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大军区政委22年，每次入京开会从不逗留，离休却是正军级待遇

1956年初冬，祁连山脚下的边防连队突然接到紧急警情，夜色漆黑，风雪盖住了车辙，后勤人员一时赶不到。政委冼恒汉披着大衣，从兰州军区机关一路颠簸赶来，天没亮就站在阵地旁。战士困乏，他却端着搪瓷缸挨个察看伤口、派发干粮。没人觉得奇怪——这位大军区政委向来这样，来得快，走得也快，忙完马上钻进吉普车，扬长而去。

追溯他的履历，会发现节奏始终如一：1929年在广西百色举义枪，当宣传员；1935年翻雪山、过草地，带着伤员一寸寸往北走；抗战时期写动员稿，用壮语喊出“保家卫国”；1955年授衔中将后落脚西北。当年授衔仪式结束，他还没换下礼服就登上返回兰州的专列。有人揶揄：“风头都不要？”冼恒汉只是摆摆手。

西北军区重组时，后勤缺口大、官兵流动频繁，最棘手的是思想松散。冼恒汉没写华丽方案，而是跑遍高原哨所。见面第一句往往不是训话，而是问伙食。“肚子不饱，哪来的战斗意志？”这种接地气的作风，让一线官兵心服口服。几个月后，伙食标准提高，流失率下降，训练课目重新衔接，这些变化没有写进公开简报，却实实在在地稳住了西北防线。

有意思的是，他对“进京”特别谨慎。每当总部召集会议，他凌晨四点上火车，文件卷宗夹在臂弯。会后不喝茶、不串门，转身往回赶。“岗位越高，规矩越多。”他在车厢里随口一句，算是解释，也是自警。有人看不惯，说他不合群，也有人猜他怕扯关系。议论飘来飘去，他依旧雷打不动，一张路票两个馒头，来去匆匆。

这种避嫌做派在特殊年代显得格外刺眼。1975年，军区关于建设重点的讨论会上，他提出“西北边疆稳，则全国大局稳”。这句话与当时某些决策思路有差距，散会后场面略显冷。随后的风评并不友好，他却照常下部队，把意见写成十几页纸递上去，语气平和、数据翔实，没有一句抱怨。

1977年离开岗位时，他简单收拾一只旧藤箱，回到北京招待所等待安置。初版离休方案只给地师级待遇。战友惋惜，他淡淡笑：“组织自有考量。”那阵子，他每天清晨练字，下午散步到复兴门外买两份旧报纸，翻完再折好放回柜子。看客多了，议论也就淡了。

经过七年复核，1984年文件下达：离休待遇提升为正军级。手续送到兰州时，他正陪新任政委巡防。参谋递上红头文件，他只是点点头，把纸折成四方块塞进挎包，继续沿着壕沟往前走。同行军官后来回忆：“冼老那天一句多余话都没说，只是步子比往常快了半拍。”

退休后，他把户口留在兰州，住进一排青砖旧屋。街坊常看见他拄拐溜达，偶尔停下，摸摸墙缝里盛开的野菊。年轻干部来取经，他递茶、不摆谱，只提醒一句：“别忘了边关冷，冷不在气温，在人心。”句子朴素，分量却沉。

1991年深秋，心脏病发作，冼恒汉走得干脆。遗嘱只有寥寥几行，叮嘱不设仪式、不留头衔。军区按他的意思办了，墓碑除姓名和生卒年月别无他物。送行队伍里，昔日普通炊事员红了眼圈：“冼政委走得轻，可咱们知道，他把最重的担子都抗过。”

22年掌舵西北大军区，一辈子快来快去、不肯多待半刻的习惯，终究没改。他或许不在乎身后级别，却在乎战线是否牢靠、士气是否上扬。正因如此，档案里那串简洁的数字与职务，才显得份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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