回来养老，总有我一间屋子吧。

我万万没想到，从一开始，我就只是个出钱的冤大头。

房产证上，写的根本不是我爹的名字。

是我弟弟，张建军的名字。

这件事，他们瞒了我很多年。

直到我爹去世，我妈才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含含糊糊地说了出来。

她说：“建国，你别怪我们……建军他……他媳`妇厉害，我们也是没办法……”

我当时是什么感觉？

好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把我的心都冻住了。

我看着病床上瘦骨嶙峋的母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能说什么呢？

去怪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吗？

还是去跟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理论？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默默地，把母亲的医药费缴清，在病床前尽孝送终。

父母都走了，我觉得，我这个大哥的责任，也该到头了。

我和建军一家的联系，渐渐少了。

不是我刻意疏远，是他们，似乎也不太需要我了。

除了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大事，他们很少会给我打电话。

我也乐得清静。

我在城里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

我的妻子淑琴，是个善良本分的女人。

她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嘴上不说，但心里总归是有些怨言的。

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女儿上学、工作、买房，需要用钱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捉襟见肘。

因为我的大部分积蓄，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像流水一样，淌进了老家的那个无底洞。

淑琴常常叹气：“建国，你就是个老好人，你把你弟弟一家都惯坏了。”

我总是沉默。

我不知道怎么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退休后，我拿到了第一笔退休金。

不多，但足够我和淑琴安度晚年。

我们计划着，等疫情过去了，就去旅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弥补年轻时错过的风景。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了。

可我那个好弟弟，显然不这么想。

他带着老婆孩子，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狼，精准地找到了我的家门。

“哥，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

弟媳刘翠花的大嗓门，在不大的客厅里回荡，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小伟是咱们老张家唯一的根！他结婚，就是天大的事！你当大伯的，能眼睁睁看着他因为没钱买房，娶不上媳妇吗？”

她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瞟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那个一直低着头玩手机的侄子张伟，也在这时抬起头，帮腔道：“是啊大伯，现在城里的姑娘，都现实得很，没房子，谁跟你啊。”

他的语气，是那么地理所当然，仿佛我给他买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看着他，这个我从小看到大的侄子。

他小时候，我每次回家，都给他买最好的零食，最贵的玩具。

他上学，我给的压岁钱，比我给我自己女儿的都多。

可现在，他看着我的眼神，只有索取，没有一丝一毫的亲情和感激。

我把目光转向我的弟弟，张建军。

他从进门开始，就一直闷头抽烟，一根接一根。

此刻，他终于掐灭了烟头，抬起那张和我有着几分相似，却满是岁月侵蚀痕迹的脸。

“哥，”他声音沙哑，“小伟是你的亲侄子。你就当，再帮我最后一次。”

又是这句话。

“再帮我最后一次。”

这句话，我听了四十多年。

他第一次闯祸，打架赔钱的时候，他这么说。

他第一次做生意，赔得血本无归的时候，他这么说。

他迷上赌博，欠了一屁股债，被人追到家里来的时候，他还是这么说。

每一次，我都心软了。

每一次，我都以为，真的是最后一次。

可这“最后一次”，就像一个无尽的循环，把我牢牢地困在里面。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建军，不是我不帮你。我刚退休，手里这点钱，是我和你嫂子的养老钱，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不能动。”

“什么命根子！”

刘翠花尖叫起来，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你还有退休金！每个月都有钱拿！我们呢？我们老了，可什么都没有！你现在不帮小伟，是想让我们老两口将来喝西北风吗？”

她的逻辑，简直是强盗逻辑。

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你们有没有手脚？建军才六十，你还不到六十，你们就不能自己去挣钱吗？凭什么要我养你们一辈子？”

“挣钱？我们这个年纪了，去哪里挣钱？不像你，在城里享福！”

刘翠花翻了个白眼，“再说了，你是我大哥，长兄如父，你管我们，不是应该的吗？”

“长兄如父？”

我冷笑出声，笑声里带着无尽的悲凉。

“好一个长兄如父！我这个‘父’，给你们盖了房子，给你们还了赌债，给你们养了儿子！现在，你们的儿子要结婚了，还要我这个‘父’，掏空棺材本，给他买婚房？”

“我问你们，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提款机吗？”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几十年的压抑和委屈，在这一刻，如同火山一样，即将喷发。

“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张建军皱着眉头，一脸的不赞同。

“那房子，是咱爹妈留下的，本来就该是我的。你出钱，那是你孝敬爹妈，天经地义！”

