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老干部下放地方，被孤立起来，王平去看望，让地方多多照顾

【1975年9月上旬，咸宁】“老李，身体还撑得住吧？”车门刚开，王平就凑到门口，声音不高，却透出一股子急切。 四十来公里的乡道，吉普一路颠簸。随行警卫暗地里掂了掂后备箱里的黄花梨和几罐军用罐头，心里直嘀咕：堂堂武汉军区政委，怎么像探亲一样带着见面礼。

两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7月末，中央军委刚刚在北京西郊开完那场整顿会议。会议一结束，调令就飞到了各大军区。炮兵司令部里的王平只来得及把桌面上的文件分类归档，便背起行囊南下。调动理由并不复杂：武汉军区内部杂音多，部队管得紧，却挡不住地方有些人伸手。叶帅和邓副主席要找一个“不怕得罪人”的政委来收拾残局，王平正合适。

到任第一周，全军区的师团级党委会挨个开，他几乎没踏出军营大门。可第二周起，他对外走动的次数忽然多了。最初没人明白原因，只听说他打听咸宁、襄樊、孝感几个边远地区的“特殊人员”情况。 所谓“特殊人员”，指的是1969年大战备疏散名单里的老干部。那一年，“有战事”成了口头禅，为了“分散中央火力”，近百位中央和国家机关老同志被送往全国各地。湖北境内落户的就有原统战部长李维汉、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外交部副部长刘晓、中央监察委副书记王从吾等人。

疏散时说的是“下基层体验生活”，可落实到乡镇就是粗粮、重活、警惕的目光。大多数群众并不清楚这些老人的经历，只知道“首都来的人不得乱接触”，于是客气有余，真情不足。地方领导更谨慎，生怕沾上是非，干脆敬而远之。结果，干部们在食堂排队都得靠自己抢座，连理发都要跟民兵排队等号。 李维汉常开玩笑：“革命一辈子，头一次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

王平对这种局面格外不舒服。原因很简单：他自己也当过“透明人”。1967年夏天，他被怀疑“保守”，关了足足七年。1974年春天虽然“解放”，却没人安排职务，住在招待所里，出门要报备。那段日子，他最大的奢望只是能随意在街角买根冰棍。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他对“下放老同志”格外敏感。听说他们连读书的书架都没有，他当晚就让机关服务社把一批《二十四史》和字典打包送往咸宁。

第一次探望是9月上旬。李维汉住在一间两间半的平房里，窗框掉漆，墙角潮湿。王平没寒暄太多，只问“三件事”：伙食、医疗、书报。李维汉苦笑：“想吃点绿叶菜得靠自己种，医务室药不过头疼粉，报纸倒是有，可都是一周前的。” 第二天，咸宁地委书记被叫到军区小礼堂喝茶。王平没有命令口吻，只淡淡一句：“这些老同志，中央是有结论的。日常照顾不好，传出去，对谁都不好看。”书记当场点头，心里却犯嘀咕：这算哪门子指示？

三天后，咸宁供销社运来一批被褥，县卫生院派了两位主治医生常驻。再往后，刘宁一在襄樊也收到了一口铝制箱，里面是维生素片和几包川贝枇杷膏。刘晓那边更快，军区后勤部直接划了两亩菜地给外交部老同志自管。 “看吧，政委一句话，比文件还灵。”随行警卫在车里嘀咕，语气里带点自豪。

需要说明一点：王平并不是越权插手地方。他做的是“姿态”。1975年中央已经有意纠正“极左”，但文件层面下得谨慎。地方干部观望甚多，不敢先动。王平这一趟，相当于给地方打了强心针：中央态度变了，照顾老同志不算冒风险。 有意思的是，这种“姿态”很快传遍湖北。孝感县委干部干脆把女中空出的宿舍留给王从吾；黄陂县给几位原文艺界的下放者腾了一个排练室，用于练琴习字。外人看来是小事，对当事人却是翻天覆地。

年底，军区总结会上有人建议：能不能干脆把老同志接回军区医务所统一管理？王平想了想，摇头：“放在各地才是最保险的，现在不是接回来的时候。”话虽如此，他给总后勤部写了封信，要求湖北所属七个安置点的医疗指标拨高两个等级。信寄出不到半个月，转发件加盖了总后印章，各地照办。

1976年春天，政治局批准“干部政策落实预案”。同年冬，叶帅批示“对被疏散老干部逐一审查，符合条件者先行返京”。湖北名单里，排第一的就是李维汉。襄樊、咸宁、孝感的几位老人相继回城，一路火车软卧，省军区派护送，也算体面。 临行那天，刘宁一捂着王平的手说：“谢谢你，老弟。”王平回了句：“我是替组织做事。”话音不重，却很真。

到了1978年，他们悉数回到各自领域。李维汉重新主持统战部顾问工作，常在会上提到“湖北土豆味道纯正”；刘晓继续钻研外交口译，笑言在孝感练就了听方言的本事；王从吾回到监察委，第一件事就是为湖北乡亲寄去一批药。 从结果看，王平那几次“私人走动”并没有写进正式档案，却成为地方干部口口相传的小插曲。若干年后，湖北某县志修订，把1975年那段“改进对下放老同志生活条件”的记录写得相当简短，只一句：“军区领导关怀，安排得宜”。字数不多，却能看出当年的谨慎与复杂。

军中旧友回忆王平，总爱提他的脾气：说话直，做事快，不计小节。可真正让人记住的，是他对“透明人”处境的共情。没有慷慨陈词，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一辆吉普车、几罐罐头、一句“伙食怎么样”，就足以改变一群老人的命运走向。 历史的进程往往被大事件推动，细节却掌握在具体的人手里。这一点，在1975年的鄂南乡道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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