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干22年大军区政委，10年省一把手，被免职成局外人，不适应

“1977年4月的一天早晨，冼恒汉抬头看着阴蒙蒙的西山低声问警卫：‘小王，上面的电报到了吗？’” 这句看似平常的问话，其实标志着一段漫长军政生涯的收尾。从此，他告别指挥席，转而走进半隐半显的晚年。

冼恒汉1908年生于广东五华，13岁挑担卖菜贴补家用；20岁投身革命，扛枪上井冈，转战赣南闽西。长征时，他负责后勤，从雪山草地一路护送辎重，部队内部管他叫“有办法的政委”。抗日、解放战争期间，他始终做政治工作，左手文件，右手枪杆。1955年授衔时，中央考虑西北地广人稀、民情复杂，决定把这位善打政治仗的干部调去撑起兰州军区，他也因此在大西北一扎就是27年。

兰州军区政委的担子并不好挑。1950年代末，部队还在野营拉练，后方却要修铁路、修水渠。政工口活多、细软、烦，换个脾气急的指挥员早就炸锅。冼恒汉没急，他习惯先摸脉、再下药。一次训练间隙，他硬是把战士们的意见整理成七八本笔记，逐条上报，两个月后，军区司令部出台的勤务条例里有四分之一来自那堆意见。有人感叹：“冼政委的笔，比喇叭还响。”

时间切到1966年。大规模运动风雨欲来，冼恒汉正在酒泉农村蹲点社教。10月回兰州时，火车站已经贴满大字报，省里几位主要负责人“避风”进了军区礼堂。外界只当他经验老到，可他本人其实摸不透方向。军区机关还是照常升旗、点名、晚点验，可楼道里口号声、批判声此起彼伏，他不得不跟着布置“学习文件”。不久，冲击来了，张达志挨批斗后轮到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压得他两个多月没睡囫囵觉。

1967年2月，中央要求大军区停止“四大”并准备“支左”。那是翻身的机会，他抓住了。西北四省区摊子大、人心乱，他挑的头号难题是甘肃。要组建省革委会，必须先让数个炮火味十足的群众组织“大联合”。光为了一个名单，他往返兰州、银川、北京十多次。有人急得拍桌子，他却笑说：“没火候的茶叶泡不出味儿。”一年后，革委会正式挂牌，他兼任主任与第一书记，一干就是十年。

甘肃的第一难，是水。黄土高原靠天吃饭，遇上春季大风沙，种子埋土里都未必发芽。冼恒汉向国家计委连递三份报告，争到每年三千万专项，用于打机井、修坑塘。六年间，六万多眼机井让八十多万亩旱地喝上“定心丸”。粮食产量1969年在50亿斤徘徊，1975年破百亿斤，省里统计口径冷冰冰，却挡不住农民偷偷炖肉的笑声。那时流行一句口号：“打井就是打粮票，修渠就是修日子。”不少社员说：以前逃荒走关中，如今腿脚懒得动。

冼恒汉主政甘肃十年，做过冒进的决策也说过空话。他自己在省革委扩大会上承认：“我犯过主观主义，盖过大帽子，挨批不冤。”当时风声鹤唳，“多干多错”成了无奈的口头禅。可在普通干部眼里，他依旧是那个能深夜披棉衣下田埂看苗情的老政委。人们记得他批示修建连霍公路甘肃段时说的那句重话：“要过黄河，先过心里的坎。”

问题最终出在兰州铁路局。铁路局归铁道部管，驻地又在甘肃，双方谁都想“指两头”。1976年底，铁路工人罢工苗头不断，冼恒汉按惯例召集地委书记和铁路局领导谈话，中央某位负责同志却认为“地方干预部属企业”。一来二去，矛盾上收。1977年春，他被叫到北京西山，谈话结束当天就收到“免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职务”的通知，随后调回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多年运筹帷幄的将领，一夜之间成了大院里的“候补员”。

从热闹骤然跌入清冷，那种落差旁人难以体会。他住在三里河干休所，桌上文件少得可怜。习惯了每日批阅电报的手忽然空下来，他只能翻报纸、看天气预报。子女纳闷，他淡淡一句：“想知道甘肃今天下没下雨。”其实，他早已无权过问甘肃事务，只是挂念那片干旱土地罢了。

有意思的是，免职后的冼恒汉并未完全沉默。军委在整理西北军史资料，他主动写了不少回忆，尤其强调水利建设对稳定边疆的重要性。编辑人员看完感慨：“这更像一份省情报告。”或许，离开岗位不等于切断责任，他的思维依旧停留在“统一领导、绝不脱管”的岁月。

1984年，冼恒汉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兰州，甘肃省一些老职工自发写信悼念，其中一句话颇打动人：“那年打井，冼主任蹲在井口边掏泥巴，他问大家水甜不甜；如今井水仍在流，人却不在。”

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冼恒汉的时代早已翻页。但那段时间里，西北土地上的每一道机井、每一条支渠，都记录着一位老政委的脚印与执拗。风沙还在，河流还是那几条，可走过的人已难再回来。历史评价或许会有分歧，然而在最缺水、最混乱的时候，他曾顶风站在阵前，这一点很难被抹去。

今天谈起冼恒汉，有人说他过于坚持原则，也有人说他不懂变通。两种声音都存在，也都算数。评价一个在军中领兵22年、在地方坐镇10年的干部，光靠成败论短长显得单薄。他的强硬、他的短板，都与那个剧烈动荡的年代相互缠绕。重要的是，干旱的黄土高原终于有了稳定的粮仓，这一点，与他不能完全分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