“至于小伟，他是咱老张家的独苗，他的事，就是我们全家的事！你不为我想，不为你弟媳想，也该为咱老张家的香火想想吧！”

“香火？”

我几乎要笑出眼泪来。

“为了你们老张家的香火，我就该倾家荡产，晚景凄凉吗？”

“张建军，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这些年，我对你，对这个家，还不够好吗？”

我的妻子淑琴，一直默默地在厨房里抹眼泪。

此刻，她再也忍不住了，端着一杯水走出来，重重地放在茶几上。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千钧的重量。

“你们大哥十六岁出去打工，挣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家！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你们一个个都拉扯大了！”

“你们盖房子，他把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他自己结婚，连件像样的家具都买不起！”

“你们儿子上学，要交择校费，他二话不说，把我们给女儿准备的大学学费先拿给了你们！”

“现在，他老了，退休了，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你们就这么逼他吗？”

淑琴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绞痛。

是我，是我对不起她，对不起我们的女儿。

我为了那个所谓的“家”，亏欠了她们母女太多太多。

刘翠花被淑琴说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但她嘴上却不饶人。

“嫂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似的。他是我大哥，他帮我们，难道不应该吗？一家人，算那么清楚干什么？”

“一家人？”

我终于爆发了。

我猛地站起来，因为动作太猛，带倒了身后的椅子。

“砰”的一声巨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刘翠花！张建军！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我指着他们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道。

“从今天起，我张建国，跟你们，恩断义绝！”

“我十六岁出去打工，钱呢？全寄回家了！我连一件超过五十块钱的衣服都没穿过！”

“我二十八岁攒钱盖房子，房子呢？写了你的名字，成了你的婚房！我连一块砖都没摸过！”

“我结婚的时候，淑琴家要三千块彩礼，我拿不出来！是我岳父岳母可怜我，才把淑琴嫁给了我！而那时候，我刚给你还了五千块的赌债！”

“我女儿考上大学，我想给她买台电脑，钱不够！因为钱，都先给你儿子交了三万块的择校费！”

“我这一辈子，活了六十多年，我哪一天是为自己活的？我哪一天不是在为你们活？”

“我就是一头牛！一头被你们家拴着的牛！给你们耕了一辈子的田，现在老了，没用了，你们就想把我杀了吃肉，是不是！”

我嘶吼着，咆哮着，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

眼泪，不受控制地从我苍老的眼角滑落。

那是憋了四十多年的泪。

是委屈，是愤怒，是不甘，是彻骨的寒心。

客厅里，一片死寂。

张建军，刘翠花，还有张伟，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爆发，给震住了。

他们大概从来没想过，那个一向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老好人张建国，会说出这样的话。

张建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刘翠花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慌乱的神色。

她大概也意识到，这次，她是真的把这头老黄牛给惹毛了。

我喘着粗气，胸口像是拉风箱一样。

吼完之后，我反而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

那些压抑在心底多年的石头，好像被我一次性地，都搬开了。

我慢慢地坐回沙发上，身体还有些发抖。

淑琴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她的手很温暖，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看着对面三张惊愕的脸，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语气，开口了。

“说完了，我们现在，谈谈正事。”

我的冷静，比刚才的爆发，更让他们感到不安。

“第一，我的退休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那是我和淑琴的养老钱，谁也别想打主意。”

“第二，乡下的那栋房子。”

我顿了顿，看着张建军的眼睛。

“你刚才说，那房子是你孝敬爹妈的，天经地义。好，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天理’和‘法律’。”

我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文件袋。

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

我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用上。

我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摆在他们面前。

“这是我当年，每一笔给你家汇款的邮局凭证。从一九八五年到二零一五年，三十年的时间，一共是四百二十七笔，总金额，二十一万三千六百块。”

“这是我当年为了凑钱盖房子，从厂里预支工资的借条。上面有厂长的签字和公章。”

“这是当年盖房子的施工合同，上面写明了，工程款由我张建国支付。施工队长王大柱，现在还住在村东头，他可以为我作证。”

“这是我当年和村委会签的宅基地申请协议的复印件，虽然最后批下来写的是爹的名字，但前期的申请人，是我。”

我每拿出一份证据，张建军和刘翠花的脸色，就白一分。

他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看似糊涂的老实人，会把这些几十年前的东西，都保存得这么完好。

