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姐妹：十四年抗战离合

导读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宋氏三姐妹，捐弃前嫌，携手一致，谱写了她们人生交响乐中最辉煌的篇章。十四年抗战中，不同的价值观和相同的民族情左右着她们，由此而生的悲欢离合，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与不易。

01

抗战初期姐妹关系一度缓和

1931年，对于宋家和中国来说都不太平。那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财政部长宋子文焦头烂额，正在全力“剿共”的蒋介石给他发来成堆的电报，要款催粮。7月23日，宋子文接到噩耗：母亲倪桂珍在青岛病故。8月13日，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宋家兄弟姐妹时隔多年，得以重聚。

对于宋庆龄的到来，蒋介石心情复杂。就在宋庆龄“因母丧回国，暂时拟留沪休养”时，蒋介石下令逮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几番努力，终于在狱中见到了邓演达，并承诺设法营救。蒋介石知道后深恐夜长梦多，密令戴笠将邓演达“斩决报来”。

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战拉开帷幕。迫于压力，蒋介石暂时“下野”，但“下野”前还是杀害了邓演达。这对宋庆龄刺激很大，她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宣言，痛陈蒋介石专制独裁，声称国民党已经“灭亡”。随着这份宣言，三姐妹关系受到很大影响。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突袭，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两天后，宋庆龄来到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部慰问。此后，宋庆龄冒着炮火多次来到前线慰问将士，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面对装备先进的日军，十九路军损失很大，上海的医院已经收容不下伤兵，宋霭龄和宋庆龄姐妹俩紧急筹办了两所临时医院。在她们的带动下，上海各界人士纷纷出资，资助或筹办医院。宋霭龄和宋庆龄又发动民众缝制棉衣，几天之内，数万套棉服就送到了将士们手中。眼看姐姐们为抗战奔忙，宋子文也豁出老本儿，把自己属下的精锐部队税警总团拉到了上海前线，还亲自颁发了作战命令。在抗战初期，宋家成员的关系出现了一线缓和的曙光。

面对全国上下要求抗日的浪潮，蒋介石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越来越困难。于是，他耍起了新手段——与中共谈判，企图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为了与中共“打通关系”，蒋介石派出几路人马，宋子文便是其中一路。宋子文第一时间想到了二姐宋庆龄。宋庆龄虽然与蒋介石决裂，但是认为这个做法符合民族利益，欣然同意帮忙。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宋庆龄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威望，努力在国共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36年12月12日，在各方均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正在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最终在宋庆龄的牵线搭桥下，中共向宋美龄转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宋庆龄的不计前嫌，让宋美龄非常感动。她说：“二姐深明大义，不计荣辱恩仇，美龄甚为钦佩！”

02

三姐妹走到一起共赴国难

1937年，卢沟桥畔一声枪响，“七七事变”爆发。蓄谋已久的日本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地，准备吞并中国。8月13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企图攻占南京，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眼见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先后调遣近80万军队投入淞沪战场。

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宋庆龄与廖仲恺的妻子、自己的老朋友何香凝一起，准备建立上海妇女抗战后援会。这一次，她还联络了宋霭龄，希望大姐能为此做些事情，宋霭龄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并积极参与其中。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以下简称总会），宋美龄担任主席。宋庆龄很快响应总会的号召，将上海妇女抗战后援会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这是三姐妹在抗战中正式合作的开始。

宋美龄和宋庆龄1937年的大多数时间虽然不在一处——宋美龄在南京，宋庆龄在上海，但空间上的距离没有妨碍姐妹团结抗日。

1937年，同情中国抗战事业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以及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工合”是一个“寓救济于生产，使中国走上自救之路”的组织，宋氏三姐妹很支持，共同参与其活动。第二年，“工合”总会在武汉成立，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没过不久，中国“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宋氏三姐妹的站台助威，不仅扩大了“工合”运动的影响，还使得姐妹间的关系更为亲近。宋美龄多次在公开场合对二姐大加称赞，一时间，宋氏姐妹关系似乎得到了修复。

1940年3月的一天，香港，宋氏三姐妹一起出现在一家饭店中。这是三姐妹在抗战开始近10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在饭店露面后数天，三姐妹又身穿中式旗袍，出席了一个集会，宣布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的香港分社。三姐妹都发表了讲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团结之意。对“伤兵之友”活动的积极参与，是三姐妹在整个抗战时期政治上最融洽的表现之一。

1940年4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邀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向美国播出。她们分别用英语呼唤国际社会的支持。广播演说后的第二天，纽约州立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03

三姐妹关系最终分崩离析

1941年1月，北上途中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8万多人的突袭，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史称“皖南事变”。“皖南事变”震惊了世界，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内战的边缘。

宋庆龄闻讯很快做出反应，联合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蒋介石深知这封公开信发表的结果，紧急命人扣下，不准发表。最终，宋庆龄以释放叶挺为条件，答应不发表，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皖南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恰好在香港，那一次足足待了4个月。有学者认为，这是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对宋庆龄深感内疚，以滞港不归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由于香港被日军侵占，宋庆龄退到重庆，再次与姐妹重聚。在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共同参加了一些官方活动，但一起露面的次数明显减少，已不是抗战前期的通力合作。她们被迫各行其道，宋美龄投身于战事外交，1942年访美大获成功；宋庆龄从事保盟的救济工作，支持中共的抗战。

到了抗战后期，形势渐趋明朗，她们姐妹的政治分歧随着国共分歧的加剧而凸显。再看不到宋美龄公开称赞二姐的救济工作，宋庆龄也在很多事情上对小妹宋美龄颇有微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14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后几个月，是举国同庆之时，也是三姐妹最终分道之时：

宋庆龄多次和到重庆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会面，讨论胜利后的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宋美龄则随蒋介石到处做胜利视察，享受当下的荣光；宋霭龄离开政治前台，退回幕后，盘算着如何再帮家族大捞一笔……

1945年12月，宋庆龄离开重庆，返回上海，继续支持民主进步力量；宋霭龄退归孔家，宋美龄则在第二年随蒋介石回到南京。

姐妹再次分别，渐行渐远。

本版据《环球人物》李静涛、郑心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