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因病辞世的两位八路军高级将领，都是谁？

“1942年3月5日晚，张主任的烧还没退吗？”驻延安后方医院的一名警卫小声地问医生，走廊里昏暗的油灯只剩豆大一点亮光。对话戛然而止时，一段因病夺走战将生命的往事，已无法逆转。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线不断告急，后方却缺医少药。绷带反复煮开使用，奎宁掺着糙米服下，连盐水都成了稀罕物。就是在这样近乎苛刻的环境里，一位军政要员渐渐倒在病榻——他便是化名“张浩”的林育英。

不少人对“林育英”这个本名略感陌生，但若提到林彪，立刻就联想到那支纪律严明、攻势凌厉的第四野战军。林育英与林彪是堂兄弟，再加上一位较早牺牲的林育南，史书把他们并称为“林氏三兄弟”，皆出自湖北黄冈团风县的林家大塆。

1922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林育英离家北上，先后在上海、莫斯科从事秘密工作。尤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他学习了苏俄政治宣传和党员教育的系统理论，这为后来改造红军政治工作提供了样本。

1936年秋，红军长征至甘孜。张国焘执意南下，自组“第四方面军政府”。中央电令多次催促无果，林育英奉命从莫斯科转道新疆奔赴甘孜。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但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让张国焘不得不慎重接待。两个多昼夜的交谈后，张国焘动摇了，“还是北上吧”，这句话成为挽救党和红军指挥体系的重要转折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太行山区党校、兵站、情报网络纷纷取得进展，许多老兵回忆：“张主任来后，一个排能顶过去一个连的士气。”

可惜频繁往返前后方的劳累掏空了他的身体。1938年春患上伤寒并发恶性疟疾，本想打打点滴就硬扛，可转入延安后，病情反复。医护人员只能用土霉素掺锅盔渣子喂药。1942年3月6日晨，他停止了呼吸，年仅四十五岁。

林育英辞世的第二天，前线电台还在呼叫“张浩同志”签批慰劳金。战友们站在窑洞外沉默许久，谁也没说出一句“他已经不在这里”。

时间拨回四年前，同样是在冀中平山，另一位高级将领因病殉职。他叫周建屏，一幅硬朗面孔时常出现在老照片中。周将军祖籍江西金溪，生于云南宣威。青少年时代就读云南讲武堂，后又考入黄埔一期。两所名校接力，奠定了扎实的兵学功底。

1911年，他参加辛亥滇军攻克昆明，打响人生第一枪。1927年随叶挺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转战井冈山、赣南。战功累积的背后，是十几处刀疤和弹片。

土地革命后期，他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再到红五军军长。每一次升迁几乎都在战火中完成：横扫富田、鏖战朱砂古，血与火一笔笔写在简报上。

1935年进入长征时，他因旧伤复发被迫暂时留在川滇边界，拄着拐杖咬牙走完雪山草地。抗战爆发后，周建屏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常与聂荣臻并肩部署冀中敌后作战。

1938年5月，三四三旅突袭井陉矿区，他亲自带尖刀排夜行四十里。战斗获胜却伤口撕裂，实在撑不住被送往平山卫生所。那时的“卫生所”仅三间土屋、两床手术台。6月13日拂晓，他因感染性休克去世，终年四十六岁。

消息传到师部，许多战士以为报纸排错了名字。一个月前还在山岭上指挥冲锋的硬汉，说没就没了。聂荣臻后来在日记里写道：“人虽去，军心在，不可自乱。”寥寥数字，却能窥见失去大将的痛。

横向对比两位将军的履历，背景不同，路径各异，却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政治立场坚定，早年就投身革命；二是长期身在一线，无暇顾及身体；三是病情耽误，多由战伤或热带病引起。那时缺乏青霉素，连普通消毒液都依赖前方“化学小组”自制，治愈率低得惊人。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高层并非没注意卫生健康，但“打得赢仗”始终压倒一切。根据延安卫生部留下的统计，1940年前后，八路军主要疾病死亡率中，恶性疟疾和伤寒占到近六成。张浩、周建屏不过是数字背后最耀眼的两道姓名。

假如这两位能活到1955年评衔，很难估计他们会获授何种军衔。按原职级与资历，至少可列入中将乃至上将候补名单。遗憾的是，战争把意外放在先，荣誉只能留给后来人猜测。

战场胜负往往写在公报，病榻上的牺牲却容易被尘封。提起张浩与周建屏，人们会想到谏言挽救红军命运的谈判桌、会想到夜色中悄悄推进的冲锋线，也会想到简陋病房里的昏黄油灯——这便是抗战岁月另一面：既写满血性，也写满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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