“张建军，你现在还觉得，这房子，跟你没关系吗？”

我盯着他，目光如炬。

“法律上，这房子可能因为登记在你名下，会有些纠纷。但道德上，人心上，你敢说这房子，是你张建军的吗？”

“你要是真有脸皮，觉得这房子就是你的，行。”

我把文件收起来，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们法庭上见。”

“我会请律师，把你这些年，从我这里拿走的每一分钱，都算个清清楚楚。包括但不限于，盖房子的钱，你赌博输的钱，你儿子上学的钱。”

“我们不谈亲情，只谈法律。看看最后，法官会怎么判。”

“法……法庭？”

刘翠花的声音都变了调。

她这种在乡下撒泼耍横惯了的女人，最怕的，就是“官家”。

“张建国，你……你疯了？为了这点事，你还要跟你亲弟弟打官司？你就不怕村里人戳你的脊梁骨吗？”

“戳我的脊梁骨？”

我笑了。

“我怕什么？我张建国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端。我倒是想让村里人都评评理，看看究竟是谁，不要脸，没良心！”

“你……”

刘翠花气得说不出话来。

张建军的头，埋得更低了。

他那双曾经无数次向我伸来要钱的手，此刻，正紧紧地攥着，青筋毕露。

我知道，我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

他可以不要脸，但他不能不在乎村里的名声。

“至于你，张伟。”

我把目光转向那个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假装玩手机，实则竖着耳朵听的侄子。

“你也是个成年人了，大学也毕业了。想要房子，想要结婚，靠自己的双手去挣，去打拼。别总想着啃老，更别想着，来啃我这个大伯。”

“我告诉你，我没有一分钱，是白给你的。我给你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我用血汗换来的。”

“你如果还有点良知，就该劝劝你的父母，别再来找我的麻烦。”

张伟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大概是觉得，我这个大伯，让他当众丢了脸。

他猛地站起来，恶狠狠地瞪着我。

“大伯，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爸妈养我不容易，我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有什么错？”

“你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就要牺牲我的好日子吗？”

我毫不畏惧地回视着他。

“这是谁教你的道理？”

“你……你就是自私！你就是为富不仁！”

张伟口不择言地吼道。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

不是我打的。

是张建军。

他猛地站起来，一巴掌扇在自己儿子的脸上。

“混账东西！你怎么跟你大伯说话的！”

他打完，又转向我，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哥，你别生气……小孩子，不懂事……”

我看着他。

我知道，他这一巴掌，不是打给儿子看的。

是打给我看的。

他在服软，他在求饶。

他怕了。

他怕我真的去法院告他，怕我真的把这些年的烂账，都翻出来。

他怕他会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来。

我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感。

只有无尽的悲哀。

这就是我的亲弟弟。

一个被我用半生心血供养起来的，彻头彻尾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的亲情，他的尊严，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

“行了。”

我摆了摆手，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

“你们走吧。”

“哥……”

张建军还想说什么。

“走。”

我只说了一个字。

我的眼神告诉他，今天，没有商量的余地。

刘翠花拉了拉张建军的衣角，又狠狠地瞪了一眼捂着脸的张伟。

一家三口，终于像斗败的公鸡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门被关上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瘫倒在沙发上。

淑琴走过来，默默地帮我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水，换成了一杯热水。

“建国，你做得对。”

她坐在我身边，轻声说。

我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眼中的心疼和支持，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做得对。

可我的心，为什么还是这么痛呢？

痛得像被人用刀子，一片一片地割着。

那是我用六十多年的付出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亲情啊。

虽然它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是不公的。

但它，毕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而今天，我亲手，把它给砸碎了。

砸得粉身碎骨。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回了那个贫穷的小山村。

爹和娘都还在。

他们坐在院子里，笑着看我和建军玩耍。

娘又煮了鸡蛋，这一次，她煮了两个。

她把一个完整的，剥好了壳，递到我手里。

“建国，吃吧，你是大哥，你先吃。”

爹在一旁，慈爱地看着我，说：“好孩子，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拿着那个温热的鸡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哭着说：“爹，娘，我不辛苦……”

然后，我就哭醒了。

枕边，湿了一大片。

天还没亮，窗外一片漆黑。

我再也睡不着了。

我起身，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支烟。

这是我戒了十几年的烟。

可今天，我特别想抽。

烟雾缭绕中，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

我想起，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给建军买的那件的确良衬衫，他穿上时，笑得那么开心。

我想起，他结婚的时候，我背着他，走过那段泥泞的土路，把他送进新房。

我想起，张伟出生的时候，我抱着那个小小的婴儿，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希望。

那些曾经的温情，难道都是假的吗？

还是说，再真挚的感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贪婪？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今天起，我再也没有弟弟了。

我只是一个，六十三岁的，孤独的老人。

手机在客厅里，嗡嗡地振动起来。

我走过去，拿起来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喂，是建国哥吗？”

电话那头，是一个略显苍老，但很熟悉的声音。

“我是你堂叔，德旺啊。”

德旺叔。

我们两家，已经很多年不来往了。

他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我心里一清二楚。

“德旺叔，这么晚了，有事吗？”我的声音很平静。

“哎呀，建国哥，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没事就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叙叙旧了？”

德旺叔在电话那头，打着哈哈。

“建国哥啊，我可都听说了。你跟建军，是不是闹别扭了？”

果然。

消息传得真快。

“叔，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不想多说。

“哎，怎么是家事呢？你们都是我的侄子，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

德旺叔的语气，突然变得语重心长起来。

“建国啊，我得说你两句了。你当大哥的，怎么能跟弟弟计较呢？俗话说得好，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建军他是混账，他是不懂事，可他毕竟是你亲弟弟啊！小伟，是你亲侄子啊！”

“你现在日子过好了，在城里享福了，就更应该拉扯他们一把。不能看着他们，在泥坑里打滚啊！”

“你把门一关，跟他们断了关系，是省心了。可你的良心，能安吗？将来到了地底下，你有脸去见你爹你娘吗？”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

道德绑架。

亲情勒索。

这些，是我最熟悉，也是我最害怕的东西。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

“建国啊，听叔一句劝。明天，你主动给建军打个电话，服个软。一家人，没有隔夜的仇。”

“钱的事，房子的事，你们坐下来，好好商量。你多让着他一点，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你这辈子，都让了，还差这一次吗？”

是啊。

我这辈子，都让了。

还差这一次吗？

我握着电话，手心全是冷汗。

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防线，在德旺叔这番话的冲击下，似乎又开始动摇了。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是我太自私，太绝情了吗？

我看着窗外，天边，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可我的世界，却依然是一片黑暗。

挂了德旺叔的电话，我一夜无眠。

他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你这辈子，都让了，还差这一次吗？”

是啊，还差这一次吗？

我问自己。

答案，却迟迟无法浮现。

第二天一早，淑琴看我眼圈发黑，就知道我没睡好。

她给我端来一碗热粥，轻声问：“他们又来找你了？”

我摇了摇头，把德旺叔打电话的事，跟她说了一遍。

淑琴听完，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还差这一次’？我们的人生，就活该被他们绑架一辈子吗？”

“建国，你别听他的！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要是真为你弟弟好，就该劝你弟弟，自己去奋斗，而不是来压榨你！”

“这件事，你没有错！一点错都没有！”

淑琴的话，像一盏明灯，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

是啊，我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被无休止的索取，喂大了胃口的弟弟。

错的是，那些打着“亲情”的旗号，行道德绑架之实的所谓“亲戚”。

我不能再退了。

我退一步，他们就会进十步。

我的忍让，换不来他们的感恩，只会换来他们的变本加厉。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招数。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手机，成了热线电话。

七大姑，八大姨，各种沾亲带故的远房亲戚，轮番上阵。

他们的话术，都出奇地一致。

先是忆苦思甜，讲我们小时候多么不容易，兄弟俩感情多么好。

然后是批评教育，说我当大哥的，心胸太狭隘，不懂得顾全大局。

最后是威逼利诱，说我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就是不孝，就是六亲不认，将来要被全村人戳脊梁骨。

我从一开始的耐心解释，到后来的麻木，再到最后的厌烦。

最后，我干脆把所有不认识的号码，都设置了拒接。

世界，终于清静了。

可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一个星期后，我的女儿小雅，哭着给我打来了电话。

“爸，张伟来我单位闹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怎么闹了？你别急，慢慢说！”

“他……他带着他妈，就在我们公司楼下，拉着横幅，说……说你不孝，虐待父母，逼死弟弟……”

小雅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和委屈。

“现在我们公司的人，都在看我笑话……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气得浑身发抖。

无耻！

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

他们这是要毁了我女儿的名声，逼我就范！

“小雅，你别怕！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我现在就过去！”

我挂了电话，抓起外套就往外冲。

淑琴拉住我：“建国，你别冲动！”

“我能不冲动吗？他们都欺负到我们女儿头上了！”我眼睛都红了。

“你现在过去，不就中了他们的计吗？他们就是想把你逼出来，当着你女儿同事的面，让你下不来台！”

淑琴比我冷静。

“我们报警！”

对，报警！

我怎么没想到！

我立刻拨打了110。

警察来得很快。

等我和淑琴赶到小雅公司楼下时，刘翠花和张伟，正被两个警察，带上警车。

那条白底黑字的横幅，被扔在地上，显得那么刺眼。

小雅的领导和同事，都围在旁边，议论纷纷。

看到我，小雅再也忍不住，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

我抱着瑟瑟发抖的女儿，心如刀割。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她。

因为我的“无私”，让她从小就受尽了委屈。

现在，还要因为我的“家事”，让她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

我轻轻拍着女儿的背，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定语气，对她说：“小雅，别怕。从今天起，爸爸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

因为寻衅滋事，刘翠花和张伟，被拘留了十五天。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老家炸开了锅。

我那个好弟弟张建军，终于坐不住了。

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里，他不再是那个理直气壮的弟弟，而是带着哭腔，求我。

“哥，我求求你，你高抬贵手，放过你弟媳和侄子吧！”

“他们要是留了案底，小伟这辈子就毁了啊！”

“哥，我给你跪下了，行不行？”

我听着他卑微的乞求，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张建军，”我冷冷地开口，“现在知道怕了？你们去我女儿单位闹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毁了她的前途？”

“我……我们也是被你逼得没办法了啊！”他还在狡辩。

“逼你们？”我冷笑，“是我逼你们好吃懒做，还是我逼你们贪得无厌？”

“张建军，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想要我撤诉，可以。”

“你把那栋房子的房产证，给我拿过来。我们去房管局，把名字，变更到我的名下。”

“另外，写一份断绝关系的声明，你，刘翠花，张伟，都必须签字画押。”

“从今往后，我们两家，再无任何关系。你们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我能想象到，张建军此刻，正在进行着怎样的天人交战。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房子和我的“无限支持”。

另一边，是被拘留的妻子和儿子，以及我这个“绝情”大哥的最后通牒。

许久，他才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哥，你……你真的要这么绝吗？”

“是你们，先绝的。”

我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关机，扔在沙发上。

我知道，这个皮球，现在，被我踢回给了他。

做决定的，是他，张建军。

三天后，我的家门，被敲响了。

打开门，是张建军。

他一个人来的。

几天不见，他好像老了十岁。

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眼窝深陷。

他手里，捏着一个红色的房产证，和一个信封。

他没有进门，就站在门口。

他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

“哥，这是房产证。这是……声明书，我们都签了字。”

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接过来，打开信封。

三张纸，上面是打印好的断绝关系声明。

末尾，是三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和三个鲜红的手印。

张建军。

刘翠花。

张伟。

我看着那三个名字，心里，五味杂陈。

几十年的亲情，最终，就变成了这三张薄薄的纸。

“哥，”张建军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竟然有泪光。

“我……我对不起你。”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他说这句“对不起”。

可惜，太晚了。

有些东西，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我……先走了。”

他转身，佝偻着背，慢慢地，走下楼梯。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我赢了吗？

好像是赢了。

我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也摆脱了纠缠我半生的枷锁。

可我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

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缓缓地滑坐到地上。

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本房产证，和那三张声明书。

它们，是那么地沉重。

我63岁，退休后我才明白：自己在别人眼里，根本没那么重要。

你以为的血浓于水，在他们眼里，可能只是可以随时取用的血库。

你以为的无私奉献，在他们眼里，可能只是理所应当的责任。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斩断这畸形的亲情时，我才发现，我失去的，或许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而我得到的，将是属于我自己的，安宁的后半生。

手机开机后，进来一条短信。

是小雅发的。

“爸，晚上我跟妈回家吃饭。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烧鸡。”

我看着短信，眼眶，慢慢地湿润了。

我拿起手机，回复她。

“好，爸爸等你们回家。”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了进来。

很温暖。

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老家的那些亲戚，不会就此罢休。

张建军一家，也未必会真的就此断了念想。

我这辈子第一次为自己活，可这条路，真的能走通吗？

我63岁，才开始学着做一个“自私”的人，晚了吗？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